【社科发展大家谈】
电话接通,那端传来的声音清朗从容。
一天前,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还在上海高校的讲台上激情演讲——那堂“强国之路”大思政课上,台下多是18岁左右的大学生,台上是81岁的老教授。
此刻,他已从上海飞抵深圳的办公室。“习惯了,没问题!80岁可以是新起点!”这句话不是愿景,是日常。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10年过去,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道路上,焕发出不凡气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跨越数十年的接力,到“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在世界舞台上亮出“中国标准”;从各分支学科理论体系的开疆拓土,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拔节生长,葛剑雄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
“古老的优势,终炼成青春的锐气。”历史地理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探索之路,葛剑雄向记者深情道来。
十年笃行:以文化自信铸学科之魂
记者:葛教授,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您常说历史地理学“既古老又年轻”。回看这10年,这门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葛剑雄:历史地理学的确“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沿革地理”的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不过几十年。
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10年,历史地理学的变化,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把“古老”的优势发挥出来,把“年轻”的锐气修炼出来。
10年里,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把以往的研究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可以教、可以传、可以与国际对话的“中国学派”。周振鹤教授的历史政治地理和历代行政区划研究,吴松弟教授主编的历史经济地理系列专著,李孝聪教授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韩茂莉教授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安介生教授的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还有已故满志敏教授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各分支的理论体系基础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成果丰硕。
10年里,中国历史地理的成果越来越被世界看见。《中国人口发展史》已出版英文版、日文版,即将出版法文版、德文版。《中国移民史》七卷中有五卷、《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已列入外译工程。以前我们的东西出不去,书架上摆的是别人研究我们的书;现在不仅是出去了,而且是被邀请出去的。国外的出版社主动找来,要翻译、要出版,最近韩国学者和出版社正接洽翻译出版《中国移民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我们正在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批精心耕耘的学人扎扎实实做了10年的事。
2000年,我在昆明召开的历史地理年会上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研究永远只适用于中国,那跟世界就没有可比性,也谈不上世界水平。”这话在当时引起不少讨论。这些年来,历史地理学界一直在朝着推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贡献“中国标准”的目标不懈努力。
记者:说到“中国标准”,这些年历史地理学界还有哪些标志性成果,真正做到了“让世界参考我们的”?
葛剑雄:这个问题,要从一场持续40余年的学术接力谈起。
1982年12月,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一宏大工程,在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主持下启动。先生呕心沥血,却在1992年8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编出来!”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出版。2018年起,我担任第二册、第三册的执行主编。到2025年底,第二册图稿已基本完成编辑和初步设计,进入最终设计和制印阶段;第三册编稿已基本完成。如今,第一届编委会的全部成员,除了我以外已全部离世。我不忘学术前辈们的遗愿,把这项跨世纪项目从“未完待续”推进到“即将面世”。我相信,这部巨著将不仅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高峰,也是世界同类之最。
编图之外,我们也从未停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指引我们从现实回溯历史、从静态向动态、由文献向数字化开拓。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问世及不断完善,正是其成果。
我们原来的历史地图集是静态的,每个朝代选一个标准年代,画一幅图。而现在只要有相应的数据,CHGIS就能自动生成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地图。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它可以承载中国历史时期任何具有时间、空间因素的信息。
攻关路上,难题重重。现有的地名编码只能对应今天的地名,系统要求“一地一码”,但根据历史上不同的时间、位置、辖境、治所、隶属,一个地名往往需要一二十个甚至几十个码。当时我们的合作方、一位澳大利亚教授曾建议由他来研究解决,但在听明白要求后就知难而退。最后,还是满志敏教授主持研制了新的编码系统。对于历史文献的大量模糊信息,我们也制定了标准化处理办法。这两项成果使CHGIS的设想成为现实,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这10年的大变化,也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它贯穿了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殷殷嘱托的追寻过程。以前同仁们觉得自己是“小学科”,跟在别人后面;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独一无二的家底,有底气跟世界平等对话。古老的优势,终于萌发青春的锐气。
走向未来:历史目光如何照进现实
记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那它如何回应气候变化这类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
葛剑雄:很多人觉得研究历史就是向后看,但恰恰相反,历史地理研究的是过去,却能回答未来的问题。
气候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现在各国都在担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但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为什么?因为人类用现代科学仪器观测气候的时间太短了,最长不过200年,全球能积累这么长年代资料的观测点只有50个,其中90%集中在西欧。这意味着,科学家只能用不到200年并局限于很小范围的数据,去寻找判断整个地球上千年的规律,这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我们依托几千年的文献记录,可以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现存的甲骨文里有不少有关气候的间接记录,如在王都殷——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有成群野象活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冰”字。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肯定公元前16世纪到11世纪的商代,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
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的结果证明: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变化,无论是变暖还是变冷,都还没有超出历史上的极限。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重视气候变化,而是说我们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在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同时,应加强地球内在规律的研究,全面揭示气候变化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点,需要长时段的眼光,而中国历史地理学恰恰能提供这种眼光。
我们曾发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所有研究人员,从中国古籍中收集了两万多条材料,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研究子项目,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长时段参数,而这些资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便是中国学者对全人类的贡献。
让世界知道“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历史地理学正在践行使命。
记者:您提到,中国历史地理学能为全球气候模型提供3000年的数据。这种底气从何而来?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葛剑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我们的底气,正是来自这种植根于悠久文明的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来自四个方面:
