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说辨正》的辨正

方孝孺 (1357-1402) 清 顾见龙绘。

近日读到2025年10月31日在澎湃新闻上刊发的《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说辨正》（以下简称《辨正》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842591）一文，觉得文章中的一些观点颇有商榷的必要，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说他根据已有学者论证“拒草诏”“诛十族”是虚构的，所以认为方孝孺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并非出自姚广孝，而是后人借姚广孝之口发天下公论”的。又根据有学者遍检姚广孝的存世著作，“皆未见‘读书种子’的其他相关记载”。于是《辨正》一文作者由此断定“方孝孺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并非出自姚广孝，而是后人借姚广孝之口发天下公论。”这一结论根据不足无法让人认同。尽管有学者提出“遍检姚广孝的存世著作，皆未见‘读书种子’的其他相关记载”，并不能断言姚广孝没有说过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一语。根据《明史》等的记载，“天下读书种子”一语是在朱棣率大军出征时，姚广孝拦在马前说的话，。而早于《明史》的《明史纪事本末》也记载说：“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附降，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初刻也早于《明史》，也有相同记载：“姚广孝尝嘱文皇（朱棣）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永乐（朱棣年号）时的《奉天靖难记》无此记载，但不必奇怪，这与文字禁忌关连。下文将一并分析。

因此，朱棣篡位后，由于方孝孺在士林中的影响，收服方孝孺，由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还有比方孝孺更合适、更有影响、更有号召力的士子吗？！问题是朱棣完全没有料到方孝孺如此不识抬举，放着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竟然不屑一顾，而坚守他心目中的“道统”与“政统”。气恨之下，大开杀戒，先是遍诛不与其合作的建文臣子，以杀人立威，即唐时人所概括的“杀生威权”。继而对拒诏的方孝孺施以诛“十族”的法外用刑。据谷应泰说，朱棣篡位后，还对皇宫进行大清洗，皇宫内的宫人、女官、太监一个都不放过，“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其余全部被杀，连续杀了三天，那究竟杀了多少人？况且这全是无辜者，他们并没参加这场政治军事斗争。以后出台的政令是藏有方孝孺一张纸的，也会祸及全家，甚至全族，连“方孝孺”三字都是敏感字，这种情况至少延续了八九十年之久。据《明英宗实录》记述：“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可以理解为门人朋友，甚至仅是有过交往的同僚，即“九族”之外的第“十族”）。庶吉士章朴与（杨）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藏方孝孺文集的直接处死，告密者官复原职。章朴之所以藏孝孺文集，不就是欣赏孝孺文章吗，可欣赏也不允许，结局是杀头，可见文网之密和株连之盛。在专制政权下，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讲什么话，谴词造句都有禁忌。对这些，姚广孝是“门清”。

