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阿婆迷上男主播 半年打赏330余万

近日，上海的王先生反映称，其70岁的母亲江阿婆，原本是一位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的老人，却在半年前接触网络直播后性情大变，疯狂给网络主播打赏，短短半年时间内，累计挥霍330余万元。

由于常年支援西部边陲，儿子对母亲打赏一无所知，查看打赏记录，江阿婆全部刷给了两位30岁左右的男主播。

其中一位跳舞主播，江阿婆就打赏了280万；另一位唱歌主播，50多万。

江阿婆喜欢看主播PK，怕自己支持的主播被罚，就一个接一个地刷“桃花岛”“城堡”，最贵的礼物一个就要3000块。说到直播PK时刷出的礼物，江阿婆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恍惚，坦言自己在直播间里的氛围带动下，从小额礼物一路刷到上千元的大礼。

“我们欣赏他，就帮他打。如果输了总归心里不舒服，旁边管理员喊团结一心打倒他们，我就像冲头一样，打大票，桃花岛3000块一个，一次刷三四个。”仅2月份江阿婆就刷了94万。

王先生告诉记者：“我母亲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对人产生共情、心生同情，这是她一生的弱点。但我没想到，她对第一个舞蹈主播是非常欣赏的，对第二个歌唱主播则是满心同情。因为这些主播的打擂台是天天都在进行的，不是偶尔一次。总不能把主播打擂台的输赢，当成自己的输赢吧？这样下去家庭该怎么办？就算主播最后赢了，整个家庭都输了，这又有什么用呢？”

王先生补充道：“从前她绝对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就连在菜场买点小菜，都要讨价还价。但这几个月，她在我眼里就是挥金如土。我觉得她就是被人哄了，这些主播都特别会哄人。”而让儿子揪心的是，自己的母亲似乎对目前问题的严重性失去了判断，甚至还想着等这个月的退休金发放后继续打赏主播。当江阿婆经过劝说终于醒悟，试图联系主播追回部分款项时，对方却仅回应称“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随后再也没有联系。

面对这一局面，儿子多次投诉平台、报警，至今无果。

看似“爱意”实为“规训”

经精神卫生中心检查，江阿婆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展立认为，“和毒品很类似”，本质上是被网络情感套路精准“收割”。

江阿婆不是个案，直播间里，像她这样的老年用户正在变多，他们大多独居，子女不在身边，日常对话的对象只有电视和手机，主播一声“姐姐”、一句“家人”，填补了家里长久的孤寂。

直播间以具象化的“爱意”去“规训”老年粉丝，让他们量化自我情感，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旦老年粉丝接受并认定这种为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消费模式，他们会重新界定“何为情感”的标准。

老年粉丝这种单方面的喜欢、付出和幻想被算法所钳制，是一种“错付”，他们的情感需求不可避免地需要遵从量化逻辑，这既是一种自我释放，又能收获社会性的身份与认可，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深深地嵌套在平台的技术系统中。

设计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情感缺口，PK机制把打赏包装成“战斗”，让老人觉得自己在“保护”喜欢的人，礼物特效在屏幕上炸开，主播立刻点名感谢，这种即时反馈比子女的微信回复快得多，算法还会不断推送同类内容，越看越多，越陷越深。

“打赏太容易，退钱太难”

打赏分成是直播经济的核心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消费潜力正在被“开发”，但直播间很少主动设置针对高龄用户的保护机制，比如大额打赏提醒、消费上限或强制冷静期，钱来得太容易，退起来太难。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民商委员会副主任喻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实践中关于老年人直播打赏的性质认定，并非一概而论，而是采用“区分原则”进行穿透式审查，对于常规、小额的打赏行为，法院普遍倾向于定性为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非赠与合同。用户充值购买虚拟币并打赏，换取的是主播的表演服务、平台的升级体验及互动机会，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费对价，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无偿性”。

喻皓指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关系才会发生转化或导致行为无效。比如基于“行为能力”的无效，若老年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已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行为自始无效，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江阿婆目前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但这不等于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标准严格，需要证明她在每次打赏时都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半年时间里，她操作了成百上千次支付，每次都要证明“当时不清醒”，几乎不可能。

上海的陈红有着同样的困境，她的爱人目前正躺在医院急救室，由于肝衰竭，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在此之前，她发现爱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给一位身在山东的女主播打赏了100多万元。过去两年，陈红曾意识到丈夫的“不正常”，几乎每天要喝酒，也不管孩子。当她意识到丈夫和女主播私下沟通交流已有多时，丈夫的工资已全部给了女主播，并且还贷款几十万来打赏。

张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该案件已经立案，然而想要在法律框架内证明陈红的丈夫每次打赏都是在醉酒或者精神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打赏，实在太难。当下，法律在未成年人打赏的问题处理上比较严肃，但涉及老年人这类群体，规则还不完善。

喻皓补充，还有一种基于“公序良俗”的无效，如果证据显示主播与打赏者存在婚外情感交往、以“线下见面”为诱饵，或者直播内容涉及淫秽、低俗表演诱导打赏，法院会认定该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可直接确认打赏行为无效。如果是基于“欺诈”，也可撤销，若主播虚构“贫困人设”“身患重病”或通过虚假PK营造紧迫感，使打赏者陷入错误认识而打赏，这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打赏者在知道受欺诈之日起一年内可请求法院撤销打赏。

相关规定正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进行排名、引流、推荐，这一规定直接切断了“榜一大哥”刺激非理性消费的核心机制。

然而，江阿婆的遭遇，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独居老人日常无人守护，如何能够进一步保障他们躲开“技术的精准操控”。江阿婆提道，“我从来没有主动加过他们，都是他们来加我的微信”。当技术瞄准了人性最柔软的部分，谁来保护那些不会保护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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