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14年，为何有10年住在河南这个地方

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因与鲁国执政者季桓子政见不合，他毅然离开故土，带着一众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颠沛流离的周游生涯。

在这十四年间，他走过的国家不下七八个。

但他有一个地方去了又走、走了又来，反复出入达五次之多，累计停留时间长达十年。

这个地方就是卫国——今天的河南濮阳。

卫国，成了他周游列国的起点与长期的根据地，也成为他一生中除曲阜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濮阳，也被称为孔子的“第二故乡”。

所谓十一年的累计时间，并非是孔子一次在濮阳住了十年，而是“三进三出”“五次往返”累积而成的数字。

孔子在55岁那年秋天离开鲁国，第一站就直奔卫国。

初来乍到，卫灵公给予他非常丰厚的礼遇，按鲁国的标准发给他“俸粟六万”。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有人进谗言怀疑孔子图谋不轨，卫灵公派人监视他，十个月后孔子仓促离开，前往陈国。

此后，他因各种原因反复折返，分别在卫国住了三年、一年、两年和三年，直到68岁那年最终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在这诸国争雄、遍地是机会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卫国让他如此多次折返？

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为什么一定是卫国？

首先，从地理上看，卫国与鲁国相邻。

心系故国的孔子即便远游，也希望随时能够接到鲁国的消息甚至随时被招回，走得近些，能减少许多不安。

其次，两国同属姬姓，文化礼仪和政治理念高度相似。

孔子曾评价“鲁卫之政，兄弟也”，在卫国推行仁政，阻力相对较小。

更重要的是，卫国在当时已享有“卫多君子，其国无患”的美誉。

早在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卫国时，曾与蘧伯玉、史鱼等贤士见面，由衷赞叹卫国“多君子”。

能容纳如此多君子仁人的国家，风气自然相对开明。

对一心想寻得“用武之地”的孔子而言，卫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吸引力。

如果说地理便利和文化相近是孔子选择卫国作为首站的外部原因，那么真正让他耗上十年之久的，是卫国本身无法替代的深厚吸引力。

在春秋末期的混战中，大多数国君或暴虐或平庸，但在孔子心中，卫灵公却是为数不多值得肯定的君主。

彼时子贡曾问孔子：“当今诸侯，有算得上贤明的君主吗？”

孔子感叹道，虽然真正的贤君没有，但差强人意的，卫灵公算一个。

孔子回到鲁国后，面对鲁哀公问“当今谁为最贤”时，不顾面子，依然为卫灵公大唱赞歌，理由是：他会用人。

他借卫灵公弟弟的话举例说，一个叫渠牟的人“智足以治千乘、信足以守之”，灵公就重用他；有贤士因罢官流落，灵公对他非常尊重，卫国竟然没有“被放逐的士人”；大夫庆足在国难时挺身出力、天下太平时又主动让贤，灵公对他也很倚重。

孔子因此将他归入“贤明”之列。

为此，在灵公死后多年，孔子因感激他的知遇之恩，还在其生前交往的弟子与老友间口口相传，让卫灵公的仁德传诵至今。

卫灵公虽未真正重用孔子，却为他保留了一个可以安全栖身、结交同道、教育弟子的庇护环境。

这种“养而不用”的对待方式，看似有缺憾，实则是当时各国君主中给予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了。

翻开历史的记载，在卫国这片土地上集聚的贤人能士可谓星光熠熠。

以“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著称、常居家与他深谈悟道的蘧伯玉；以刚直不阿的道德勇气闻名、敢当面直谏宁死不屈的大夫史鱼；孔子的得意门生、“十大哲人”之一的子贡；忠勇刚烈、“君子死而冠不免”的子路……

人杰地灵的卫国被儒家视为沃土。

这不仅让孔子在困境时能得到大量旧友、弟子的接济与庇护，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学说在现实中果然能开花结果的希望。

十四年的游历在现实中是非常花钱的。

钱从哪来？

除了部分弟子的家境资助，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他羁旅最多的地方——卫国国君、卿大夫给予孔子的资金、物质支持和资源倾斜。

另一方面，孔子对自己弟子的前途非常关心。

当卫国可以提供从政实践的机会，让弟子们在真实而复杂的官场中历练时，他便更倾向于留下，确保子路、子贡、冉有等人能在卫国政坛立足、为以后的治世积攒最宝贵的经验。

虽然距今已相隔两千五百多年，但孔子长达十年的踪迹并未在历史的风沙中完全湮灭。

今天的濮阳，依然可以让人触摸到孔子的温度。

在濮阳戚城遗址，建有一处以孔子生平为主题的“孔子侯馆”。

侯馆专题讲述了孔子“居卫十年”期间发生的“子见南子”“灵公问阵”“击磬明志”等一系列典故。

戚城在春秋典籍中凡见四十余次，是诸侯争霸、会盟频繁的战略要地。

著名的“孔悝城”就在这里。

相传是卫国重臣孔悝的封地，忠勇的子路便是在此地的宫廷政变中为保卫主人而结缨遇难的，孔子的伤心地也化作了华族传承的家国情怀。

在濮阳五星乡，考古工作者已经探测出总面积达916万平方米的卫国故城遗址。

它的城墙深埋于厚厚的地下，被清清的麦苗覆盖着。

或许到濮阳走一走，亲耳听当地人讲几句流传的方言，仍然能体会到当年九州文化融汇之地的风韵。

14年的旅程颠沛流离，但思想的光芒从未中断。

恰恰是那十年，是孔子从“知天命”步入“耳顺”、最终跨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十年，是他思想真正走向圆熟与完善的最关键时期。

卫国就是他为“仁政德治”理念探索实践的第一块土壤，是儒家核心学说不断深化锻造的修炼之地。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片土地是承载着中国核心思想与道德发展的重要文化地标，依然是那段壮丽儒家文化史不可缺失的神圣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