所以，在这种严酷文网下，姚广孝还能在“壬午之难”后的文章中，抑或其他场合，赞誉方孝孺为“天下读书种子”？这就是成书永乐时期的《奉天靖难记》缘何没有姚广孝关于“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记载的原因。姚广孝是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他博通三教，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于一身，不过，作为明初的政治家，笔者认为他更精于中国法家的“权、术、势”。清人吴肃公说姚广孝“学为诡异。”（【清】吴肃公《明语林》卷十三P235）不是浪言。在明清两朝骂其“姚秃”者也大有其人，明代时就有学者借评其诗批评他是一个“首鼠两端”的人（王世贞：《明诗评》卷四）。姚广孝才具过人，他的政治敏锐、对政治问题、政治事件恰到好处的把握，远超他同时代的绝对多数士大夫与仕大夫（做了官的士人）。士人对姚广孝的这类批评，轻了说是认为他的人品有瑕疵，往重了说是对他人品的基本不认可。姚广孝因“靖难”首功，一直深受朱棣器重，其文治突出反映在受命编修《永乐大典》，以及主持《太祖高皇帝实录》（即俗称的《明太祖实录》）三修。参与编修的人员很多是姚广孝挑选的，其中主要是建文旧臣，如胡广、杨荣、杨士奇等，也就是些“政治上识时务者”。倘若方孝孺也做一个“识时务者”，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不仅是“俊杰”，很可能还是编修《永乐大典》《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两部书的领衔人而非姚广孝。姚广孝主持《明太祖实录》三修，凡不利于朱棣的只言片语全皆删除，为尊者讳，故围绕“奉天靖难”多为不实记述。书成，朱棣是很满意的。朱棣高度赞赏说：“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实录》，广孝为监修官，躬自校阅，克勤所事。”（朱棣：《御制荣国公神道碑》）可姚广孝不是司马迁，他做不到“不溢美，不掩恶”。《实录》中对方孝孺的贬低，尤为明显，而贬低方孝孺的记述最先恰恰出在《奉天靖难记》，《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正是来自该书。作者的立场显而易见。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感叹《明太祖实录》多次重修，“三更其史”，可说是古今罕见。对姚广孝“三更其史”，本人取温情地理解，当代人修当代史，其苦，其难言之隐是不能言说只能意会的，所谓“道路以目”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有齐太史简、董狐直笔，之后再有不也就是司马迁独担“当代人书当代史”吗。明清两朝的一大恶政就是用文字狱巩固政权，不知有多少无辜文人莫名其妙被杀头被族诛。此举的确起到了威吓文化人的目的，实现了清一色的言论一致，没有了“杂音”。永乐年间开始出现的台阁体，清初的考据学极盛，无不与严酷的文字狱相关。在明清两朝文化人头上的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是悬着的，不定什么时候就落了下来！这两朝除末期大厦摇动，呈土崩瓦解之势，文网才稍有松驰外，文化人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胆颤心惊，深恐惹来杀身之祸！以文字狱巩固政权，始作俑者，朱元璋也！说到这里，在姚广孝著作中未见到称赞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没有什么奇怪的？得不出这是“后人借姚广孝之口发天下公论”的结论，更不能由此否定姚广孝在“靖难”起兵之际没有说过“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

再者，今存世的姚广孝著作仍有未见于文集者，如流传的《姚广孝先生三才教》一书就未见于姚广孝文集。所以说“方孝孺乃天下读书种子”一语未见于其著作，不奇怪，断定“方孝孺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并非出自姚广孝，而是后人借姚广孝之口发天下公论”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有学者说，他们在“检索了姚广孝的存世著作，没有发现其中有评价方孝孺为‘天下读书种子’的记载。认为这是因为朱棣违背了对姚广孝的承诺，残忍杀害了方孝孺。以姚广孝的精明，自然不会在书中提起。” 这个分析很到位，是很中肯的。

对《明史·方孝孺传》的矛盾记载，《辨正》在引述了《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之后，分析说：

“明成祖‘靖难之役’起兵之初，首席谋臣姚广孝即为方孝孺求情。然而，这段话显然十分矛盾：既然料定方孝孺必不降，又请求‘幸勿杀之’，让成祖如何自处呢？又进一步说明杀方孝孺的严重后果——‘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以此来说服成祖不杀。‘成祖颔之，即点头同意。”于是《辨正》作者得出结论：“既然明成祖也同意姚广孝的判断：‘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如何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呢？这不又是自相矛盾吗？”

这里，《辨正》作者根据“彼必不降”，就推断出“如何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呢？”这不合逻辑。“彼必不降”并不能说明朱棣就不能要求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于朱棣而言，“彼必不降”是事物的对立客观方面，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是朱棣的主观要求，虽有主观努力，却达不到符合主观要求的客观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政治领域这是常态，因而得不出“如何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呢？这不又是自相矛盾”的结论？

朱亮祖屡败朱元璋大将徐达，并击伤常遇春，被朱元璋收服后不也一叛再叛，最后才归降并成为开国功臣二十八侯之一吗？洪承畴被皇太极俘虏后不也是“必不降”，经劝说后不也降了吗？文天祥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不也一再劝降，将文天祥关了三年，总希望文天祥能降。在狱中，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他可与家人团聚，仍会高官厚爵。然而他不愿丧失气节，这才被杀了。故“彼必不降”并不妨碍朱棣的继续努力，一再劝说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所以，这谈不上“如何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什么“自相矛盾”。朱棣之所以要方孝孺草诏，是因为方孝孺是洪武时期公认的士林领袖，其文章一出，士子们争相传阅，由公认的大文豪起草即位诏书，其影响远非一般士子可比，它展示的是一面旗帜——可以借方孝孺之名达到收服士人的良好效果。这犹如后朝初期往往会礼待前朝有影响的人物，给予不同的荣誉名号，甚至高官厚禄。倘若方孝孺起草了朱棣的即位诏书，势必产生鲶鱼效应。这才是朱棣坚持要方孝孺起草诏书的根本原因。不降，可以劝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实际上，朱棣就是这么做的。这不矛盾。

