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调查 | 一家建筑公司的加盟灰产：资质造假，零社保和144家分公司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5年前，建筑商人杜斌与四川中宏天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签订了一份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并按约向居间人赵波支付了13万元居间费。赵波承诺“工程真实有效、顺利按时开工”。但合同签订后，杜斌的施工队始终无法进场，反复核实后他才获知，中宏天佑因资质问题，已经被清退出局。

在追讨损失的过程中，杜斌发现，多名施工人员和他一样，缴纳数十万元履约金或居间费后，被挡在工地门外；而这家注册资本18.8亿元、社保参保人数为0的公司，却在全国设立了数百家分公司，以“一级资质”为噱头，吸引没有资质的包工头、施工队加盟，并在危机集中爆发前后迅速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实现风险转移。

“加盟分公司生意”并非个案。界面新闻调查发现，2019年“史上最严”挂靠禁令出台后，传统的挂靠模式走到尽头，一种以“加盟分公司”为外衣、实质延续资质出借的灰色生意得以迅速扩散，在商事登记放宽、资质审核与属地监管分割的背景下，演变为染指全国建筑市场的灰色产业链。

太原项目里的“居间局”

2021年，经太原本地人赵波介绍，山西荣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人杜斌获知太原泰禾金樽府项目。赵波称，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是该项目的总包方，其朋友史余德是公司全权委托人，可分包消防工程。

当年12月22日，三方完成了关键文件签署：杜斌与赵波签订居间协议，同时与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签订了消防工程合同书。居间协议约定，赵波应确保“保证工程真实有效、保证工程顺利按时开工”，杜斌则需支付13万元居间费。当日，杜斌将13万元居间费转入赵波个人建行账户。

杜斌与赵波签订的居间协议。受访者 图

但合同签订后，杜斌的施工队始终无法进场施工。多方核实后他才获知，业主方发现中宏天佑资质可疑，与其解除了合作。杜斌与赵波交涉，希望退回居间费，但遭拒。

在维权过程中，杜斌发现，仅泰禾金樽府项目，就有至少5名与他一样的受害者，他们的损失从十多万元到五十万元不等。

2022年3月，包工头吴俊甫经中间人介绍，与自称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委托人的史余德签订了泰禾金樽府防水、外墙保温工程合同，缴纳了50万元合同履约金，另支付了10万元居间费。但直至项目被其他施工单位建成，他也没能进场施工，合计60万元合同履约金和居间费仅被退回了10万元。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中宏天佑成立于2019年2月，曾用名四川川毅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马金贵，工商登记注册资本18.8亿元人民币，但无实缴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份和管理人员，在短短6年内经历多次变更。该公司在2020-2023年期间，在全国设立144家分公司，覆盖四川、山西、河南、山东、广西、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省份。社保参保人员为0。

根据吴俊甫等人的说法，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当时的负责人为杨文广，授权史余德代表分公司签订相关协议，而“居间人”赵波本身就是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的人员。

2024年10月，杜斌的公司向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波返还13万元居间费。一审法院法官并未围绕“工程是否真实有效”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调查，仅以“赵波促成了合同签订”为由，驳回了其诉求。

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杜斌依法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案涉项目总包合同、总包方变更的备案资料，以查实中宏天佑资质问题。但二审法院法官并未准许该申请，最终维持了一审原判。杜斌已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举报。

史余德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当时是他与泰禾金樽府的开发商签订了总承包合同的，至于中宏天佑是否具备一级资质，他称，“ 当时有，后来怎么没有了，都不晓得”；而后他又称，开发商缺乏资金，找借口将中宏天佑清退。

史余德承认，赵波是中宏天佑山西分公司人员；吴俊甫的50万元履约金中，20万元给了分公司负责人杨文广，30万元转入了中宏天佑总公司账户。界面新闻就居间费有关问题询问赵波，他拒绝回答；杨文广使用的电话号码现已为空号。

“加盟分公司”的生意

中国建筑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施工劳务三大序列，其中与工程承接关联最紧密的施工总承包资质，按工程类别和承接能力划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个等级。三级资质仅能承接中小型民用建筑工程，只有一级与特级资质企业，才能承接大型、超大型建筑工程及参与政府、国企项目招投标。

包工头和中小施工队是建筑行业施工主力，但他们却无力承担资质办理的高额成本。办理高等级资质不仅需要巨额的注册资本实缴、一定数量的注册建造师和专业技术人员，还需要连续多年符合标准的工程业绩，远超多数零散施工队的承受范围。于是，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成了行业通行的潜规则。

在挂靠模式下，一旦发生工程质量、安全或资金纠纷，名义资质方要承担法律责任，实际施工方却难以受控，最终极易演变为法律追责、资金失控和项目失序的连锁风险。因而，挂靠模式一直是监管机构的打击重点。

2019年1月，住建部修订发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挂靠禁令，明确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传统的资质挂靠模式被严令禁止，违法挂靠的企业和个人将面临高额罚款、资质降级甚至吊销的处罚。

