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泡沫到“理性”回归：2000年以来中国境外留学市场发展趋势

2026年4月28日，UWEE国际出版与版权合作研讨会暨新书《留学还“有用”吗》首发式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比利时、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国际教育、国际出版、版权合作领域的管理高层、专家、海外院校代表5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和新书首发式。中国境外留学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成为研讨会以及舆论关注的热点，《留学还“有用”吗》作者赵刚在新书首发式上对中国境外留学市场做了回顾和展望。

根据汇总的教育部、全球化智库等官方机构公布的中国出境留学人数，21世纪初期，中国境外留学市场以公费生为主导的格局在悄然松动，自费留学生的占比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精英留学在向大众留学转变。而刺激留学市场增长的动力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

2000年—2007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助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增长，外向型人才供不应求，留学海归的就业优势明显。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中国境外留学大众化初期，留学泡沫的幻象逐步形成——人们主观认为“海外名校学位确保国内好工作”。其实，无论是国内学历，还是海外学位，都与就业没有直接关系，就业往往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但在21世纪早期，中国学生的留学梦想随着留学泡沫同步涨大。

2008年—2019年，中国境外留学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境外留学人数从17.98万人猛增至70.35万人，增长近3倍，2019年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境外留学人数最多的一年。

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其中，中国留美市场规模在2019—2020学年达到历史峰值的37.25万人，美国是中国学生最大的留学目的地。

不过，在中国境外留学市场的高潮阶段，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逐渐减弱，开始转向中速或中低速发展模式。另外，外向型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下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新常态，就业市场对留学海归的需求量开始下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留学在就业方面的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

2020年成为中国境外留学市场的转折点。2020年及以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中高收入人群消费降级、国内外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影响下，中国境外留学市场进入疲软下滑区间。

与2019年相比，2025年中国出境留学人数（57.06万人）下降近20%，也就是说，中国境外留学市场规模已经倒退至2016年的水平。

中国境外留学泡沫破裂不意味着市场的崩溃，而是非理性热潮的降温。

一方面，国内教育的实力显著增强。202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4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2%。从2012到202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连续13年保持在4%以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已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名校。

另一方面，经历了最近10年的“去魅化”洗礼，留学走下神坛。可以从政策因素和安全因素两个角度分析。

从政策因素分析，美国、英国、加拿大从鼓励国际学生入境的举措，转向大幅限制留学生入境的签证政策。

而与此同时，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中国、新西兰、马来西亚、爱尔兰、土耳其、意大利等非主流留学目的地开始“逆袭”，正所谓从“四大”主流留学目的地向“十大”非主流留学目的地转型。

从安全因素分析，在后疫情时代和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留学安全再次成为中国家庭海外教育决策的重中之重。

留学安全包括人身安全、签证安全、学位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近年来“身边留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学生和家长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首选距离中国内地近的留学目的地，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为热门选择。

留学回归“理性”了吗？

中国境外留学市场的起伏反映了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从泡沫膨胀到回归“理性”，始终围绕着留学的功利效果——留学海归找到好工作了，留学就有用；没找到理想的工作，留学就没用。

留学的功利效果被一再放大，看似“理性”，从泡沫的虚妄中逐渐降温，实则离留学的本质越来越远。也就是说，对国际教育的预期往往不是从思维方式、教育理念、人性诉求的角度考量，而是回国后挣多少钱。

实用主义的留学与实用主义的国内教育将最终合流，留学与否对中国学生没有多少改变。从顶层设计来说，这种留学与“西学东渐”的国家诉求也将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为北京三月数字经济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教育在线国际教育频道创始主编赵刚）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