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中华革命党”改名“新党”关系考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陶季邑 张子然

　　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开始筹组“新党”，坚持按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使用的“中华革命党”来给“新党”命名，并将此事告诉当时尚在德国柏林考察的邓演达。那么，邓演达当时是否同意谭平山的这一主张呢？对此，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邓演达当时同意了谭平山的主张。所以，邓演达同年2月28日在致当时在苏联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宋庆龄之信中告诉她“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来组党（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笔者觉得此种观点过于简单。

　　一

　　先看此种观点的来源即邓演达上述致宋庆龄的信。为便于分析，这里将邓演达信中的有关文字完整地摘录如下：

　　“我已经有过一封信给你，稍稍问你现在的意见，因为你从前的意见我已经知道的了。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不过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自然要十二分具体的指出，才能免去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人人可以顶戴，国民党的说法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混淆暧昧底性格。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393页）。

　　从上段文字中可知，邓演达还是同意“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但对此并不是很满意，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国民党左派核心人物即宋庆龄“从前的意见”不是以“中华革命党”，而是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新党的名号”（注：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称本会将“团结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二是因为在邓演达眼里，“中华革命党”是“过去国民党的招牌”，未能体现“新党”之“新”；现在还用它作为“新党的名号”，就会被人们误认为“新党”仍在“顶戴”“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正在筹组的“新党”并非这样，却是要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切实地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并坚决地实现平民群众的“要求”（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第348页）。所以，邓演达认为，现在“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就要在其宣言或布告里把“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都具体地“指出（来）”以免使人误解。他还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所以“必然要”与宋庆龄“详细商量”。显然，邓演达信中虽同意将“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的名称，但对此不是很满意。另外，他还必须征求宋庆龄的意见。邓演达仅知宋庆龄“从前的意见”，即“新党的名号”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至于宋庆龄现在是否同意将“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的名称，他尚不知晓；若其不同意，邓演达最终亦将不同意。总之，在宋庆龄表态之前，是否将“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名称，这在当时邓演达那里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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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邓演达与宋庆龄就上述事情“详细商量”得如何呢？邓演达的信邮寄到莫斯科后，被联共（布）“截获了”，“信惊动了斯大林”。宋庆龄最终是否收到这封信，目前无法查证（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89页）。至同年5月，宋庆龄从莫斯科来到了柏林。邓演达与宋庆龄才就这些事情包括“新党”的名称开始进行“详细商量”，但一直到该年8月，他们两人才将“新党”的名称确定下来。由于1927年11月1日他们在莫斯科已经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发布了宣言，所以现在决定还是沿用它，而不用“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当时于柏林一直陪伴在宋庆龄身边、负责照顾其生活的章克回忆说：1928年5月于柏林与宋庆龄商量之后，邓演达说还是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名称，“以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同时强调‘行动’两字表示决心把三大政策贯彻到底，决不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对三大政策有所动摇”。到了8月，叶挺和黄琪翔先后来到柏林，宋庆龄和邓演达与这两人又“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继续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樊振主编：《回忆邓演达新编》下册，连云港邓演达文献馆2018年版，第189、193-194页）。宋庆龄的挚友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亦写道：1928年5月至8月，“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两人“看法是一致的”，即他们以前在莫斯科已经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所以现在还是以它作为“新党”的名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259页）。

　　到1928年8月，邓演达和宋庆龄才确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新党”名称。正因此，“新党”重要人物郑太朴此时从上海来到柏林，带来谭平山以“中华革命党”名义草拟的党纲和政纲。邓演达却明确说：“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也还要考虑。孙中山先生搞中华革命党失败了，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所以现在不能用。因为我们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反革命的是少数，一改名称，多数人就不来了，还是等我们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以后，再改名称为好。”（严巍惠：《中华革命党的来龙去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7年第4期，第11-12页）邓演达本人于1930年9月15日在由其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亦明确解释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此组织之名早在1927年11月就“有”了（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第372页）。

　　三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重整组织。此时，谭平山为顾全大局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原谭平山命名的“中华革命党”现被逐渐地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改组过程中，曾有人又主张要沿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但由于此前宋庆龄和邓演达在柏林对“新党”名称业已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原因是“中华革命党”是“过去国民党的招牌”，未能体现“新党”之“新”，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能“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并继承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所以那旧主张被邓演达否定。最后大家同意组织名称被确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说明将来取得政权时“还可加以更改”（《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8月9日，邓演达召集各地代表举行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基本上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陶季邑：《论邓演达1930年归国后联共思想的变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83页）。此后，该组织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