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查｜榫卯技术“日本特有”？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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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 现有考古与文献证据显示，榫卯作为一种以构件嵌合为核心的连接技术，并非日本“特有”，而是在欧亚非多地都有出现。

- 中国的榫卯实物到建筑的发展脉络清晰且延续：从河姆渡遗址的早期雏形，到先秦时期的成熟应用，再到唐宋《营造法式》的规范化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传统。

- 日本虽在真胁遗址出土类似木质“榫”式物件，但其成熟的木构架与榫卯建筑体系，主要是在飞鸟至奈良时期，伴随佛教传播，经由朝鲜半岛引入中国建筑技术后逐步建立

事件背景

近日，海外社交平台流传一则消息称，不用钉子的榫卯技术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日本特有”的传统建筑方法。

类似的说法还称，榫卯技术奠基于平安时代（公元794年-1185年），并在江户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发展至高度精密，还称诸如“金绳结”“组子”和“保藏”等具有抗震功能的榫卯结构均源自日本木匠的精湛技艺。

网传说法截图。

对此，“澎湃明查”核查发现，人们所知存世最早的榫卯实物分布在欧亚大陆两侧，包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3300年）出土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德国莱比锡一带出土的“井干式”水井结构中，距今皆约7000年。

“榫卯”是榫头卯眼的简称，是一种以构件间几何嵌合为特征的连接方式。其中构件中的凸出部分称为榫，凹入部分则称为卯，又称椎眼、椎槽，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与家具中占据核心地位。

最基本的榫卯结构由两个构件组成，其中一个的榫头插入另一个的卯眼中，使两个构件连接并固定。榫头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称为榫舌，其余部分则称作榫肩。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榫卯实物（左），右图为德国莱比锡出土的水井榫卯构造（右），两者距今皆约7000年。

日本也曾于2015年在石川县能登町真胁遗址（距今5300-2500年）发现类似木制构件。石川县能登町教育委员会通报称，该构件出自绳文时代（公元前1.2万年到公元前300年），长约1米，最宽约16厘米，厚约7厘米，其一端保留有长约10厘米、厚约6厘米的凸出部分，是目前日本出土的最古早的榫卯实物。不过，上述真胁遗址中，尚未发现与之配套的“卯”构件。此前，日本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榫卯结构主要见于弥生时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250年）及之后的遗址。

绳文时代石川县能登町真胁遗址出土的一件带有榫卯结构特征的木材。距今约5300-2500年。

明查

中国榫卯历史绵延千年

从目前考古与文献证据来看，中国榫卯技术具有清晰且连续的发展脉络。

考古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出土的干栏式建筑遗迹中，已发现凸棱、凹槽等连接构件，以及燕尾榫、企口板等早期形态，被视为榫卯结构的雏形。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

《中国传统家具榫卯结构》书中记载，进入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时期，榫卯类型明显丰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木构衣箱已采用框架结构并以榫卯连接；当阳赵巷墓出土的漆木器中，也可见明榫、暗榫、通榫等多种形式，显示当时相关工艺已较为成熟。

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

春秋漆俎榫卯图。

文献中亦可见相关表述。《楚辞·九辩》有“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之句，以“枘凿”不合比喻意见相左。从侧面反映出此类构件在当时已为人熟知。此处的“枘凿”即为后来的“榫卯”。（南宋《二程遗书》中记载：“枘凿者，榫卯也”，反映出两者的关联及术语的演变。）

两汉至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时期，关于榫卯的直接文献记载相对有限，但从出土建筑遗迹及绘画、雕刻资料来看，这一阶段木构建筑技术持续发展，建筑体量扩大，以榫卯为基础的斗拱体系逐步成型。

至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榫卯技术进一步规范，重要标志就是《营造法式》（1091年成书，1103年正式刊印）一书的出现。该书是首部系统记载榫卯的官书，总结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对榫卯结构亦有明确分类与描述，如铺作卯口、梁额卯口和合柱鼓卯等类型，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榫卯”一词开始广泛使用。

宋代家具榫卯结构示意图。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从席地而坐转向垂足而坐，高型家具逐渐普及，榫卯技术也从建筑结构延伸到家具制作。

到了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榫卯在家具中的应用达到成熟。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指出，明式家具结构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构造简洁、连接严密，同时兼顾实用与美感，其核心正是榫卯体系。

