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家决定推进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这些项目的总投资达到六百亿美元，但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不到十亿美元，资金缺口很大，年底时匆忙签订了七十八亿美元的技术引进合同，有些合同是在最后十天内赶着签的，连详细审阅都来不及，设备运到港口后才发现电力供应不足，工厂建好了但铁路还没通，进口的机器只能堆在仓库里闲置。
1979年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占全年收入的比重超过15%，账目几乎难以核对，宝钢项目就是典型例子，预算超出200亿元，地基刚完成就传出位移问题，人大代表直接提出质询，导致二期工程暂停，一期工程也面临停滞，七万人停工，三十六万吨设备眼看就要报废，这不仅是资金问题，而是整个体系快要支撑不住了。
中央发现情况不对，就在1979年紧急调整方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八个字，基建投资从501亿元直接砍到302亿元，几乎减少一半，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5.2%，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有人开始怀疑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争论很激烈，核心问题在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保守派认为市场机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派认为计划经济早就该淘汰，最后采取折中方案：继续保持公有制，但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保留计划指标，同时尝试加入市场调节。
农村开始变了，1978年冬天，安徽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悄悄按下红手印，签下一份协议，把田地包到各家各户，第二年油料产量就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的总和，事实摆在眼前，再大的争议也压不住，到了1983年，全国大部分生产队都实行了承包制，人民公社渐渐消失，这件事让我感到，人一旦有了自主权，干活的劲头确实比集体平均时强得多。
在城市里，个体户的出现是被现实逼出来的，1981年以前，“投机倒把”算重罪，谁干谁倒霉，后来实在没办法，中央松口允许个人经营，到1985年，全国个体户达到1171万户，从业人数有1766万，全是下岗和待业的人自己闯出来的一条路，深圳特区在1980年设立，结果1981到1982年遇到财政紧缩，工地全停了，差点就黄了，但到了1985年，深圳的GDP涨到39亿元，比1980年翻了14倍，全国的进出口总额也翻了一倍多。
城市改革推进得不太顺利，国企被赋予自主权后能自己决定价格和管理生产，但原料供应仍然依赖计划分配，市场机制也没有完全放开，这就好像给了方向盘却没给油门，1985年物价上涨了11.9%，老百姓开始抢购商品，通货膨胀的迹象已经显现，同时各地重复建设工厂的现象增多，有些地区变得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地方依然贫困。
六五计划的完成率实际达到将近300%，远超原定目标，这个数字背后没有狂飙突进，而是一边走一边调整，先从农村开始，再到城市推进，先在沿海地区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当时没有顶层设计画出的完美蓝图，也没有一步到位的狠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错了马上改正，很多人觉得这种做法太保守，现在回头看，这种克制反而保住了基本盘。
2025年宝钢赚了65.9亿元，成为全球碳钢产品种类最全的企业，还在沙特建了工厂，推进近零碳炼钢项目，2026年第一季度深圳的GDP达到9594亿，差不多相当于1985年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工业机器人和锂电池这些新兴领域，增长速度都超过70%，小岗村那十八个红手印的故事，如今没人再提写血书的事，因为制度已经承认了这条路，不用再拿性命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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