界面新闻调查发现，“加盟分公司”成为挂靠模式的主流变种。梳理中宏天佑的变更记录和分公司的成立时间，正好契合这一新政后的行业变化。

一位建筑行业人士透露，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起伏，一些拥有资质、却很难接到项目的建筑公司生存陷入困难，不少企业开出低价“转手”，这让“资质掮客”们看到了机会。中宏天佑一位原股东也确认，该公司被“转让”给了李洪杰等人。

中宏天佑曾用名为四川川毅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2月。2020年9月，该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信息被全面变更。李洪杰成为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持股99%，注册资本也从1000万元虚增到18.8亿元。随后，李洪杰等人展开“加盟分公司”业务。

界面新闻获取的中宏天佑招商推广资料，以及对十多位分公司负责人的采访显示，其核心业务模式即向全国包工头、中小施工队推出“资质加盟分公司”服务，加盟方缴纳数万元到十余万元不等的费用，即可注册成立中宏天佑的分公司，使用总公司宣称的“一级资质”，以总公司名义承接工程、参与招投标。

中宏天佑承诺，分公司拥有独立银行账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不参与项目实际管理，仅负责提供资质授权与盖章配合。

持有一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接国企、央企等大项目，含金量极高。靠着“一级资质”的吸引力，从2020年11月开始，中宏天佑全面启动“加盟分公司”计划，当年设立分公司11家；此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分别设立分公司77家、45家、11家。

中宏天佑分公司示意图（部分）。 图片由天眼查生成

而中宏天佑最让加盟方无法接受的是，其对外宣传的核心竞争力——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也存疑。

根据多位分公司负责人转述中宏天佑的说法，该公司取得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是“单网”，即只能在公司注册地省内查询，而非同时可以在国家级平台查询的“双网”资质。

在资质审批改革试点阶段，住建部曾于2021年将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至全国15个试点省份，由省级住建部门核发一级资质证书。此类由地方审批的一级资质，曾因数据同步问题出现过省内可查、全国平台暂未更新的情况，成为“单网资质”的历史由来。

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四库一平台），是建筑企业资质的唯一国家级权威查询渠道，但该平台无任何中宏天佑的信息。界面新闻记者仅从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查询到，该公司唯一一份合法资质，为编号D351985300的三级资质。

一份法院判决也印证了中宏天佑的资质谎言。2022年6月，中宏天佑山东分公司与郓城慧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约时向开发商提供了编号为D351985300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载明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级为一级，有效期至2023年3月29日。

在办理施工许可备案时，开发商发现了异常。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的官方信息显示，同一编号D351985300的资质证书，对应的中宏天佑真实资质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有效期至2024年7月18日。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中宏天佑超越资质等级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全部无效。

对于这套加盟模式的风险，中宏天佑河南漯河分公司原负责人肖启利有着切身体会。2021年，为了接下当地一个3.2亿产值的项目，他需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通过中介花费数万元，他注册了中宏天佑漯河分公司，开设了独立账户。

后来，他发现账户无故被冻结，一查才知道是受总公司执行案件影响。他联系李洪杰处理，对方却不接电话。“就是个皮包公司。”他说。

多位分公司负责人估算，仅加盟费一项收入，每年就为中宏天佑带来超千万元收益，而这还不包括项目履约保证金、居间费分成等其他收入。

风险隔离与金蝉脱壳

随着分公司越来越多，风险也逐渐爆发。

2023年2月，广西梧州市长洲区人社局发布的《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决定书》载明，中宏天佑在一项目中无故拖欠130名农民工工资共计117.3万元，被正式列入国家级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惩戒期限为3年。

截至2023年8月，中宏天佑已在全国范围内卷入近百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保证金返还纠纷，多地法院陆续作出对其不利的生效判决，整个加盟体系已处于崩盘状态。

不久，该公司出现了可疑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

2023年9月4日，中宏天佑法定代表人由李洪杰变更为马金贵，监事由陆飞变更为张国华；同时，李洪杰名下99%的股份变更到马金贵名下，张国华则获得了陆飞所持1%的股份。至此，李洪杰、陆飞等人在股权关系上与中宏天佑完全剥离。

不过，马金贵和张国华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均表示，他们对公司此前的经营情况并不了解，是听信了李洪杰的“忽悠”，替他“背锅”。

张国华回忆，多年前因为一个山东的项目需要一级资质，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洪杰。在张国华的印象中，李洪杰大约三十多岁，身高一米六左右，偏瘦，“办事痛快、为人靠谱”。

马金贵与李洪杰的相识，则完全是通过张国华的牵线搭桥。2019年住建部严打资质挂靠后，他急需一个能提供合规资质、独立银行账户的合作方。经张国华介绍，他以5年7万元的加盟费，成为了中宏天佑呼伦贝尔分公司负责人。他称，自己从未见过李洪杰，仅与其保持电话和微信联系。

马金贵告诉界面新闻，大约在2023年9月，李洪杰联系他，只称公司要“重组”，“让我暂时担任（法定代表人）就几个月，说完了再给换回来”。李洪杰口头告诉他，会给他6%的股份。随后，办事人员给他邮寄了一份协议，但在股权变更处留白，让他签字。出于信任，他签字后将协议寄了回去。

