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去年冬天,弟弟打来电话,说爹没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来车往,好一会儿没说话。
"哥,你回来不?"弟弟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没回答,挂了电话。
三十年了。我从五岁那年被他卖掉的那天起,就当自己没有父亲。
可我还是回去了。不是为了他,是为了看看那个破院子里,还剩下些什么。
我没想到的是,在他床底下那个发霉的旧木箱里,我会翻出一封泛黄的信。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被人反复摸过。
拆开那一刻,我的手在抖。
信纸上的第一行字,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01
我叫顾明,1982年生人,老家在豫北一个叫顾家洼的小村子。
1987年的冬天,我五岁。那是我人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一天,清楚到隔了三十多年,我还能想起那天早上灶房里飘出来的红薯味儿。
那天我爹把我卖了。
他背着我走了整整二十里山路,把我交给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换了200斤苞谷。
我至今记得那个老头的手,干瘦,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捏着我的下巴左右看了看,说:"骨架还行,嗓子亮不亮?"
我爹没说话。
"唱一个。"老头说。
我爹推了推我的后背:"唱,给人家唱一个。"
我不唱。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隐隐觉得不对劲。我爹从来不让我给外人唱,他说唱戏是下九流,咱家娃不干那个。
"唱。"我爹又推了我一把,这回力气大了些。
我回头看他。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下面青黑一片,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站在寒风里,瘦得像一根竹竿。
我张嘴唱了一句,是我娘教我的:"苏三离了洪洞县……"
没唱完,老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成,这嗓子,是块料。"
然后我就被带走了。
我爹站在原地没动,背对着我。我被那个老头牵着,走了好远才回头。我爹还站在那儿,风吹着他的衣角,像一截枯木。
我喊了一声:"爹!"
他没回头。
我又喊:"爹!"
他还是没回头。
老头拽着我的手加快了脚步,我被他拖着走,一步三回头。直到我爹的身影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
我的眼泪流了一路,流干了,心也干了。
02
那个老头叫周德发,是个走村串乡唱野台戏的班主。手底下十几号人,大的四五十,小的跟我差不多,都是从各个村子里收来的。
说是"收",其实就是买。
用粮食换,用钱换,什么都能换。
戏班子驻扎在镇上一个废弃的祠堂里。墙皮剥落,房梁上挂满了蜘蛛网,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
我被分到一间偏房,屋里睡了六个小孩,年纪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就是我。稻草铺的床,一床破棉絮盖三个人,翻个身都费劲。
第一顿饭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一人一碗,喝完就没了。
我喝完饭,坐在墙角哭。
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凑过来,剃着光头,耳朵上生着冻疮。他看了我一眼,说:"哭啥哭,哭有用吗?"
我不理他,继续哭。
他从怀里掏出半块红薯干,塞到我手里:"吃吧,别嚎了,吵得人脑仁疼。"
那是我在戏班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大顺。
大顺比我大四岁,也是被家里卖过来的。他说他爹死了,他娘改嫁,后爹不要他,就把他换了五斤白面。
"五斤,"他嘿嘿笑,"还没你值钱呢。"
我问他:"你恨你后爹吗?"
他想了想,摇头:"恨啥,他又不是我亲爹。"
"那要是亲爹呢?"
"亲爹?"大顺愣了一下,"亲爹卖你,那更得恨。"
那天晚上,祠堂外头下起了雪。我躺在稻草堆里,缩成一团,听着风呜呜地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爹不要我了。
他把我换了200斤苞谷。
200斤苞谷,就是他儿子的价钱。
03
戏班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练功。压腿、下腰、踢腿、拿顶,一项一项过。冬天的院子里结着冰,我们光着脚站在上面,脚趾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周德发手里拎着一根藤条,谁动作不到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抽。
我挨过最狠的一次,是刚来的第三天。练劈叉的时候我撑不住哭了,他一藤条抽在我大腿上,登时就是一道血印子。
"哭?有啥好哭的?"他吐了口唾沫,"你爹把你卖给我,就是让你吃苦来的。吃不了苦,滚回去!"
我不吭声,咬着牙继续撑。
回去?回哪儿去?我爹不要我了。
那道血印子好久才消,疤留了好几年。后来我长大了,再看那道疤,心里想的不是周德发,是我爹。
是他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是他让我挨的这顿打。
戏班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挨打的。大顺说,挨打是家常便饭,习惯就好。
我不想习惯。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练功之外,就是学戏。我学的是花旦,因为周德发说我长得秀气,嗓子也亮,正适合唱旦角。
一开始我死活不肯。我爹说过,唱戏是下九流,咱家娃不干那个。可现在我爹不要我了,他说的话还算什么?
