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这回动真格，超70%民众支持处决，连美军都不敢这么干

3月30日，对于以色列的民主进程而言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具有歧视性的法律，规定任何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若在恐怖袭击中故意致人死亡，将被判处死刑。

该法案却将那些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类似暴行的定居者排除在外。例如，1994年2月25日在希伯伦族长陵墓冷血杀害29名穆斯林的巴鲁克·戈尔茨坦，若在今日，便不会受到该法律的追究。

这项可耻的法律并不能掩盖以色列公众舆论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所经历的道德倒退，正是这种倒退为该法案的通过铺平了道路。多年来的各项民调始终显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对“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执行死刑。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2年11月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支持对因谋杀以色列人而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执行死刑。

比法律本身更严重的是，那些长期观察以色列社会及其军队演变的人士指出，社会上已形成一种共识：即便恐怖分子已被俘获且失去反抗能力，甚至未曾伤害任何犹太人，也应将其当场处决。这实际上是将“杀人意图”本身视为死刑的理由。外界普遍认为，不应像某些人那样将这种趋势简单归咎于去年10月7日的创伤，这种演变由来已久。

回顾1986年的“300号巴士事件”，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辆往返特拉维夫与阿什凯隆的巴士，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在安全部队的突袭中，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被俘。

当时，辛贝特的部分高级官员要求时任总理希蒙·佩雷斯撤换亚伯拉罕·沙洛姆，但未果。随后，他们求助于政府法律顾问，后者决定启动司法调查。为了避免丑闻严重损害辛贝特的形象，政府最终从总统处获得了对涉案责任人的赦免。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局势变得更加令人担忧：以色列社会多数人开始支持违背国际法的观点，即恐怖分子应被当场处决。即便对方并未造成伤亡，甚至已经受伤且手无寸铁，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著名的阿扎里亚案便是例证。

2016年3月24日，在希伯伦，两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士兵，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倒地。以色列士兵埃洛尔·阿扎里亚走上前去，朝其头部开枪将其打死。这一过程被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以色列人权组织”的成员拍下并广泛传播，引发轰动。阿扎里亚随后被捕并接受审判。

当时，舆论多数站在阿扎里亚一边，试图为其寻找减刑理由，甚至将其奉为民族英雄。根据以色列国家电台2016年4月的民调，66％的以色列人支持释放他，65％的人认为这是正当防卫。尽管法院最终裁定其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并判处18个月监禁，但包括工党议员谢莉·亚基莫维奇在内的多名右翼政客仍要求总统予以赦免，最终未获批准。

2016年8月，“和平指数”显示，超过60％的以色列人认为在反恐斗争中“道德考量没有立足之地”。2015年10月，中间派政党“拥有未来”的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在《国土报》上公开表示，支持击毙任何掏出刀具的巴勒斯坦人。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但大多被媒体和人权组织记录在案后，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了了之。

六年后的2022年3月，情况几乎没有改变。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调显示，78％的以色列人支持在反恐框架下“道德考量没有立足之地”，并认为“允许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袭击”。

在2022年11月的一项调查中，54．7％的受访者认为必须杀死恐怖分子，即使对方已经“被制服且不构成任何危险”。尽管以色列法院从未真正判处过恐怖分子死刑，但仍有74．1％的受访者支持执行死刑。

凯斯特尔曼案悲剧性地印证了这种倒退。2023年11月30日，在耶路撒冷，两名恐怖分子向人群开火。路过的武装平民尤瓦尔·多伦·凯斯特尔曼冲上前去将两人击毙。当凯斯特尔曼跪地投降、敞开衬衫以示未携带爆炸物并高喊自己是以色列人时，赶到现场的士兵却将其误认为恐怖分子并将其射杀。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事后竟称这些士兵为“英雄”。

我们必须对这项法律以及议会中为庆祝“胜利”而开启香槟的荒唐行径表示愤慨。但同时必须承认，以色列公众舆论早已倾向于处决恐怖分子，即便对方手无寸铁且未造成伤亡。作为该法案的发起人，本－格维尔并未发明这种思维，他只是顺应了这种长期存在的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