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毛主席称他福尔摩斯，戴笠派32人潜伏延安，31人被策反

1941年10月的一个黄昏，陕甘宁边区前沿小城庆阳的街头有些冷清。一个中学教师推开回城的小客栈大门，还没站稳脚跟，就被人拍了一下肩膀：“老同学，你真打算去延安？那可得走正规路子，我这儿正好有门道。”这一句看似热情的话，实际上牵出了一条从汉中直通延安的情报暗线，也把军统精心布置的一个大网，送到了边区保卫机关的案头。

这个教师叫吴南山，他身后，是戴笠花费多年心血经营的渗透计划；而在延安那边，等待这条暗线的，是后来被毛主席称为“延安福尔摩斯”的布鲁。

一、有意思的汉中班：戴笠看中的“本地学生”

要说这条暗线从哪儿开始，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30年代中期。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之间虽有合作，但暗地里的情报争夺从未停过。戴笠手里的军统，在大后方白区有不少“成绩”，可一碰到陕甘宁边区，就明显不顺手。

早些年，军统在陕西搞过一次“特警训练班”，从重庆、兰州调来几个人，化装成商人、小职员，硬是往延安里挤。结果进得去的没几个，能站住脚的就更少，基本算是折了面子。戴笠很清楚，靠外地人硬闯，跟往石头缝里塞钉子一样费力。

有意思的是，局势僵到这个份上，偏偏是张国焘出的主意。张国焘脱离红军后流落在国民党一边，对陕北那片黄土地算是门儿清。他向戴笠建议：想进延安就别再搞外地特务，得从本地下手，尤其是那些想读书、又向往革命的青年。

1938年4月，在戴笠的默许之下，一个名义上是“培训地方干事”的班，在汉中郊区的陈家营悄悄开班。对外，它不过是个收容失学青年、准备送他们去“抗日根据地深造”的地方；对内，军统给它取了个更直白的名字——“汉中特训班”。

招录对象挑得很细。平凉、榆林、庆阳一带的中学生、毕业生，是重点目标。消息放出去，说是考上了就可以推荐去延安，进抗大，还有机会安排工作。在那个年代，边区的名声在西北一带很响，很多青年听了就心动。戴笠看中的，就是这种“心动”。

特训班的内容就没那么光彩了。爆破、枪械、情报联络、简单的密码，甚至包括伪装身份、对付审查的技巧，统统拉进课程表。为了让“学员”对延安情况有个“预习”，军统还特意找了几个曾经打入边区、后来撤回来的老特务，让他们写下“怎么打入边区”的材料——从进山路线上怎么走，到见人该说啥，不该打听啥，都写得密密麻麻。

不过，戴笠很清楚，延安对电台、无线电设备卡得极严，把东西带进去几乎没可能，所以汉中特训班安排的情报路线，是“人肉通道”——靠交通员，一个个跑。这样一来，特务既要懂技术，还得能混在当地老百姓当中，这才诞生了后来那一批“本地知识青年特务”。

从课桌到延安，军统给他们规划好了一整套路线：先在汉中受训，再由交通员带到西安，伪装成考抗大的学生或回乡青年，一路往北，最终挤进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不得不说，这一套设计，比早年那种强行安插的方式精细得多。

只不过，戴笠没有预料到，正是这批他认为最“可靠”的人，到了延安之后，三分之一被侦查机关盯上，绝大多数则心思起了变化。汉中的教室里，军统给他们灌输“生进死出”的誓言；而在延安，他们会遇到另一种力量。

二、庆阳小教师：从“被停职”到找到组织

话再说回到1941年的庆阳。那时候，这座小城是陕甘宁边区的前沿地带，新旧势力在这里拉锯。国民党保安队、地方势力、边区政府的工作队，都在这片黄土地上来回穿插，普通老百姓只知道：谁能保饭碗、保命，谁说的话才算数。

就在这当口，他遇见了从汉中来的老同学祁三益。祁三益表面上是“专门联系边区方面升学与工作的热心人”，实际上，是汉中特训班留用的教员之一，擅长爆破，是军统准备打入延安的关键一环。

两个人在客栈一碰面，祁三益几乎没寒暄多久，就绕到了主题上：“你不是一直想去延安吗？那边学校多，工作也有名额。正好，我有一条正规路子。”吴南山听到“正规”两个字，心里仍旧犯嘀咕，于是故意问得很细：去哪儿报名、谁负责、条件是什么。