“城下之日，彼必不降”，是姚广孝对方孝孺人品的了解，知道方孝孺学问中对“道统”与“政统”的阐释，“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的立场与坚守，故断言方孝孺不会归降。既然如此，姚广孝缘何又要向朱棣推荐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这难道不是要置方孝孺于死地吗？这里也许有两种可能，一是姚广孝确实从内心钦佩方孝孺的学问，特别是方孝孺在士林中的影响，故诚心实意，希望通过方孝孺起草朱棣的即位诏书，为朱棣摇旗呐喊，助朱棣风光登基。二是姚广孝的确另有目的，知方孝孺不降而最终激怒朱棣，以实现内心那不可言说的目的。对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卓敬是怎么死的，庶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姚广孝是否另有意图，从而洞悉那段波诡云谲历史中的这位“靖难”首功之臣。

卓敬，字唯恭，浙江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任户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同为言官，御史以省分道，如“浙江道”、“江西道”、“山东道”等，共13道；而给事中配合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科，合称“科道”。卓敬为言官时，耿直无所避忌。建文初，他曾上一道密疏，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先帝；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金、元由此而兴，所以不宜让燕王镇北平，建议徙封南昌，就近监视，万一有变，亦易于控制。这确实是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救时良方，可惜建文帝没有能听进去。

“靖难之变”后，卓敬被捕，朱棣虽然指责他离间骨肉，但颇有怜才之意，把他下狱后，劝他归顺。卓敬不从，朱棣的确爱才，仍不愿杀他。征求姚广孝意见，姚广孝却说：“使敬言诚用，陛下岂有今日哉？”也就是说卓敬的建议如果被朱允炆采纳了，哪会有您皇上的今天？姚广孝此语可谓诛心之论。朱棣这才杀卓敬，灭其五族。倘若姚广孝不这样说，卓敬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大，正是姚广孝的这句话，卓敬才被杀。杀了卓敬，朱棣一直有悔意，常感叹“国家养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笔者未见到卓敬与姚广孝有交往的记载，按理应是无怨无仇，因为他们先是一个在朝为官，一个在野为僧，非同僚；若干年之后，卓敬仍在南京为官，姚广孝被朱元璋选定为“诵经祈福”僧，来到北平为庆寿寺住持，这是因为“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故姚广孝来到北平庆寿寺，得以出入燕王府，并逐渐获得朱棣的信任。姚广孝旅居南京那段，与卓敬是否有交结，未见记载。姚广孝如若不是出于嫉妒卓敬的才识这一心理，缘何要说出“使敬言诚用，陛下岂有今日哉？”这样的话？更何况从姚广孝所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抱负的和尚，也就是野心勃勃，哪是什么真正一心修行，信奉“众生平等”的和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他后来做诗“一举即北上，亲藩待幄久。”（《逃虚子诗集》卷二）回顾自己事业的成功，颇为得意。一部二十四史，所记所载俯拾即是。但《逊国正气纪》卷三却有这样一条记载：“姚广孝每为敬所轻，甚衔之”，于是乘机进言：“昔吴王不杀范蠡，而蠡卒灭吴；王衍不杀石勒，勒终害衍。人事有机不可失也。”也就是说卓敬轻视姚广孝，这才惹上杀身之祸。《明史》本传以及《明代传记丛刊》记姚广孝相貌“目三角，形如病虎”，说有了权力“ 性必嗜杀”。事实正是如此，非妄言丑化。

方孝孺殉节后，对他的死难，产生了争议，朱棣为了掩盖自己的暴虐，指使史臣对方孝孺之死作出违背事实的篡改。说方孝孺被执后，朱棣指着宫中烟焰，对他说：“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方孝孺叩头乞哀。《明太宗实录》最终成书是在姚广孝主持下，由杨士奇等人所修，取春秋笔法，不足为凭。这段是杨士奇等抄自《奉天靖难记》。明人王世贞明确否定此说：“呜呼，彼（指方孝孺）宁是叩头者哉？！”潘柽章在《国史考异》卷四也指出了此说之谬。

