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发达东亚社会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快速下滑，正给养老金和医疗体系带来压力，威胁经济增长，也在重塑整个社会。为应对这一问题，日本及东亚多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出鼓励生育政策，但成效往往有限。以日本为例，政府一再扩大育儿补贴和育儿假制度，但总和生育率在2024年仍降至创纪录的1：20。
在媒体评论、政策讨论，甚至家庭内部，一种常见说法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太高”或“过于重视事业”，因此不愿结婚生子。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形成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至今仍缺乏清晰认识。
为弥补这一认知空白，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一组研究人员采用一种新的准实验方法，考察日本社会中教育、生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副教授傅蓉领衔，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人口学》。
傅蓉解释这项研究的动机时表示：“2026年是火马年，也是这一生肖周期时隔60年再次到来。我们的研究把上一个火马年，也就是1966年，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那一年，受生肖迷信影响，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我们希望借此回答一个处在东亚人口危机核心的问题：女性教育，真的该为婚姻和生育下降负责吗？”
1966年火马年时，许多准备生育的父母会刻意避开让孩子出生在这个被认为不吉利的生肖年份。这种回避行为使得1967年1月至3月出生的女性群体规模更小，她们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面临的教育资源竞争也相对较少。
由于日本学年从4月开始，这批1967年年初出生的人在教育分组上被划入前一年度的同届学生。研究正是利用了这一“错位”，识别出一组1967年1月至3月出生的女性：她们享受到了较低的入学竞争压力，但自身并不直接承受“火马年”相关的歧视。
研究人员报告称，这一“错位队列”中的女性因为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结婚时间平均仅推迟约两周，首次生育时间平均仅推迟约40天。这种推迟是暂时性的：到40多岁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在结婚和生育上的可能性，与同龄人并无差异。
教育改变了家庭规划和扩大家庭的时间安排，但并没有导致女性因此拒绝或回避组建家庭。换句话说，教育本身对女性是否组建家庭、以及何时组建家庭的直接影响都非常有限。
这项研究表明，相关政策努力可能抓错了重点。如果教育并不是家庭形成推迟的根源，那么政策焦点就应转向清除受教育女性真正面对的结构性障碍：会惩罚母亲的职场环境、长期存在的“女性应承担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的社会期待，以及女性生育后缺乏灵活重返职业轨道的路径。
从现实看，要真正改善家庭形成状况，可能需要制度改革跟上女性在教育和经济上的进步，例如切实落实陪产假制度、提供不会带来职业惩罚的灵活工作安排，以及提供价格可负担、质量可靠的托育服务，既支持女性，也让她们能够同时建设事业与家庭。
傅蓉总结说：“我们的研究恰逢新一轮火马年发表，也带来了另一种现实应用价值。如果2026年再次出现因迷信而回避生育的现象，就会形成又一次自然实验，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得以检验：在当下已经显著不同的性别规范和经济条件下，类似机制是否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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