我们有悠久的、从未中断的历史记载。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迁离、或灭绝。而中国从夏朝开始,历史一直没有中断。这为我们提供了全世界最长的、延续的历史资料。
我们有辽阔的疆域和多样的地理环境。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历史上中国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寒带、温带、热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我们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献资源。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已完全能解读。从秦始皇统一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保存至今的文字记载,无论是数量、内容还是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们有深厚的沿革地理传统。从《汉书·地理志》开始,几乎每一部正史都有地理志,记录疆域、政区、山川的变迁。这个传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考证方法和研究经验。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丰厚的学术积累上做研究。
这便是我们的底气。正是因为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才能做别人做不了的研究,才能为现实发展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历史镜鉴。黄河治理便是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教授论证黄河安流的关键是中游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做好水土保持,提出在中游地区农牧林结合,合理开发、综合治理。这不符合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中游的治理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谭先生的判断,靠的就是长时段的历史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历史地理学正是在“通古今之变”中为时代提供参考。这些年,我通过对历史环境变迁、文化传播、人口迁移等方面的研究和大量实地考察,提出“研究要全面,保护第一位,传承要保证,推广有选择”的原则。这个判断符合今天的发展需要,这也来自对历史规律的深入研究。
所以,历史地理学者的底气,说到底就是:我们手里握着独一无二的家底。我们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能力为现实决策、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支撑,有能力把这份“历史的深邃眼光”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传递给今天和未来的人。
薪火相传:学术根基如何枝繁叶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强调“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在您看来,历史地理学这10年在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探索?
葛剑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既有传统学科的积淀,又有新兴学科的朝气,还天然具有学科交叉的特性——它既属于地理学,又离不开历史学;既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又需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离不开人文学科的指引。这种跨学科的特质,为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带来了独特优势。
多年来,我们在学科体系建设上不断深入:一是把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一个个建起来,让历史地理学由“点”及“面”至“立体”地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地图、历史地理文献等,都有专门的学者在深耕、在探索,有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推出高质量的专著。二是让传统研究焕发新生机。历史地理学中有些分支,比如历史气候变迁、历史环境演变,过去依赖单一文献考证,研究手段有限。这些年,我们与相关的自然科学专业深度合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反哺传统研究,让老学问有了新方法,让冷门学科有了新活力。
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归根结底靠人才。如今,历史地理学的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成熟,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培养链条,既有传统文献功底的训练,也有现代研究方法的培养。1978年我考研究生时,连历史地理论著都没读过,但老师看重我“头脑清楚”,破格收了我这个还不知道“历史地理”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我带学生也秉持“不拘一格”的原则,哪怕学生某科成绩暂时不理想,哪怕本科不是历史地理相关专业,只要他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思考能力、坐冷板凳的定力、投身学术的强烈意愿,我都愿意给他机会。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能给历史地理学带来新的视角,历史地理学这个大家庭,也呼唤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一起做研究。我招的博士生中既有出自中文系、政教系的,也有电子工程、经济管理专业的,他们往往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有扎实的学术根基,又有跨学科视野,正在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领域发热发光。
记者:站在新的起点上,您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葛剑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希望未来历史地理学能做好三件事。
第一,继续打通学科壁垒。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天然地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交汇点上。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跨学科的尝试,比如研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气象学合作研究历史气候,与经济学合作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但还远远不够。我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打通学科之间的隔阂,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真正向纵深推进,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第二,继续走向广阔舞台。这些年,历史地理学在CHGIS等重大项目上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但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什么叫“世界水平”?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我们的理论、方法既适合中国,也适合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普遍适用性;我们的成果跟国外的成果是可比的、可深入对话的。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练就学贯中西的功底,掌握中西共需的方法,贡献“中国标准”“中国智慧”,让中国学问更多地惠及全人类。同时,学术的舞台不只在象牙塔里。如今我这个耄耋之年的人,还在新媒体上讲科普、当“博主”,在中国音数协游戏专委会做顾问。知识的力量能惠及更广阔的世界、影响更广泛的人群,这也是学术的社会责任。
第三,继续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人才培养的目标应与时俱进:既要让年轻学者掌握新技术,更要让他们守住人文的根本;既要放眼世界,更要扎根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让年轻学人秉持一个原则——人文引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它不能取代人的思考、人的信仰、人的奋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人”和人类活动,而“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创造力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我今年81岁了,还时常想起谭其骧先生当年激励大家的话:“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而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如何进步!”我们这代学人,正是在这种“努力超过前人”的学术精神传承中,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中,把学科体系框架搭建起来的。现在,我也把这句话传给年青一代:历史地理学的未来在你们手上,你们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学无止境,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终点。我原来的人生计划是正常工作到80岁、轻松工作到85岁。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满达到。现在看来,第二个目标恐怕要调整为正常工作到85岁或更久。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一定还会有新的目标!
(本报记者 彭景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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