祁三益把汉中特训班说得挺动听，说是“边区方面委托培养骨干，毕业就安排”，还强调“不要乱打听，只要服从安排”。接着，他又补上一句：“不过，这进去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生进死出’。”这种说法，在军统训练班里听起来像是“忠诚誓言”，对吴南山这样对八路军有好感的人来说，却显然有些刺耳。

吴南山最后还是去了汉中。他在特训班里学了几个月爆破、情报联络的方法，也看到了不少东西。他很清楚，这里并不是他们当初幻想中的那种“抗日学校”，而是实打实的军统特务窝点。对他这样的青年来说，这反倒成了一个观察军统底细的窗口。

到了该“毕业”那会儿，他另想了一招。他对教员说：“我家乡那边人多嘴杂，真要是回去还说在这儿读书，大家肯定要问这是什么学校。不如您就写个‘成绩不合格’，我回去还能说没考上，省得惹人怀疑。”这套说辞，特训班方面照单全收，还觉得这个学生挺机灵。

获准“提前毕业”回到庆阳之后，吴南山没有按军统安排那样，等待联络员送他去延安，而是悄悄与陕甘宁边区的保卫机关取得了联系。他原本就对八路军有好感，对那边的政策也不陌生，如今亲眼见过军统的那一套，更有了比较。

延安的边区保卫处在收到他的报告后，并没有马上大动干戈，而是仔细核对他提供的名册、训练内容和交通路线。这时候，有一个名字格外醒目——祁三益。一个懂爆破、又在汉中负责联络的人，正费尽心思要把“老同学”送到延安，这种“热心”，怎么看都透着不对劲。

1942年初，祁三益终于出现在延安附近。他先在外围磨蹭了二十多天，迟迟不进城，似乎在观察什么，等探明了一些情况后，才准备进延安与“组织”接头。等着他上门的，是已经提高警惕的保卫处。

三、“一只手的爆破专家”：布鲁登场

祁三益被带到延安城里的时候，面前的那位负责人，看上去并不起眼。瘦削的身材，左袖空空，看不出什么“威风”。可对爆破行当稍有了解的人，一下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左手是怎么没的？

这个人，就是后来声名大噪的布鲁。当时，他是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的保卫部长，专管侦查、审讯和安全工作。毛主席后来评价这起案件时问：“是谁办的？”康生回答：“布鲁负责。”毛主席随口一说：“用一只手打败了戴笠，这个布鲁，可以算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原名卢茂焕，广东乐会人，早年走出家乡时，谁也没想到这人会在南洋、在延安两地转了一圈，把一双炸药手练成了识破特务的“火眼金睛”。

1930年代初，他曾远赴新加坡，从事华侨中的革命活动。那时候的新加坡，华工、华商、华校林立，左翼力量活跃，抗日、反帝、工运、学生运动时常交织在一起。布鲁那会儿在一个咖啡馆附近筹划针对汉奸、特务的锄奸行动，亲自装配炸药，准备放在对方经常出入的地方。

谁也没料到，操作过程出意外。炸弹在他身边提前爆炸，左手当场被炸飞。警察闻声赶来，把他抬走的时候，他一口咬死“劫匪谋财，扔炸弹抢钱”，硬是从一场大祸里钻了出来。不得不说，这一段经历虽然惊险，却让他对炸药、引线、火力决心这些问题，掌握得比书本上仔细多了。

1936年底，布鲁辗转来到延安，在抗大短期学习之后，很快被调进保卫机关。他知道延安的条件有限，技术设备不算先进，但他也明白，只要善于观察人的细节，特务再伪装，总会露出马脚。左手没了，人更沉稳；爆破干多了，对“心虚”和“真正熟练”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一次，他面对的就是爆破专家祁三益。祁在审讯中试图扮演“靠技术谋生的普通人”，说自己不过是个经过训练的爆破手，来延安是想找工作，对军统那边并不怎么上心。话说得不紧不慢，看似有理有据。

布鲁听着，不动声色，却突然丢出一个专业问题：“你们在汉中训练爆破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炸药？引线截断长度一般控制在多长？遇到潮湿天气，怎么处理？”祁三益刚开始还能对上几句，越往后越露怯，有的地方干脆胡编。一个真正干惯爆破的人，面对这种细节，不会吞吞吐吐。

布鲁心里有数：这个人只在训练班摸过技术，却没多少实战经验，更像是个“教练型”特务，而不是纯技术工。他索性把话点破：“照你这个水平，给你安的身份，可不是普通爆破工。你在汉中，怕是给戴笠办过不少事吧？”

