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八十年后谁在改写东京审判？

尹晓亮 黄宝仪

今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两年半庭审，对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法庭系统审判和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准备、侵略中国等亚洲各国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对相关战犯判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东京审判是日本侵略罪行的历史铁证，是国际刑法发展的法律先河，是匡正日本扩张政策的和平警钟。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地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战后重建自卫队，到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禁令，再到近年反击能力的构建与装备出口范围的持续扩大，直至高市早苗内阁任内的一系列突破性举措，构成一条清晰的安保松绑路径。每一次松绑均通过对既有解释的“再解释”完成，使战后约束体制在形式延续下被改写。

80年后的今天，高市内阁将这一进程推向新的临界点。其一，在安全战略层面。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首次将“台湾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条件直接关联。这是战败以来日本在任首相首次在正式场合做出此类表述，打破了历届政府刻意维持的战略模糊。其二，在宪法体制层面。2026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单独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达到众议院发起修宪动议的门槛。4月12日，高市在自民党党代会上明确表态修宪“时机已到”，日本右翼在修宪议题上，正从长期以来的“暗度陈仓”转向明目张胆的“正面强攻”。其三，在军事产业层面。4月21日上午，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改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废除成品出口仅限非战斗目的的“5类”规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当天高市又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合祀有十四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春季大祭献“真榊”祭品，两个举动呼应，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史观与军事扩张野心。

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下，安全战略、宪法体制、军事产业、历史认知四条线同步推进，意味着东京审判所警示的“以侵略战争为政策选项”的国家形态，正在重新成为日本当代政治的现实可能。

当然，政府决策并不等同于社会意志。日本社会围绕安保松绑与修宪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市民团体的反对战争动员、学界对和平宪法精神的持续辩护构成这一分歧的具体表现。这一分歧说明，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反战原则”也是那些追求和平、发对战争民众的精神诉求，其能否在制度层面重新发挥约束作用，构成日本国内政治变量的内部张力。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提醒我们，需要警惕与预防的是一种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选项的政治结构。当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借助国内执政地位与外部同盟环境，逐一突破战后制度约束、持续改写历史叙事，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东京审判所警示的“以侵略战争为政策选项”的国家形态在日本重新上演。

(作者尹晓亮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黄宝仪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