清人冯恂指出：“偶阅明郑晓《今言类编》载彭惠安（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即杨士奇）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并谴责杨士奇所为：“西杨本方逊志所荐，而忍于诬方，益可愤也”。冯恂随后作《杨士奇》一诗：“靖难功臣尽罪臣，西杨秽史士林嗔。叩头求活成何语？正学犹诬况别人。”（《子良诗存》卷二十，清刻本）

所以，今人对方孝孺行为，不能以《明太宗实录》所记为凭，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如前所述，按照朱棣的指令，对已经成书的《明太祖实录》先就有过两次修改，后又再修，所以终有三修《明太祖实录》之事。凡不利于朱棣的只言片语全皆删除，为尊者讳，围绕“奉天靖难”多为不实记述。研究这段历史官修史书只能作为参考。读官修史书，笔者历来主张读书时，特别是读史著时，一定要多个心眼，多找几本相关连的著作放在一起比照起来读。我总认为孟子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并非是无的放矢。

朱棣三修《明太祖实录》，对史实加以篡改，说明独裁者还是惧怕“历史”的。自古以来，无有例外。这也衬托了司马迁、齐太史简、董狐笔这些秉笔直书的史官“重于泰山”。

《辨正》作者依据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首次出现在天顺时期李贤所著的《古穰集》，其中有“文庙（朱棣）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的记载，指出“这样看来，用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也是姚广孝的建议，而且是“必须”——即唯一人选，似乎没有方孝孺草诏，新皇登基就无法宣示天下，就缺乏合法性。”

《古穰集》是明代政治家、文学家李贤创作的诗词文集，由其子李璋整理，李贤女婿程敏政编订，并于成化十年（1474年）初刊 。全书共三十卷，涵盖奏疏、序文、祭文、古今体诗等十余种文体。其中奏疏类文章因反映正统至成化年间政事细节，被《四库全书》编纂官评价为“足备史乘参核” 。是研究明代中期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的重要文献。

用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首出于姚广孝之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不仅最先见于《古穰记》，稍后祝允明（1460—1527）的《野记》二，也有类似记载。原因如前所分析，是据于方孝孺在士林中的影响与地位，但也不至于分析得出“似乎没有方孝孺草诏，新皇登基就无法宣示天下，就缺乏合法性”的程度。推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据陈建（1497——1567）《皇明通纪》记载：“孝孺不屈，乃系狱。遣人谕旨，终不从。既而，议颁即位诏于天下，问左右谁可代草者，皆举孝孺”。（P383）早于《皇明通纪》，祝允明的《野记》二也有记载，明确指出是姚广孝所举，孝孺拒草才被杀。上述史籍都是离“靖难之役”不是太久成书的。除姚广孝荐举外，朝臣们也是一致认为此诏非方孝孺起草不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位诏书方孝孺不起草朱棣做皇帝“就缺乏合法性”，事实是不论谁起草朱棣的即位诏书，现实都是打破了朱元璋的既定计划，更是打破了“政统”，明明白白的“缺乏合法性”，是篡位。这与方孝孺是否起草扯不上是否有合法性的问题。

《辨正》作者说《明史·方孝孺传》的作者，大约也感到姚广孝既有断定方孝孺“必不降”在先，又有推荐他为草诏唯一人选的矛盾，于是只说明成祖“欲使草诏”，不提姚广孝的建议。事实是《明史•方孝孺传》有明确记载：“成祖（朱棣）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除前引述外，这段也记载得明白无误 ，正是姚广孝的“以孝孺为托”才促使朱棣下定决心必须由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辨正》作者说：“然而，即使做了这样的处理，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无论明成祖还是姚广孝，都不会给方孝孺这样的机会，更不可能因为视方孝孺为‘天下读书种子’而放他一条活路。 ”这到是确论。

《辨正》作者继续分析说：“更合理的解释是：作为第一功臣和首席谋臣，姚广孝必然参与了‘燕王令旨’及‘奸臣录’的草拟，因此也不可能推荐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从逻辑上说，以姚广孝之为人与政治上的精明，他是可能参与“燕王令旨”及“奸臣录”的草拟。可实际情况是“奸臣录”出台与发布时姚广孝并不在南京，还在北平，姚广孝来南京已是十月的事了。而《辨正》作者的结论：从“靖难之役”一开始，方孝孺就是朱棣君臣“清君侧”的主要对象之一，姚广孝自然不可能以“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来危言耸听，请求朱棣大发善心而“幸勿杀之”一说也就缺乏了根据，故根本不能成立。