我开始学。
唱腔、身段、水袖、台步,一点一点学。白天练,晚上还得背戏词。冬天没有灯,我就着月光背,背不出来就不准睡觉。
第一年,我几乎天天挨打。第二年,打少了。第三年,周德发开始让我上台跑龙套。
第四年,我头一回演主角。
那是一出《秦香莲》,我演秦香莲。戏台搭在镇上的集市边,台下乌泱泱挤满了人,锣鼓一响,我提着水袖上台。
唱到"我好比哀哀长空雁,声声叫得好心酸"的时候,台下有人喊好。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不是高兴,是恨。
我恨我爹,如果不是他把我卖了,我不用站在这台上,扮成一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唱那些凄凄惨惨的词。
04
戏班子是流动的,一年到头走村串镇,哪儿有庙会往哪儿去,哪儿有红白喜事就往哪儿赶。
1992年,我十岁那年,戏班来到一个叫王集的镇子。
搭台子的时候,我在边上帮忙递东西。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明子?你是明子吧?"
我回头,看见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挑着一副担子,站在戏台底下愣愣地看我。
我不认识他。
"我是你三叔公家的二顺啊,"那人放下担子,走近了几步,"你不记得了?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我想起来了。三叔公是我们村的,和我爷爷是堂兄弟。二顺是三叔公的儿子,辈分跟我爹一样,我得叫他叔。
"二叔,"我喊了一声。
"哎,哎,"二顺眼眶一下就红了,"明子,你怎么在这儿?你爹……你爹他……"
他说不下去了,拿袖子抹了一把脸。
周德发走过来,看了看二顺,又看了看我:"认识?"
"是我村里的叔,"我说。
周德发点点头,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二顺拉着我到一边,上下打量我,一个劲儿叹气:"瘦了,也黑了,在这儿受苦了吧?"
我没吭声。
"你爹……你爹这些年也不好过,"二顺压低声音,"你娘走了之后,他一个人拉扯你弟弟,家里穷得叮当响。去年下大雨,房子塌了半边,现在还住着漏风的屋……"
"他卖了我,"我打断他,"换了200斤苞谷。"
二顺愣住了。
"我恨他,"我说,"我这辈子都恨他。"
二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又咽回去了。他从怀里摸出几块钱,塞到我手里:"拿着,买点吃的。"
我没接。
"拿着吧,"他硬塞给我,"你爹……他要是知道你在这儿,肯定……"
"他知道又怎样?"我把钱扔到地上,"他当年把我卖的时候,想过今天吗?"
二顺弯腰把钱捡起来,揣回自己怀里,长叹了一口气:"明子,有些事,你还小,你不懂……"
"我懂,"我说,"我什么都懂。"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二顺走了。临走前他又来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明子,照顾好自己。"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忽然想起了我爹。
那年冬天,他也是这样转身走的,一步都没回头。
05
1997年,我十五岁,戏班散了。
不是周德发不想干了,是干不下去了。电视机进了村,录像厅开遍了镇,没人看野台戏了。
周德发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说:"各回各家吧,班子散了。"
大顺问:"师父,你去哪儿?"
周德发叹了口气:"回老家种地去。"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这十年下来,戏班就是我们的家,师兄弟就是我们的家人。说散就散,往后去哪儿?
大顺没地方去,他那个后爹和他娘早搬走了,连老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最后他跟周德发回了老家,继续学戏,说是将来有机会再拉个班子。
我呢?
我有老家。顾家洼,那个我五岁离开的地方。
可我不想回去。
我不想见我爹。
临走那天,周德发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五十块钱。
"拿着,"他说,"算师父送你的盘缠。"
我接过钱,低着头不说话。
他又说:"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师父知道,你心里有恨。但师父告诉你一句话,人这辈子,别让恨把自己活死了。"
我抬头看他。他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我不恨师父,"我说。
他摇摇头:"我说的不是我。"
我没吭声。
"你那个家,迟早得回,"他说,"早回晚回的事儿。"
我没接话,转身走了。
十五岁那年,我没有回过家洼。我揣着那五十块钱,上了一辆去省城的大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的人,那么宽的马路,那么高的楼。我站在汽车站广场上,背着一个破布包,看着满街的车来车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在这儿活下去。
我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要让我爹知道,没有他,我照样能活。
06
省城的日子,比戏班还难。
我没学历,没手艺,长得也不壮实,工地上的活儿都干不了。一开始在饭店里洗碗,一个月六十块钱,管吃不管住,晚上睡在厨房的案板底下。
干了三个月,饭店倒闭了。
后来又去夜市上帮人看摊子,卖麻辣烫的,一站就是一宿。再后来去工厂里做流水线,在玩具厂给塑料娃娃上颜色,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都快看瞎了。
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唯一没干过的,是唱戏。
学了十年的本事,出来之后一天都没用。不是不能用,是不想用。一唱戏,就想起那些年在戏班子里挨的打,就想起我爹把我送走的那天。
1999年,我十七岁,在一个茶楼里打杂。
老板姓林,四十来岁,以前在省京剧团待过,后来下海做生意,开了这间茶楼,主打戏曲清唱,请几个角儿来助兴,赚文人雅客的钱。
有一天晚上,请来的花旦临时出了状况,来不了了。茶楼里坐满了客人,台上空着,林老板急得团团转。
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说:"我能唱。"
林老板愣住了:"你会唱?"
