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提三样要求，总理面露难色主席拍板决定

从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再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飞入苍穹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奠基之功，他就是钱学森。

鲜有人知的是，当年钱学森刚回国不久，就向中央开口要了三样“天大的东西”。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面露难色，而毛泽东主席却出人意料地当场拍板，一锤定音。

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博弈与抉择？

要理解钱老这三个要求的分量，得先从他的归国之路说起。

1935年，钱学森从上海乘船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后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世界级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得意门生。

凭借在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卓越成就，他36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时还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和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

二战期间，他随美国空军顾问团赴德国考察纳粹的导弹技术，被美国空军授予上校军衔，参与了当时属于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是美国名副其实的核心科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欣喜万分，当即着手准备回国事宜。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场漫长的迫害就此降临。

当时的美国国内正笼罩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之下，钱学森被怀疑是共产党人，遭到军事部门吊销参与机密工作的证书。他义愤填膺地说：

美国当局随即对他实施了一系列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将他非法拘禁在特米那岛长达14天，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休息，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美国海军部次长更是放出狠话：

软禁期间，钱学森被迫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当面对美国检察官关于“效忠谁”的反复逼问时，钱学森掷地有声的回答道：“我效忠中国人民”；检察官继续追问：“在本国和红色中国发生冲突时，你是否会为了美国而与红色中国作战？”钱学森冷静而坚定地回答：

钱学森的坚定并没有换来应有的自由，他依然被美国当局严密控制。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祖国。直到1955年6月，他才终于找到机会写信求助父亲的老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成为中国与美国谈判时的铁证。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重要协议。

次日，钱学森接到了撤销管制令并可以自由离境的通知。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面对有人询问为什么回国，他只说了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

理想的丰满必定伴随着骨感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极端薄弱，连一辆汽车都需要从苏联引进技术生产，更不要说导弹这样高精尖的尖端武器了。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极为紧张，各行各业都在等钱、等人、等资源。

但钱学森深知要搞导弹研制就不能小打小闹，在向中央汇报时，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是必须建立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 钱学森认为，导弹研制是系统性的庞大工程，绝不是普通工厂或大学实验室能够承担的。需要成立独立的、保密的研究院，配备专门的试验设施，要下决心把基础打牢，切实打通从设计、研制到生产的全链条。

1949年百废待兴，连像样的工业体系都不健全，要平地起高楼建起一个导弹研究院，从选址到设备采购再到人才配备，每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银和巨大的人力投入。

二是要集中全国的顶尖人才。 研制导弹需要空气动力学、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材料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但在当时中国，连一个系统学习过导弹理论的人都没有。

钱学森提出，必须从全国各地抽调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乃至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培养，将全国稀缺的知识分子集中到这一个项目上。这就意味着，其他领域和行业将面临人才流失的巨大压力。

三是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导弹研制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钱学森要求的不是挤牙缝似的小规模投入，而是要国家下定决心，给予持续、稳定、大规模的资金保障。

只是，这对于一个连基本民生建设都捉襟见肘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难题。正因如此，周总理才会面露难色。

周总理深知国家的财政状况的窘迫，也清楚各个部门都需要资金和人才。毕竟，老百姓的肚子还填不饱，工业的底子还没打牢，贸然投入如此巨额的资源去搞尖端武器，风险极高，压力巨大。

怎样统筹兼顾、平衡各方，这无疑是一个棘手难题。

就在各方意见争论不休之际，毛主席站了出来。面对有人抛出的“搞原子弹的钱从哪来”的“橄榄枝”，毛主席出人意料地站起来指着自己的口袋说：

这句话后来演化为广为传颂的名言——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原子弹” 。其实，深谋远虑的毛主席早已在思索：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大国，怎样确保长久屹立于世界东方？靠常规武器显然不够，毕竟别人一两颗导弹就可以让一切化为虚有。

也是在1956年，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明确指出：

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再穷再难，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器。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挺直脊梁，不受制于他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远见，毛主席当场拍板批准了钱学森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谋远虑后的果断决策，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雄韬伟略和历史担当。

仅仅在毛主席拍板8个月后，即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

成立大会在北京西郊的466医院举行，预示着中国火箭导弹事业从此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院只有钱学森一个科学家，首批调来的人员也不过是156名大学生和少数干部，而他们此前连导弹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钱学森亲笔撰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启蒙教材”——《导弹概论》，并亲自登上讲台向这些零基础的年轻人一句一句地讲解导弹技术的基本原理。

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开始，经过数年建设，我国迅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能攻关克难的科研队伍。

中央和毛主席对钱学森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项目支持上，还体现在对他个人的特殊保护上面。

由于钱学森在国防尖端科技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一直被海外特务列为重要暗杀目标。1964年的一天，北京就曾发生过一起针对钱学森的食物投毒事件。特务在他食用的饭菜中动了手脚，想要以此危害他的生命，所幸被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这件事情最后惊动了毛主席，他深知钱学森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整个国防尖端事业，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的绝对安全。经过慎重研究，中央为钱学森专门配备了一名专职的食品化验员段恩润。

这位化验员在钱学森家隔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食品化验室，每天都要对所有食材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测，确认合格后才能送到炊事员手中进行烹饪。不仅如此，每一道做好的饭菜都必须留样保存，24小时之后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才能将样品丢弃销毁。

段恩润在钱学森身边一待就是整整六年。这种级别的待遇，连战功赫赫的十大元帅都不曾享有。除此之外，钱学森还配有专门负责安保工作的警卫秘书刁九勃，这是副国级干部才具备的安保规格。

中央以近乎“绝无仅有”的标准，将钱学森保护得滴水不漏，这也足以说明他在整个国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分量。

正是在毛主席的果断决策和国家的全力保障下，钱学森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中。短短十几年间，一个又一个奇迹接踵而至。

1960年11月5日，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所有技术资料都被带走的情况下，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冲天而起，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能够在自己的导弹上搭载核弹头并精确命中目标。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实现核导弹发射，中国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入太空，《东方红》乐曲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浩瀚宇宙。从这一天起，辽阔星空中有了中国人的印记。

这一系列的辉煌成就，正是对毛主席当年那个历史性决定的最佳回答。

1956年的中国虽然贫穷，但国家领袖的远见、科学家的赤诚，共同铸就了大国崛起的底气。

毛主席的果断拍板为国防伟业奠定了战略根基，而钱学森则以毕生心血将宏伟蓝图化为可触可感的大国重器。正因如此，人们至今传颂那句久远而厚重的评价：钱学森一个人，就抵得上五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