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中越边境线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丛林里只有几声虫叫，看着跟平常的拂晓没两样。
可等指针指到凌晨四点，“轰隆” 一声巨响突然炸开！紧接着，上千门大炮一起开火，火光把半边天都烧红了，炮弹跟下雨似的砸向越军的阵地。
爆炸声、炮声、房子塌掉的声音混在一起，把边境线的宁静撕得粉碎。借着炮火的光，一队队穿着军装的人正沿着泥乎乎的山路往前线赶。
这些人大多十八九岁，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军装新得发硬，领口袖口的褶子都没撑开，有的人脚上的解放鞋还磨脚，鞋帮和鞋底的线缝都没磨软。
队伍里有个山东小伙子，长得高高壮壮的，攥着步枪的手心里全是汗。他叫王卫国，这天正好满十九岁。
出发前，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王，今天你生日，咱们在战场上打个胜仗，给你庆生，这才够意思！”
王卫国把这话记在心里，走路一颠一颠的，借着炮火的微光在日记本上写：“今天我十九岁生日，指导员说要用胜利庆生。我一定好好打仗，保卫咱国家的地盘！”
在广西水口关那边，战斗先打起来了。某部三连要正面冲锋，这可是这些新兵第一次真刀真枪上战场。
冲在最前面的是个叫赵建国的知青，三个月前还在湖南乡下插秧呢，皮肤晒得黝黑，那时候手里攥的还是稻穗。
现在他端着步枪，眼神有点慌，但脚步没停。等部队快到越军阵地时，“哒哒哒” 一阵机枪声突然响起来，子弹跟鞭子似的抽过来，打在树干上溅得木屑乱飞。
好几个新兵吓得直接趴在地上，双手抱头，连抬头都不敢。“不想死就往前冲！” 一个沙哑的声音喊起来，是班里的老兵孙大勇。
他一脚踹在旁边一个新兵屁股上，自己端着机枪一边扫一边往前冲。看着老兵冲了，趴着的新兵们也壮起胆子，爬起来跟着队伍往前跑。
队伍里有个广东新兵叫李建军，跑得最快，可关键时候掉了链子。他瞄准一个越军，使劲扣扳机，枪却没动静。
他急得满头大汗，掰了好几次扳机都没用。“开保险！开保险！” 旁边的班长一边打枪一边回头吼他。
李建军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用手指拨开保险，再扣扳机，子弹 “嗖” 地飞出去，正好打中目标。他松了口气，顾不上多想，跟着队伍继续往前冲。
这样的事儿，在整个边境线上到处都是。在后方的一个野战医院里，医生护士忙得脚不沾地，伤员一波接一波地送过来。
手术室里灯光惨白，手术刀碰得叮当响，还夹杂着伤员的哼哼声。护士长陈慧敏已经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汗把手术服都湿透了，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她发现，送来的伤员里，八成都是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这些年轻人有的胳膊被炸断了，有的腿中了弹，有的身上全是弹片划的口子，疼得脸色发白，可没几个人哭出声。
整理伤员衣服的时候，护士们经常能在军装内侧摸到小小的护身符。那都是战士们的妈妈连夜做的，有的用红布包着几粒米和一枚铜钱，有的绣着 “平安” 两字，针脚密密麻麻的，全是牵挂。
有个胸口中弹的年轻战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了，抢救的时候一直断断续续喊 “妈妈”，声音弱得像蚊子叫。
护士小心地翻开他的领章，上面用钢笔写着 “1978 年 12 月入伍”。看着这行字，护士们都红了眼 —— 这战士入伍还不到两个月，军营生活还没适应呢，就上了这么残酷的战场。
在谅山外围的攻坚战里，打得更凶了。越军占着好地形，修了不少坚固的工事，疯狂地往我军这边扫射。新兵们没打过仗，都不知道怎么躲。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条战线的共性问题：参战将士中，超过半数是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部分连队新兵比例甚至高达七成。
而他们的对手，是历经抗法、抗美战争锤炼，人均作战经验超 5 年的越南老兵。
1979 年 3 月 16 日，最后一支解放军部队撤回中国境内。历时 28 天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雷霆之势完成惩戒任务，却付出了触目惊心的代价：6000 名战士长眠南疆，21000 名官兵负伤致残，战损比仅 1:2，堪称 “惨胜”。
彼时中国坐拥数百万现役部队，论规模、论装备，都对越南形成压倒性优势。
为何一场惩戒性战争，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为何打仗向来依赖老兵压阵的解放军，要让大批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冲上最残酷的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