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名下的股份变成了99%，并且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迟迟无法变更回去。他找李洪杰交涉，对方一开始安慰他“马上就找着人了，马上给你换掉”，而后就不再回信息，也不接电话。

马金贵称，他接手法定代表人后，除协助注销几家分公司外，没有签字同意开设任何分公司。但因中宏天佑的债务，他被全国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人员，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户全部被冻结，日常消费只能用现金，飞机、高铁完全无法乘坐，跨省出行只能靠开车或乘坐几十小时的绿皮火车。

张国华向界面新闻表示，当初李洪杰只说让他担任公司监事，需要他提供身份证照片做工商备案，从头到尾没提过股份的事，他也从未签署过任何股权相关文件。直到接到法院通知，他才知道自己被登记为公司1%的股东，同时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名下的奥迪车也被法院查封。

张国华说，去年他曾专程开车到成都找李洪杰，对方始终避而不见，后来更是彻底失联。

界面新闻获得的信息显示，李洪杰系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铁炉村人，1989年11月出生。多位当地村民称，李洪杰已多年未回家，其父母也长期不在村中居住。“如果他真的在搞建筑，我不会不知道。”一位当地建筑商说。

中宏天佑在成都有两个登记地址，界面新闻记者近日走访，均未发现该公司的经营痕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家园路32号2栋5层12号的地址为一公寓楼，大门紧闭，无任何公司标识，记者在上班时间多次敲门均无人应答；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大道文武路42号26层E号的地址，实为一家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从未有过名为中宏天佑的公司。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大道文武路42号26层E号的地址，实为一家酒店。 摄影：赵孟

界面新闻记者拨打李洪杰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显示已经暂停服务；添加其微信，亦未通过。

截至目前，中宏天佑涉及司法案件达227起，九成以上为被告，大多数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不少终本执行案件中，法院经全面核查后，未发现公司名下有任何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不动产、车辆等财产，已完全丧失债务清偿能力。

可复制的“生意”

除了中宏天佑，李洪杰还实际控制着另外3家建筑企业，其“发展模式”与中宏天佑高度雷同。

李洪杰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方式，掌控着四川中明建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中明）、中江建投建设工程（陕西）有限公司（下称中江建设）、中京建业（陕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京建业）。这三家公司都有过曾用名，并经历了名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份的变更，且注册资本在变更后猛增。和中宏天佑一样，这些公司也设立大量分公司。

其中，中京建业设有53家分公司，中江建设有39家分公司，四川中明设有1家分公司。中京建业和中江建设均涉及数十起司法纠纷案件，几乎都为被告。

界面新闻随机联系了多家分公司负责人，他们称均是这些公司的加盟成员，并支付了“加盟费”。中江建设一家分公司负责人称，2023年，他花费十余万元，“买断”使用中江建设的资质。

在多位建筑业内人士看来，“加盟分公司”之所以迅速蔓延，除了挂靠禁令的压力外，也有商事登记和监管的复杂背景。

2024年修订的新《公司法》虽明确了“注册资本5年内缴足”的刚性规则，但针对2024年6月30日前设立的存量公司，设置了长达3年的过渡期。

这意味着，中宏天佑这类“超高注册资本、零实缴、超长认缴期”的空壳企业，在2027年之前依然可以合法存续，用巨额注册资本包装企业实力。同时，分公司设立仅需形式备案审查，无需核查总公司的信用状况，最终形成了“分公司注册地只管登记、总公司注册地只管主体”的监管真空。

中宏天佑属于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简单、内部缺乏制衡，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仅需股东签署文件即可完成，市场监管部门仅作形式审查，无需实质核实。李洪杰正是利用这一宽松规则，在风险集中爆发前快速完成工商变更，将债务与风险全部转移给挂名人员。

从法律层面，原股东的责任并不因工商变更而免除，其任职期间主导的资质造假、违规加盟、欠薪等行为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在现实中，工商变更会造成责任主体隐身、证据链条拉长、追责成本大幅上升。

此外，上述人士表示，中国建筑资质审批长期“重纸面材料、轻实际能力”，空壳公司可通过证书腾挪、业绩伪造等方式拿到资质；而资质全国通用、监管属地管辖的原则，导致中宏天佑在全国20多个省份的经营行为，难以被项目所在地有效监管。

“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形成了可无限复制的模式。”一位建筑业内人士表示，“收购一家带三级资质的建筑公司仅需几十万元，马上就能在全国招分公司加盟，几个月就能回本，等这个壳爆雷了，再换一个新壳继续操作，几乎没有任何代价。”

如今，在多家短视频平台，以“建筑资质加盟”“工程分公司加盟”为关键词检索，可见大量相关投放内容，其宣传话术高度趋同，以“合法合规替代挂靠”为核心卖点，宣称“终身使用总公司全序列施工资质”“分公司独立银行账户、独立公章、独立核算、无项目提点”。广告主体中，不乏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存在大量司法诉讼的问题企业。

如今，此类“加盟分公司”广告仍不少见。 图片来自网络

截至目前，与李洪杰等人有关的多家公司状态仍为“存续”，名下仍有新的分公司在登记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