"学过几年。"
"唱来听听。"
我没化妆,没穿戏服,就穿着打杂的围裙,站到台上,清了清嗓子,开口就是一段《锁麟囊》。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唱完一段,茶楼里鸦雀无声。
林老板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救了场。第二天,林老板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唱戏。
我说愿意。
从那以后,我从打杂的变成了茶楼的台柱子。林老板给我置了行头,请了琴师,还给我涨了工资。
我头一回觉得,学戏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让人恨了。
但我依然恨我爹。
07
2002年,我二十岁,在茶楼里站稳了脚跟。
那年秋天,有个客人找到我。
他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花白,满脸的皱纹。他站在茶楼门口,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不认识他。
"你找谁?"我问。
"我找顾明,"他说,"你是顾明吧?"
"我是,你谁啊?"
"我是你爹托我来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低头一看,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那笔迹我认得,是我爹的。
我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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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转告他,"我说,"我没有爹。"
那人愣住了:"孩子,你爹他……"
"他把我卖了,"我打断他,"十五年了,他现在想起我来了?"
"他没忘过你,"那人着急了,"这些年他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打听我干什么?"我冷笑,"要把我再卖一次?"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人急了,"你爹他病了,病得不轻,他想见见你……"
"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我五岁那年,他把我卖到戏班子,换了200斤苞谷。十五年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我。现在他病了,想起我来了?"
那人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你回去告诉他,"我说,"我顾明,没有爹。"
说完,我转身进了茶楼,把门关上了。
那封信,我没接。
后来林老板告诉我,那人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叹着气走了。临走的时候,他把那封信塞到了门缝里。
我捡起来,看都没看,直接撕了。
08
2005年,我结婚了。
妻子叫林小燕,是林老板的远房侄女,在茶楼里帮忙做账。她比我小两岁,圆脸,爱笑,脾气好,知道我的过去,从来不多问。
结婚那天,她问我:"要不要通知你家里?"
我说:"不用。"
她没再问。
婚礼很简单,就请了茶楼的同事和她的几个亲戚,两桌人,在饭店里吃了顿饭,就算成了。
晚上回到出租屋,小燕问我:"你真的不想见见你爹吗?"
我正在脱鞋,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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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这么大的事,"她轻声说,"总该让他知道吧?"
"他不配知道,"我说。
小燕没吭声,低下头,不再说什么。
那晚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娘还在。那时候日子虽然苦,但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有个盼头。我爹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不会说话,不会来事,一辈子就知道种地。我娘爱唱戏,闲的时候就教我唱。
后来我娘病了,病得很重,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爹到处借钱,借遍了全村,没人肯借。
我娘死的那天,我趴在她身上哭。我爹站在一边,眼睛干干的,一滴泪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伤心,是哭不出来了。
可这些,都不是他卖掉我的理由。
我娘死了,我还在啊。他为什么不把我留在身边,而是把我卖了?
200斤苞谷。
就值200斤苞谷。
09
2008年,我们有了儿子。
小燕说,要不要带孩子回老家看看?总得让孩子认认根。
我说:"他没有那个根。"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
那年过年,林老板在茶楼里办了场堂会,请了一帮老主顾来捧场。我唱了一出《锁麟囊》,唱到"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那句,台下有人叫好。
下了台,我去后台卸妆。小燕抱着孩子在门口等我。
孩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睫毛长长的,像他娘。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有些发酸。
如果我爹当年没把我卖了,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还在顾家洼种地吧。娶个村里的女人,生几个孩子,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跟我爹一样。
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了。
想那些干什么?都过去了。
2010年,茶楼因为城市改造被拆了。林老板年纪大了,不想再折腾,把茶楼盘了出去,自己回老家养老去了。
我没了着落,在家里歇了几个月,后来跟几个同行一合计,凑钱开了个小剧场,专演传统戏,也接婚丧嫁娶的活儿。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混个温饱。
小燕从来不抱怨,跟着我过穷日子也好,过苦日子也好,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
我有时候想,这辈子最对得起我的人,就是她。
10
2015年,弟弟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还有个弟弟。
顾亮,比我小三岁。我被卖走的时候,他才两岁,还不记事。
"哥,"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陌生,"你还记得我不?"