祁三益沉默了。后面的几轮审讯中，布鲁一边拿出吴南山提供的细节，一边从技术问题逼他承认在军统体系中的真实位置。技术门道对上了，人心也被撕开了一条缝。

四、一点点往里挖：从联络员到深潜特务

祁三益的口，不能马上完全撬开。保卫处很清楚，军统特务受的那套训练，讲究“线断点保”，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上线。这时候，如果逼得太紧，他可能宁死不说；逼得不紧，又容易漏掉更多潜伏者。

保卫处经过秘密摸排，确认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潜入延安，有的正在路上。1942年5月，布鲁开始布置行动，分批把这些人悄无声息地“请”到保卫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刚被控制时，很多还以为是例行审查，并不知道背后那张大网已经被捅破了一个口子。

布鲁把祁三益暂时“放在后面”。原因很简单：祁若是最核心的联系人之一，一旦他率先“反水”被公开，其他特务就会明白整条线碰了大灾，反而打草惊蛇。所以，祁三益虽已交代不少事情，保卫处对外仍旧维持他身份的“安全”，也给了他一条“退路”。

有一段审讯中，布鲁问祁：“你这些人当中，谁已经打进延安的要害部门？”祁三益迟疑了一下，说：“李春茂认识一个在抗大的……不过，他只是学生。”这句话，反而点到了关键。

保卫处马上调出抗大的学生名单、来历登记，从中查找符合条件的人。没过多久，一个叫胡耀南的名字，落在布鲁面前。

胡耀南是汉中特训班的学员之一，后来按照军统安排，去西安由交通员接应，再到延安考入抗大。按照军统的设计，他的任务不只是学习，还要收集抗大的教学情况、学员成分，特别是了解延安对知识青年有什么吸引力。这类情报乍一看不惊天动地，却能让军统判断边区的思想动向。

胡耀南被秘密控制后，起初嘴很严，强调自己只是个学生，对军统的任务含糊其词。保卫处没有急着审，先让他冷静几天，再请他“复述”自己到延安这一路遇到的人和事。前后几番对比，他的供词中出现不少破绽，配合祁三益、李春茂等人的交代，很快就把他与军统的联系链条勾勒出来。

胡耀南承认，他已经向西安那边发送了十多份情报，从抗大课程设置，到边区机关对学生的考核办法，都做了简要记录。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矛盾：一方面按军统要求做事，另一方面又真心佩服抗大的那种学习氛围。正是这种矛盾，让他在面对布鲁时，不再是完全的“死谍”。

在这整个过程中，布鲁并没有动辄用刑，而是一边出示掌握的材料，一边解释边区方面给特务的两条路——要么继续为远在重庆的军统卖命，要么放下包袱，交代清楚，重新安置。对不少从本地招收的青年特务来说，家就在陕甘宁一带，父母乡亲都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让他们为了一个远方的“戴局长”搭上自己的命，实在说不过去。

祁三益是这批人里最后一个公开“掉头”的。他表面上仍保持着军统“骨干”的姿态，暗地里已经把自己掌握的线索一点点交出来。等到其他联络员都陆续转变身份后，他才以“自首”的形式，向组织提出彻底脱离军统。这一步走得不快，却走得很稳，为的是彻底瓦解汉中这条线。

五、全面收网：32人，31个转向

随着祁三益、李春茂、胡耀南等人相继交代，延安城里的那张潜伏网络，轮廓逐渐清晰。军委二局、边区保安部门、联防司令部、抗大……一个个要害位置，都查出了军统安排的“暗棋”。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有的人已经在那里呆了不短时间，随时可能把重要情报送出边区。

1942年夏天，保卫处开始分阶段收网。考虑到延安是政治、军事、党务机关高度集中的地方，一旦出现公开的大搜捕，很容易引起恐慌，甚至让未暴露的敌特趁机潜逃。所以，布鲁采取的方法，是逐人“请谈话”、个别控制，尽量不惊动无关人员。

从5月起到年底，陆续有32人被确认与汉中特训班有关，并与军统情报系统保持联络。其中，有1人抢在被发现前主动到保卫机关说明情况；有20人是通过保卫机关的日常审查、跟踪侦查发现；还有11人，则是通过已被控制的特务交代出来。

在这32人当中，只有一人拒绝合作，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余31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策反安排，有的继续以原有身份活动，将军统的经费、任务情形源源不断地向延安方面报告；有的被转移岗位，逐步脱离原来的特务链条。

