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到二战的规矩，被一纸撤令改写，流感打不打自己选

“医疗自由”观念如何重塑美军沿袭数十年的流感疫苗强制接种立场，并危及部队战备近80年来，美国军人将首次不再被要求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于2026年4月22日宣布这一变化。他援引“医疗自主”和“宗教自由”作为理由，称这项要求“范围过宽且缺乏合理性”，并对军人表示：“你的身体、你的信仰和你的信念，不容谈判。”

赫格塞思叫停的这项流感疫苗要求自1945年起实施，仅在1949年短暂停止过一次。它也是美国军队疫苗强制接种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一传统几乎与美国建国历史一样久远。

在我这名研究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病学者看来，流感疫苗强制令的终结，真正引人关注的并不只是它当下会带来什么影响，更在于它释放出的信号。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军队指挥官都默认一个事实：传染病足以让他们输掉一场战争。因此，接种疫苗被视为战备问题，而不是个人选择。

美国军方最早的疫苗强制接种令，甚至早于美国宪法。1777年冬天，乔治·华盛顿将军下令其军队大规模接种天花疫苗。

这一决定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战略考量。前一年，天花在魁北克外围的美军中迅速蔓延，导致北方战役失利。约翰·亚当斯曾在写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说，天花每夺走1名战死士兵的同时，还会额外夺走10名士兵的生命。

1777年的接种本身也存在风险。这种被称为“人痘接种”的做法，是故意让士兵接触少量天花病毒，以建立免疫力。华盛顿押注的是：因接种损失少数人，总比因病毒输掉整场战争要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一决定挽救了这支军队。

此后数百年间，这一逻辑始终延续：只要某种传染病造成的减员可能超过敌军火力，军方就会要求采取防护措施。

从1812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一直接种天花疫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又增加了伤寒疫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疫苗要求进一步扩大，纳入破伤风、霍乱、白喉、鼠疫、黄热病，以及1945年加入的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强制接种的出台，源于美军对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教训。那年春天，一种新型流感毒株在拥挤的陆军训练营中传播，并随着美军士兵传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45000名美国士兵死于流感，几乎接近约53000名战斗死亡人数。

1918年大流行清楚表明，呼吸道病毒足以拖垮一支军队。1941年，美国准备再次投入世界大战之际，陆军成立了流感委员会，并与密歇根大学合作研发出首个流感疫苗。针对新兵的临床试验显示，这种疫苗可将流感发病率降低85％。1945年，军方据此将其列为强制接种项目。当年大约有700万名军人接种了该疫苗。

1949年，科学家意识到流感病毒会持续变化，疫苗需要定期更新，因此这项强制令曾短暂停止。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疫苗配方可以按季节调整，强制接种重新恢复，并此后持续实施，直到赫格塞思此次调整政策。

2021年8月，所有军人都被要求接种疫苗。超过98％的现役军人遵从了命令，但这一要求仍成为争议焦点。8000多名军人因拒绝接种而被强制退役。

202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要求五角大楼撤销军方的疫苗强制令。这一逆转重塑了军队疫苗要求的政治语境。2025年1月，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让因拒绝接种疫苗而被退役的军人恢复身份，并补发薪资。

赫格塞思在宣布取消流感疫苗强制令时，大量使用了“医疗自由”的表述。这套说法源自围绕疫苗的争论，而不是基于任何关于流感或流感疫苗有效性的新证据。

所谓“医疗自由”运动，反对政府介入其支持者所认为的个人健康决定，其中包括疫苗强制令、口罩要求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公共卫生建议。

批评军方流感疫苗强制令的人认为，如今的流感威胁已不像1918年那样严重，军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优于普通人群，因此面对一种季节性病毒，个人选择应当优先于公共卫生逻辑。

流感季的严重程度虽然年年不同，但病毒变异难以预测，因此1918年、1957年、1968年和2009年那样的大流行仍会反复出现。如今，流感每年仍会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住院甚至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在2024至2025年流感季，流感疫苗大约避免了180000人住院和12000人死亡。

而军队恰恰处在最有利于呼吸道病毒传播的环境中：新兵训练中心、军营、舰船和潜艇，人员长期近距离共同生活。

1777年的华盛顿和1945年的陆军军医总监推动强制接种时所依据的逻辑，其实并没有改变。士兵一旦生病，就无法部署、无法训练，还可能把疾病传遍整个单位。

真正改变的，是个人拒绝接种在政治上被赋予了更大的分量。与其说此次强制令的终结反映了流感病毒生物学特性发生了变化，或疫苗效果出现了根本改变，不如说它反映的是这种政治权重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