成熟榫卯建筑何时出现在日本

日本方面，在出土了上述木质构件的绳文时代之后，有以木材间简易的凹凸契合为技术的建筑产生。例如，干栏式建筑（起源于绳文时代至弥生时代，日本称高床式）、伊势神宫（飞鸟时代）和出云大社（江户时代）。这类建筑形态是以“掘立柱”为核心、顺应重力的经验式加工。

中国学者张十庆在其《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一书中指出，日本弥生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建筑形态，尤其是干栏建筑（高床式）可能源于长江流域及其延伸的水稻农耕文明的传播。

张十庆在《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书中相关内容截图。

不过，从建筑科学体系而言，上述以“掘立柱”为特点的木质契合建筑，与日本后来出现的以“框架咬合”为核心、超越重力的系统性成熟榫卯结构建筑，亦有质的区别。

在讨论日本最早出现成熟榫卯建筑时，存在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两条路径。

作为实物建筑，奈良县的法隆寺是重要参照。该寺西院通常被认为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之一，其主要建筑大体形成于公元7世纪后期。

日本建筑学界在《法隆寺金堂の屋根架構に関する実験的研究》一文中通过实验分析指出，该建筑屋架由多种构件通过嵌合关系形成稳定结构，这从实证层面印证了当时日本的榫卯建筑已具备较高成熟度。

然而，法隆寺曾于天智九年（公元670年）遭火焚毁。多数学者据此认为，现存西院伽蓝（如五重塔、金堂等）为灾后重建，也因此，其建筑形制与源流问题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论。

相较之下，从文献记载来看，日本飞鸟寺（又称法兴寺，公元588-596年）的营建，则更接近接近于日本早期出现成熟的榫卯建筑的历史节点。而其背景，则是日本飞鸟时代（公元6至7世纪），佛教及佛寺营造活动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随后逐步发展演化。

从现有研究来看，日本早期大规模建筑活动与佛教传入密切相关。英文建筑史研究著作《Japanese Architecture: A Short History》提到，公元522年，来自南朝梁的中国人司马达由朝鲜赴日设立佛堂与佛像，此举被视作日本民间佛教传入的最早记录。

至日本敏达天皇六年（公元578年），来自朝鲜半岛西部百济的僧侣、佛像师与寺院工匠抵达日本。权臣苏我马子借此在大和国小野丘上建造了一座佛塔。这是苏我马子为了测试新技术、安奉舍利而建的早期佛塔，后因政治斗争被焚毁，现仅存石块瓦片。

《Japanese Architecture: A Short History》相关内容截图。

据《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一记载，崇峻天皇元年（公元588年），在苏我马子的主导下，日本开始建造首座正式佛教寺院飞鸟寺。在此过程中，又有来自百济的造寺工匠、炉盘博士（铸造师）、瓦博士、画工等相继被派遣至日本，参与寺院营建与佛像制作。

上述记载表明，在6世纪末，日本已出现由外来技术人员直接参与的建筑实践。

《日本书纪》相关内容截图。

《日本书纪》并未具体说明这些工匠采用何种施工方法，但在古代手工业体系中，技术通常依附于工匠群体传播。因此，学界普遍据此推断，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并非单一工艺，而是以寺院营造为载体的整套建筑技术体系，其中包括木构架结构及其核心连接方式，即榫卯。

此外，张十庆在《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中通过对中日早期木构架形制、构件比例与节点做法的系统比较明确指出，日本古代“大木作”技术体系与中国及朝鲜半岛存在明确的源流关系，其核心结构方式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外来体系基础上形成并演化。

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相关内容截图。

而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来源，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被普遍视为关键中介。《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百济》记载，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百济多次向南朝梁请求佛经、学者以及工匠、画师等技术人员，并获得梁武帝的批准。这表明百济在当时已系统吸收来自中国的文化与工艺技术，这一时间也早于飞鸟寺建造约半个世纪，与上述传播路径相吻合。

《梁书》相关内容截图。

除文献记载外，考古发现亦提供了侧面印证。飞鸟寺遗址出土的瓦当被认定具有典型百济风格，而研究认为百济制瓦技术源自其此前从中国引入的工艺体系。《梁书》中关于“工匠、画师”的记载，与此形成呼应。

元兴寺（即飞鸟寺，飞鸟寺、法兴寺和元兴寺是同一座寺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编者注）的官方介绍同时指出，当时由百济派遣的“瓦博士”参与制作了日本最早的瓦片。这些证据显示，在寺院建造过程中，相关工艺技术具有整体性输入的特征。

