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四修迎关键节点，如何让律师辩护走向协商、不走过场？

当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日程，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承担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功能，被称作“小宪法”。

站在修法的关键节点，4月26日，第二届 “西政刑辩论坛”研讨会在重庆举办，来自高校、司法机关、律师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围绕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协商制度完善、数字化保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多位专家谈到，刑诉法修改应完善控辩协商制度，重塑审查起诉阶段的控辩关系，实现从“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到“平等协商”转变。对于解决电子数据信息和技术能力不对称、推进实质协商，多位专家呼吁，应普及法律AI应用，辅助律师快速审查海量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电子数据，弥补技术短板。

4月26日，第二届 “西政刑辩论坛”研讨会在重庆举办。

“值班律师”动力不足权力不足

法律援助全覆盖须以有效辩护为前提

刑事辩护是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安排，刑诉法第四次修改中，如何进一步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成为关注重点。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扩展到审查起诉阶段。

按照上述《意见》，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具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本人或其共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孙长永认为，如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绝大多数只能通过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从有效辩护的实际需要来看，值班律师由于能力有限，动力不足、权力有限，不太可能为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为此，孙长永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在法律上明确除委托有辩护人的以外，只要没有辩护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应该通过法律援助指派专业律师担任辩护，专业律师才能够维护犯罪嫌疑人最大利益。

“法律援助全覆盖必须以有效辩护为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冀祥德则进一步建议，立法明确取消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量刑协商中的“见证角色”，将所有提供法律帮助的值班律师全部转化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赋予完整阅卷权、会见权、协商权、质证权，确保每一名嫌疑人都获得实质辩护。

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受损

建议完善救济程序确保辩护有效实现

在律师辩护权保障方面，多位与会律师认为，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受损制约有效辩护实现。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郝春莉在论坛上直言，实践中律师阅卷权保障不充分，已严重影响辩护质效。尽管2025年11月，最高检、司法部已联合出台《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的工作规定》，但在实务中，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程序后，律师往往需要等待一周、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正式阅卷，而审查起诉法定办案期限仅有一个月，最长可延长至一个半月，阅卷等待时间直接挤占了律师阅卷、分析等时间，导致律师难以开展实质性辩护。

此外，她还提到，与此同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调阅难的问题尤为突出，使得对供述合法性、取证规范性的审查形同虚设，成为证据合法性辩护的重大堵点。

“阅卷权是辩护权利的基础，侵犯了律师的辩护权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阚吉峰也提到，在职务犯罪等案件中，律师执业权利受限问题更为突出，部分案件中，有的司法机关会以“领导交办”等理由刻意拖延阅卷安排。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提到，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但阅卷权并非建立在有完整卷宗基础上，而是一种“信息知情权”，如瑞典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拥有有限的阅卷权，本轮刑诉法修改中应对律师阅卷权相关问题作出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进一步谈到，辩护权保障中最重要的是救济，辩护权缺乏救济始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再多权利没有救济则权利形同虚设。因此，在刑诉法修改中可以考虑增加救济条款，让法院二审程序进行程序性救济。

“辩护权无救济则无权利。”程雷提出，辩护权缺乏有效救济，是长期存在的制度短板。他表示，现行刑诉法第49条将律师执业权利救济主要交由检察机关负责，但律师群体普遍认为，由检察机关主导的辩护权救济，存在天然局限性，因此而应构建多元律师辩护权受侵害的救济渠道。

针对现有程序救济不足的问题，他建议，在刑诉法修改中明确将侵害辩护权列为法定程序违法事由，由二审法院进行独立、刚性的司法救济。

立法如何完善控辩协商？

应实现“听取意见”到“平等协商”转变

近年来，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定在85%左右，检察机关充分听取辩方意见，落实控辩双方充分协商，是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中提到，在实践中，由于控辩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地位不等、力量不均，往往难以做到平等协商。

多位专家在论坛现场谈到，刑诉法修改应完善控辩协商制度，重塑审查起诉阶段的控辩关系，实现从“听取意见”到“平等协商”转变。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提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并非单纯控方，而是兼具司法审查职能的“准法官”，控辩双方应是协作沟通而非对立关系，“律师实际上在协助检察机关对案件做出客观的、理性的、合法的、公正的审查决定，这样一个关系对控辩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刑事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军认为，审查起诉阶段检方秉持客观中立，对于维护诉讼的公平正义有着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应该主要做“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更不能是“双打运动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是以客观、公正的司法官身份参与诉讼的，其目的不是单方面打击犯罪，而是致力于全面查清事实真相、公正地展开追诉和审判，并确保司法追究的公平公正。

孙长永建议，应通过立法确立“无律师不协商”原则，所有认罪认罚案件必须在辩护人在场情况下开展协商，禁止公诉人单独与嫌疑人达成量刑合意。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兆峰亦对此建议，由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制定统一的控辩协商操作规范，明确协商程序、权利义务、交流边界。同时，建立认罪认罚协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引入监督机制。

冀祥德进一步提出，应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名为控辩协商制度，从名称到实质回归协商本质，取消值班律师在协商程序中的见证式定位，全面代之以专业辩护律师。此外，通过立法确立控辩协议效力，协商过程以书面记录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与会专家学者的一项共识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必须从形式参与走向实质参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剑虹对此表示，律师应更早更主动更实质的进入辩护。“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不仅仅是在阅卷后提交辩护意见，而应该有主动介入、主动沟通、主动塑造案件走向的过程，辩护律师可以围绕罪名、量刑协商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工作。 ”

数据信息不对称制约实质性控辩协商

建议普及法律AI应用辅助律师快速审查

数字时代下，电子数据海量应用、智能办案系统普及，给司法办案和律师辩护带来便捷，也衍生出控辩技术能力失衡、数据信息不对称等新问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张迪在研讨中提出，现有录音录像制度在协商环节落实不足，功能偏于管理而非监督，因此应充分发挥其记录与约束作用，让协商过程可回溯、可监督。在电子数据与大数据证据应用方面，资金智能化分析、电子数据鉴定等已广泛使用，但合法性审查仍需强化，电子数据排除规则亦应进一步明确。

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也制约了实质性控辩协商的进行。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教授王志刚提出，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存在电子数据选择摘录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公安机关移送的电子数据非常庞大，可能数千页的聊天记录，数万条的银行流水，受限于案件装订打印成本，移送到检察院往往是文件或截图，且经过侦查人员筛选，不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都无法对原始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也无法核对摘录是否全面，为证据审查带来困境。

此外，王志刚还提到，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往往需要专门的工具来进行，如验证哈希值需要哈希计算工具，专业性很高，检察官在此方面的资源远远超过律师，而“没有数据平等就没有协商平等”。

他建议，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积极申请查阅检索原始电子数据、哈希值清单等，同时可使用免费工具完成哈希值校验等基础审查。在控辩协商关系方面，新的控辩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而是在证据链上形成合作审查，审查起诉阶段的协商会更加实质公平和高效。

张迪也建议，律师可借助裁判文书大数据检索，掌握类案量刑区间，为量刑协商提供客观依据；同时应普及法律AI应用，辅助律师快速审查海量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电子数据，弥补技术短板。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刘嫚 发自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