这段历史除《奉天靖难记》外，天顺（1457——1464）年间李贤所著的《古穰集》，以及弘治（1488——1505）年间祝允明所著的《野记》，是两部离永乐朝时间较近的作品，后来有关“靖难之役”的记述和著作，或参考或直接采用这三书所记。

历史层累只是使那段历史更加丰富了而已，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凭空杜撰。“诛十族”一说最早出现在祝允明（1460—1527）所编的《野记》中，笔者认为对“诛十族”一说，有一个理解问题，“诛十族”并不是“十族”之人全都被杀，即所谓“尽诛”。所诛者是列入与方孝孺有近有远的血缘亲属的九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另立为一族，故为“十族”。事实是，在诛杀与方孝孺有血缘关系的九族外，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朋友也有被杀的，不论杀一人还是杀多人，都是属第“十族”。简言之， “诛十族”只是株连的范围。因此，最初没有“诛十族”的说法，不奇怪。“诛三族”“诛九族”是刑法，诛第“十族”不是刑法，是法外用刑，是政治迫害。在皇权专制时代，政治斗争的需要远远高于法律、制度的要求。

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关记述作了回避是为了自保，实属自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时虽然诛杀了九族之外的门生朋友，但未用“十族”一词概括，后世随着文网的松驰，几十年后遂放心地对其作了概括而直接使用“十族”一词。有说“诛三族”比“诛九族”更惨烈，其实“尽诛”在“诛三族”如此，在“诛九族”中亦如此，不存在“诛三族”比“诛九族”更惨烈的说法。

《宁海县志·方氏列传》“谪戍绝徼者不可胜计。”这一记载也说明了所诛九族，也没尽杀，所以说诛“十族”并不是全部都诛戮殆尽了，只是杀了第 “十族”（血缘之外的门生朋友）的人，不是“尽诛”。 对方孝孺被“诛十族”，还有一个旁证的例子，这就是发生在景清身上的“瓜蔓抄”。

御史大夫景清是方孝孺志同道合的好友。靖难事起，他与方孝孺相约，以身殉国，决不苟且偷生。

朱棣即位后，他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永乐朝的新贵，他的这种行为在当时颇受非议，说他“言不顾行，贪生怕死。”他也不分辩。

直到有一天，他暗藏利刃，准备行刺。可朱棣与其父朱元璋一样生性多疑，那天他见景清神色不似平时，命令卫士对他搜查，果然是身藏利刃。卫士将其拿住，他欲奋力挣脱而不得，大骂朱棣篡位。朱棣下令打掉他的牙齿，他仍骂声不绝，将口中鲜血吐向朱棣。朱棣让卫士当庭捶死他，并把他的皮囊剥下来，塞上稻草，悬挂长安门示众，大将军蓝玉当年也是被朱元璋如此剥皮实草的。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忍是如出一辙，如就所杀对象来说，后者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景清被活活捶死，朱棣下旨灭其九族，毁先人墓，“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明史》卷一四一《景清传》。）因“转相攀染”而死的有几百人之多，老家一村之人皆被杀光，化作一片废墟。时人称之为“瓜蔓抄”。此类“瓜蔓抄”，连邻居都不放过，难道不也是一种“诛十族”吗？

《辨正》作者说，从“拒草诏”，到“诛十族”，进而到“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之死的记载不仅越来越详细，而且越来越血腥惨烈。历史层累的线索清晰可见。如前所述，在当时的条件下，因文网严密，有关记载作了回避是为了自保，实属自然；而随著文网的渐松，终出现《辨正》作者所云“历史层累”情况，也不足为奇。只要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杜撰，而是事出有因，那就是有水之源，有本之木。概言之，对围绕有关方孝孺的“天下读书种子”“拒草诏”“诛十族”的评判不能脱离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

笔者在网上见到最多的是指责方孝孺“愚忠”，希望弄明白，可读拙著《方孝孺大传》（九州出版社）。君不见无尽长江滚滚流，载不动几多愁。倘若说尽方孝孺，还盼众人拾柴火焰高。

来源：赵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