元兴寺官方网站介绍相关截图。

需要强调的是，制瓦技术与木结构技术分属不同领域，不能直接作为中国成熟榫卯建筑东渡日本的直接证据，但可以作为技术体系整体输入的旁证。

从构造形态来看，张十庆指出，日本飞鸟时代及奈良时代木构建筑中柱梁榫接方式与斗拱式托举结构，与中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木构体系在节点构造与受力逻辑上呈现出明显同源特征。

在建筑布局方面，飞鸟寺采用独特的“一塔三金堂”形式，即以塔为中心，东、西、北三面各设金堂。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布局与高句丽平壤清岩里废寺高度一致，而高句丽建筑技术同样源于中国南北朝体系。

遣唐使为日本大规模引入成熟体系

如果说飞鸟时代日本是通过百济工匠间接学习中国南朝技术，那么到了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94年），随着遣唐使的频繁往来，日本开始跨过中介，直接大规模引进唐朝的成熟规范。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鉴真和尚历经磨难抵达日本，随行人员中包括了大量的造寺工匠，如如宝等。

根据该书的注释，如宝在鉴真圆寂后主持了唐招提寺金堂的后续建设。他是盛唐榫卯技术在日本落地的核心执行者之一。这为唐代建筑技术在日本的系统落地提供了直接条件。

《唐大和上东征传》相关内容截图。

唐招提寺由鉴真于759年创建，金堂则于其身后至奈良时代末期建成，今为奈良时代寺院金堂现存唯一遗构。由于其保存了鲜明的唐风特征，常被视为研究中日古代建筑交流及唐代建筑传统东传的重要实例。

中国建筑史学者梁思成通过比较研究指出，该建筑在平面布局（七间面阔、四间进深）、柱网结构及梁架体系等方面，与中国唐代遗构如佛光寺东大殿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外部形制，更体现在内部结构逻辑之中，即通过梁柱体系与构件嵌合完成整体受力，其核心连接方式依赖榫卯实现。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宝殿立面图（上）和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立面图（下）比较图。

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宝殿内部梁及天花 （左）和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内部梁及天花（右）比较图。

佛光寺大雄殿（左）与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右）的外檐柱头铺作比较图。

此外，王方戟、王梓童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相关研究中亦分析具体比较了两座建筑内外槽平闇、明栿与吊顶的关系，以及两者如何通过视觉调整去处理结构与装饰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支唐招提寺金堂与佛光寺东大殿在总体构架观感、空间层次和装饰和结构关系上的相似性。

不过，唐招提寺金堂虽保存唐风，但从现存建筑细部比较来看，奈良时期的建筑并非对中国技术的简单复制。正如对唐招提寺金堂与佛光寺的比较所示，两者在斗拱组合、构件比例及细部处理上存在差异，这反映出日本工匠在吸收外来技术基础上的调整与再创造。

西方木匠也用榫卯

从更广泛的考古发现来看，与榫卯结构类似的“嵌合连接”的建筑方式也曾在全球多地出现。

除了中国河姆渡遗址外，建筑历史学者刘妍指出，欧洲中部湖沼地区同样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木构遗存，例如在德国莱比锡一代出土的“井干式”水井结构中，就可见卡口榫、透榫与销榫等多种嵌合连接方式。

除了欧亚大陆外，非洲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亦存在使用嵌合连接的木制家具。图坦卡蒙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木制器物显示，当时工匠已能够运用榫接方式完成复杂家具结构的制作。

此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谢普苏特时期）高脚椅等家具（距今约3500年），也被认为体现了当时较为成熟的木构连接技术。这些遗存表明，古埃及在家具制作中已广泛使用结构化木工连接方式，并形成较高的工艺水平。

综上所述，现有考古与文献证据显示，榫卯作为一种以构件嵌合为核心的连接技术，在欧亚非大陆多地都有出现。中国的榫卯实物到建筑的发展脉络清晰且延续：从河姆渡遗址的早期雏形，到先秦时期的成熟应用，再到唐宋《营造法式》的规范化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传统。日本成熟的木构架与榫卯建筑体系，主要是在飞鸟至奈良时期，伴随佛教传播，经由朝鲜半岛引入中国建筑技术后逐步建立。因此，网传所谓榫卯技术“日本特有”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澎湃新闻记者朱郑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