戴笠在重庆收到这边传回去的“工作报告”时，恐怕已经隐隐察觉不对劲。经费照旧从西安特站送出，情报也不断往回走，可细看内容，要么是陈年旧事，要么是价值有限的“公开情况”，尤其对延安重要决策、军事部署等内容，几乎摸不到边。他那套“本地学生打入延安”的精心布局，在结果上只剩一个数字：32人中，31人倒向了对手。

1942年底，这起震动一时的“汉中特训班”特务案，基本侦破完毕。延安的机关里，个别人被悄悄撤换，少数岗位做了调整，更多的则是“看不见的修补”——保卫审查制度被进一步细化，干部来历登记更加严密，对可疑人员的跟踪观察更加常态化。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策反后的部分特务，在后来一段时期里，继续和西安、重庆那边保持联系，每次“领任务”、“领经费”，同时也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交给保卫处。这种“反向利用”，在情报战里并不新鲜，但在延安这个资源有限的地方，用得格外谨慎。哪条线可以长期使用，哪条线必须果断切断，都经过反复权衡。

从结果看，这起案件不仅清除了当时潜伏在延安多年的隐患，也让军统在陕甘宁一带的渗透能力遭到重创。1943年春天，戴笠下令撤销西安特侦站，这个原本负责向北方输送特务、接收情报的枢纽，就此关门。对军统来说，这是一次不得不承认的失败。

六、“延安福尔摩斯”的背影与延安的底气

案件告一段落后，有一个场景常被人提起。延安的一次内部汇报会上，有人向毛主席作这起反谍案件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汉中特训班的来龙去脉，以及延安方面如何一点点摸清、逐步策反。

毛主席听完后，问了一句：“此案是谁具体经手？”康生回答：“布鲁负责。”毛主席顿了顿，说：“用一只手，把戴笠那一套给破了，这个人很有办法，可以算延安的福尔摩斯。”这一句评价，在边区保卫人员中间很快传开。

从南洋咖啡馆里的炸弹，到延安审讯室里的冷静提问，布鲁的经历确实有几分传奇。但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靠某种天赋在“破案”，而是依托整个边区的保卫体系在工作。有严密的审查制度，有对“来历不明人员”的持续关注，更有大量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留心异常情况，才有可能让吴南山那样的人找到门路，也让祁三益那样的特务无处遁形。

从汉中特训班的角度看，军统的设计并非完全拙劣。他们懂得利用本地青年，懂得让特务伪装成抗大学生、普通教员，懂得通过交通员建立多条通道。技术上，他们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把特务送进了延安。这一点，比早期那个失败的“特警训练班”强得多。

问题出在另一头。延安并不是一座靠恐惧维持秩序的城市，而是一块用制度和信念凝聚起干部、群众的根据地。试想一下，一个出身普通的青年，既亲眼见过军统那边的手段，又亲身感受到边区对干部、战士的待遇，在两边徘徊之后，心里更容易向哪边倾斜？汉中特训班强调的是“生进死出”，延安给出的，是另一种选择：放下武器，可以重新做人。

这也是这起案件中比较耐人寻味的一点。汉中特训班在技术训练上算得上“合格”，在人员选拔上也颇为“本地化”，但偏偏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青年对延安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多少了解一些边区政策，内心对抗日、对社会公平有自己的判断。一旦接触时间长了，军统那套以恐吓、密令维系的忠诚，就显得有些脆弱。

从延安方面来看，这起案件也暴露出一段时期内，对个别环节审查不够严密的地方，例如抗大招生、机关用人中，对“介绍人”的情况掌握不够全面。但正是通过这次大案，保卫工作向前迈了一步，制度更完备，反谍经验也更丰富。

对于布鲁个人来说，破获“汉中特训班”案并不是他全部的工作，却是在延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段。他的爆破经历，使他在面对特务时少一分浪漫想象，多一分冷静判断；他那条空荡荡的左袖，也提醒着周围人：情报战场上的较量，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1943年春，戴笠被迫撤销西安特侦站，布鲁则在边区保卫处的职务上进一步提升。一个是不得不收缩的情报头目，一个是在黄土高原上继续开展保卫工作的“福尔摩斯”，两人的命运在那一年出现了清晰的交汇点。

延安破获军统“汉中特训班”案，打掉了戴笠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条渗透线路，也让“特务在延安站不住脚”不再只是口号。对那一代身处边区的干部来说，这起案件既是一堂铁的反谍课，也是一次难得的自我检验。布鲁的名字，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被牢牢记在了许多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