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左翼正在失去拉丁美洲?在巴塞罗那进步峰会上,多国领导人隐晦地承认了右翼势力不断扩张的原因。拉美左翼在选举中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挫败。
这一颓势始于2023年,当时阿根廷选出了自由意志主义者米莱,巴拉圭和厄瓜多尔也随之转向右翼。随后,保守派势力迎来了一连串胜利:巴拿马的穆利诺、多米尼加的阿比纳德尔相继当选,玻利维亚、洪都拉斯、智利以及最近的哥斯达黎加也出现了右翼身影。
长期以来,进步派政府的慰藉在于他们统治着拉美的大部分人口。这种局面可能在2026年发生改变。秘鲁、巴西和哥伦比亚的选举中,保守派政党正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一旦失去这三个堡垒,左翼版图将缩减至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乌拉圭,这意味着他们将仅能领导拉美四分之一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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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左翼内部迫切需要自我反思,而巴塞罗那进步峰会提供了一个契机。会议成果却参差不齐。或许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伊比利亚美洲的左翼似乎深陷于肤浅的诊断之中。
例如,西班牙的桑切斯和哥伦比亚的佩特罗,都将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数字治理的缺失和虚假信息。不可否认,右翼确实擅长利用法律漏洞,通过谎言和谬论攻击进步派政府。若要追究责任,左翼政府本身难辞其咎。正是由于畏惧,他们未能对数字巨头实施监管、未能对财富征税,也未能以此资助高质量的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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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切斯准确地提出了推进多边数字监管议程的必要性,但遗憾的是,正如许多此类峰会一样,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具体共识。相反,在许多论坛上,左翼人士表现得十分被动,仿佛是右翼虚假信息攻势下的受害者。这一点值得深思。
从根本上讲,左翼必须承认,他们的弱势更多源于执行力而非传播力。左翼之所以输掉选举,正如智利的博里奇向媒体所言:“进步主义只有在能够切实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长久存在。”正是因为缺乏实绩,才给了右翼可乘之机;若左翼只会一味推卸责任,注定难逃失败。虚假新闻和司法操弄确实存在,并严重影响了左翼。
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那里的司法机构被政治化,对进步派政策造成了沉重打击。既然这些现象已然存在,左翼就必须从批评转向行动。以墨西哥为例,作为拉美最成功的左翼政权,在遭遇司法操弄时,他们选择了彻底改革司法体系。
如今,自2025年开始运作的墨西哥新最高法院虽面临诸多批评,其中不少也不无道理,但至少它不再是一个不断与进步政策作对的意识形态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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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鲍姆的主要选民基础是那些受益于自2018年以来其政党推动的最低工资增长的民众。总统的支持率高达75%,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社会议程以及与特朗普谈判的方式,这些都得到了选民的广泛认可。墨西哥也在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关注产业政策,并实施了全新的安全策略。
尽管产业政策进展缓慢且存在失误,且墨西哥迫切需要财政改革,但在过去18个月里,谢恩鲍姆通过将凶杀率降低41%赢得了民众的青睐。受自身经验及墨西哥模式的启发,巴西总统卢拉在发言中表现得最为犀利且逻辑清晰。
卢拉直言不讳:拉美左翼的崩溃是因为他们经常沦为“新自由主义的管理者”。左翼在推进劳工权利、性别和种族议程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对抗经济正统观念方面却表现乏力。
卢拉指出,为了所谓的治理能力,左翼选择不去挑战不平等。正是这一错误,滋养了右翼势力。下一届进步峰会将在墨西哥举行。届时,墨西哥左翼将面临联邦选举以捍卫其多数地位,而拉丁美洲或许已进一步右倾。届时,自我反思将比现在更加必要,也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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