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6份证据、419名证人！如山的铁证将日军罪行镌刻进人类司法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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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4336份，庭审记录48412页，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在东京审判中，证据是定罪与量刑的核心基础，搜集日军在华罪行证据则是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主要工作之一。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刊登的日本投降消息，其中“日本投降矣”5个大字格外醒目。

从江苏省南京到上海市，《方圆》记者一路追寻着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痕迹。摄影机、打字机、相机、日记、档案……这些沉默的物件，串联起东京审判的全景图卷，构成了日本侵华罪行无可辩驳的铁证，也见证了中国人民追求正义的坚定意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序厅内，展出着令人震撼的照片墙。墙上共展出1213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

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令人震撼的照片墙。据讲解员董浩介绍，墙上共展出1213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前方左右两侧墙上，1113张已故幸存者的黑白照片对称排列；后墙上，100张彩色照片灯箱，记录的是截至2017年9月30日，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每当一位幸存者离世，照片灯箱也随之熄灭。截至2026年4月，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余21人。

一位参观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板前久久驻足。他凝神注视着中国检察官团队的面孔与事迹，仿佛那些点滴记录，正透过时光，无声还原着那段为正义发声的铿锵岁月。

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专案时，起诉方共有12名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其中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梁廷芳5人是中国证人。此外，金陵大学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等作为第三方证人出庭，其证词与幸存者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许传音是第一位指证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证人。南京沦陷期间，他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在法庭上证实，日军进城后“非常野蛮，他们向见到的所有人开枪”。他还详细描述了1937年12月16日陪同日本人巡城时的所见：“我看见到处都是尸体，有些被肢解，有些保持着他们被杀时的姿态……”

尚德义是一名在南京做生意的丝绸商人。他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1937年12月16日11时，他与1000多名南京市民被日本兵抓走，押往下关江边，面对架设好的十几挺机枪席地而坐。下午4点左右，一名日本军官下令扫射。尚德义在机枪扫射前昏倒在地，被数具尸体压在下面，直到晚上9点才从尸堆中爬出逃生。

伍长德，时任南京交通警察，是东京审判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证人之一。他当庭袒露背部，展示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刀疤。他的法庭证词与威尔逊医生的救治记录互为佐证，成为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重要证据。

陈福宝在1937年南京沦陷时，随父亲逃难途中目睹父亲被日军杀害，其外公在中山码头为日本兵做搬运工，日本兵嫌他动作慢，一脚把他踢进江里，不幸遇害。陈福宝在法庭上称，他看见3个日本兵强奸一个16岁的哑女，惨叫声不绝，渐渐没了声息。在作证时讲述这一幕时，陈福宝当庭哭泣……

梁廷芳原本是中国守军上尉军医，日军在江边大规模屠杀时，他通过装死活了下来。天黑后，他逃到了医院，被威尔逊医生救治。

在法庭上，他们的证词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这些从南京奔赴东京的中国证人，亲手揭开自己血淋淋的“伤疤”，将日军罪行的真相镌刻进了人类司法的史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被告人。

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一台历经沧桑的16毫米贝尔牌摄影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用这台摄影机秘密拍摄下了日军屠杀暴行的画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参与难民救助的欧美人士现场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唯一动态影像。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出庭作证。2015年，这台摄影机连同其原始胶片，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纪念馆中最令人震撼的，还有那些从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出土的遇难同胞遗骸。法医和考古专家在现场发掘中发现，这些遗骸层层叠压、密密麻麻，其中有的颅骨留有明显弹孔，有的遗骸呈挣扎扭曲姿态。这些触目惊心的白骨，都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展出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曾用过的放大镜、眼镜、圆珠笔等。

距离南京约300公里的上海市宝山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正义昭昭 大道同行——战后审判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迎来众多的参观者。在展览的东京审判章节中，两件看似普通的办公用品，承载着中国检察官团队在国际法庭上捍卫民族尊严的非凡使命。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展出一台雷明顿牌英文打字机。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用同款打字机，一字一句地撰写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及数万字的证据摘要。

第一件是一台雷明顿牌英文打字机。在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就是用同款打字机，一字一句地撰写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及数万字的证据摘要。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每一页诉状、每一份证据摘要，都是从这台打字机的键盘下敲击而出的。中国检察官团队面对的是日本战犯庞大的辩护律师团，以及英美法系严苛的证据规则，该款打字机见证了中国检察官团队如何在国际司法舞台上据理力争、捍卫正义。

中国检察官团队成员高文彬用这台Clarus MS-35型旁轴相机拍摄下了东京审判法庭内外的实况、工作场景以及部分证据材料，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记录。

第二件是一台Clarus MS-35型旁轴相机。中国检察官团队成员高文彬当时年仅26岁，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先做翻译，后成为向哲濬的秘书。他用该款相机拍摄下了东京审判法庭内外的实况、工作场景以及部分证据材料，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记录。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展板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检察官驻足学习。

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这些穿越80年时光的物件，依然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不容抹杀的历史。岁月流逝，企图歪曲与否认侵略历史者从未绝迹，但这些用生命、鲜血和良知铸成的证据，早已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铁证如山》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 设计丨刘岩记者丨刘亚 摄影丨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