"记得,"我说。
"爹想见你,"他说,"他身体不好,医生说可能……"
"我没空,"我打断他。
"哥!"
"我说了,我没空。"
我挂了电话。
小燕在旁边听着,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你弟弟?"
"嗯。"
"你爹怎么了?"
"病了。"
"那你不回去看看?"
"不回。"
她叹了口气:"明子,人这辈子……"
"你别说了,"我打断她,"我不想听。"
她不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五岁那年被卖走的冬天,想起戏班里挨的那些打,想起那个来送信的人,想起那封被我撕掉的信。
我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他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11
2017年,弟弟又打来电话。
"哥,爹不行了,你回来吧。"
我沉默了很久。
"他说,他想见你,"弟弟的声音在发抖,"他一直在等你……"
"不回。"
电话挂断了。
三天后,弟弟又打来,说爹走了。
我没说话,听着他在电话那头哭。
小燕坐在我旁边,轻轻握住我的手。
"回去吧,"她说,"送他最后一程。"
我摇了摇头。
"明子,"她的声音有些发紧,"人死了,什么恩怨都该放下了。"
"放不下,"我说。
我确实没回去。
我爹的葬礼,弟弟一个人操办的。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丧事办完了,爹埋在村东头的老坟地里,挨着我娘。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小燕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你就真的不后悔?"
"不后悔。"
可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了五岁那年,我爹背着我走在村道上。天很冷,风很大,他的背很宽,我趴在上面,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爹,咱去哪儿?"
他没回答。
"爹?"
他还是没回答。
我醒了,枕头是湿的。
12
去年冬天,弟弟又打来电话。
"哥,爹的房子要拆了,村里搞开发。你要不要回来看看,把爹的东西收拾收拾?"
我本来想说不去,可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也许是年纪大了,心软了。
也许是那个梦,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坐了大半天的车,我回到了顾家洼。
三十年没回来,村子变了很多,又好像没怎么变。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可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歪歪扭扭地长着,树干上的那个疤还在。
小时候我摔过一跤,头磕在那棵树上,磕出一道口子,流了好多血。我爹抱着我往卫生所跑,一边跑一边骂我:"你个碎怂,叫你别淘!"
我站在那棵树下,愣了半天。
弟弟来接我。
他比我矮半头,长得像我娘,皮肤黑,手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种地的人。
"哥。"他喊我。
"嗯。"
我们往村里走。路上碰见几个老人,他们看着我,有的认出来了,说:"这不是老顾家的大娃吗?回来啦?"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爹的房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房梁都歪了。院子里长满了草,高的有半人高。
"爹一个人住了好多年,"弟弟说,"我让他来城里跟我住,他不肯。"
我没吭声,推门进了屋。
屋里很暗,一股霉味扑鼻而来。靠墙有一张破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有一只搪瓷碗,碗边豁了一个口。
我看着那只碗,有点眼熟。
"这是爹用了几十年的碗,"弟弟说,"他舍不得扔。"
我想起来了。
这只碗,是我小时候用过的。
"爹的东西都在那个柜子里,"弟弟指了指墙角,"你看看有没有想留的。"
我走过去,打开柜门。
里头乱七八糟堆着一些东西:几件旧衣服,一双破棉鞋,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还有……
一个旧木箱。
"这是爹床底下翻出来的,"弟弟说,"我也不知道里头是啥,一直没敢开。"
我蹲下身,把箱子拖出来。
箱子很旧,木头都朽了,上面满是霉斑。锁早就锈坏了,一碰就开了。
我打开箱盖,愣住了。
箱子里,满满当当,全是信。
几十封信,上百封信,一封一封整整齐齐地叠着,用旧报纸包着,保存得很好。
每一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名字:顾明收。
我的名字。
我随手拿起一封,看了看日期:1989年7月3日。
拆开,里头是一张泛黄的信纸,上头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字写得很难看,有几个还是错别字,看得出写信的人没什么文化。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着看着,我的手开始抖。
"哥?"弟弟凑过来,"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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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回答。
我继续往下翻,又拿起一封,又一封,又一封。
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一样的:明子,爹对不住你……
每一封信的结尾也都是一样的:你会回来的,爹等着你。
可这些信,一封都没寄出去。
我在那堆信里翻着,忽然摸到一封不一样的。
信封上没写日期,纸已经脆得发黄,一碰就碎。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展开那张信纸。
信纸上的字,比别的信都小,挤得密密麻麻,像是写了很久很久。
我低下头,看着第一行字。
那一刻,我整个人僵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