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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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在“昭和百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日本政府在东京北之丸公园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纪念仪式。声称“至今仍然受到‘昭和大叔’影响”的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刻意强调,要从昭和时代的“挑战与希望”中汲取力量,面向未来。笔者则认为,纪念昭和,如果回避昭和的战败历史,那么这种纪念本身便可能失去最基本的历史支点。
昭和时代(1926—1989年)无疑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剧烈动荡的时期之一。从军国主义膨胀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再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失败,这一时代的前半段是灾难的累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将日本自身推向战争泥潭。这段历史事实,不仅构成中日关系的根本记忆,也构成昭和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说侵华战争是日本昭和前期的扩张顶点,那么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则是昭和战败最具震撼性的象征。两颗原子弹的落下,使数十万平民瞬间化为焦土与阴影。这不仅是日本的国民悲剧,也是人类历史的惨痛警示。但是,这一悲剧并非孤立降临,而是战争层层递进的结果。脱离战争责任单独谈“受害”,无助于真正理解昭和的历史。
更不应被淡化的是东北亚战场的终局。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中国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日本长期引以为傲的关东军。这支曾被视为“王牌”的部队,在短时间内全面崩溃,标志着日本大陆战略的彻底破产。关东军的覆灭,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日本对外扩张体系的终结。
从更宏观的国际体系来看,日本的战败并未随着1945年的投降而终”。在战后国际秩序中,联合国体系长期将日本定位为“战败国”,这一法律与政治地位至今仍在多个层面产生影响。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在近年来日本的政治叙事中,昭和逐渐被包装为“苦难与复兴并存的时代”,而“战败”这一核心节点却被弱化甚至边缘化。此次纪念仪式中,“向先人学习”、“挑战未来”的表述固然具有鼓舞意义,但如果缺乏对侵略与失败的清晰反思,就容易滑向一种“去责任化”的历史叙述。
日本昭和时代的确包含战后重建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但这些成就,恰恰是建立在战败与反思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军国主义的否定,就不会有战后和平宪制的确立。没有对战争灾难的记忆,就难以解释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昭和百年,日本社会应该重新审视三个层面:第一,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是否被充分承认;第二,对战败教训的制度性总结是否仍然有效;第三,在当下复杂安全环境中,是否存在重走历史歧路的风险。
在当前日本安全政策不断调整、防务姿态趋于进攻化的背景下,对昭和战败历史的淡化,可能在无形中削弱社会的警惕性。如果历史被重新叙述为“苦难中的奋斗史”,而非“错误中的警示录”,那么纪念就有可能转化为某种危险的自我安慰。
因此,昭和百年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庆祝”,而在于“记取”。记取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记取原子弹爆炸的人类悲剧,记取战败国地位所承载的国际责任。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之中,日本才能真正理解昭和,也才能更稳健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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