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投胎冠军：慈禧本家，躺赢一生！

乡试、会试、殿试，一关关闯过来，身边的同窗有的熬白了头，有的疯了，有的死在了赶考的路上，只有你咬着牙挺了过来，二十多年的苦熬，终于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成了全天下人都羡慕的京官。

你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能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光宗耀祖。结果拖着家眷到了北京你才发现，你拼了二十年命才摸到的起点，连人家的脚后跟都够不着。

有些人拼命往罗马赶，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读清史，对这话我真的深有体会。看过那桐写了三十五年的日记，我是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什么叫投胎决定命运，什么叫特权阶层的躺赢人生。

很多人对那桐不熟，就算听过也只知道，清华园门口那三个字是他写的，可你不知道的是，这哥们是正儿八经的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叶赫那拉氏，跟慈禧太后是同宗本家。

晚清所有京官里，活得最滋润、最潇洒、最没烦恼的，没有之一，就是他。

你去看晚清那些有名的汉官，当京官时真是一个比一个寒酸：曾国藩刚进京当翰林，穷得连家里仆人都嫌他抠门，直接把他炒了鱿鱼；

刘光第考中进士在刑部熬了十年，天天步行二十里上下班，一家人顿顿吃发霉的陈米，最后落得个菜市口斩首的下场；哪怕是李鸿章、左宗棠这种封疆大吏，也要在官场里勾心斗角，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可那桐呢？我翻完他的日记，差点给气笑了。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辛亥革命，这些能把大清掀个底朝天的国之大事，在他眼里连个下酒菜都算不上，顶多是酒局上随口提一嘴的背景音。

整本日记翻来覆去，就记了一件事：今天去哪吃了山珍海味，去哪听了名角的堂会，收了谁的厚礼，又买了什么西洋时髦玩意儿。

国家要亡了？跟我有啥关系。银子揣进兜里，日子过得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先给大家说个最直观的对比，你就知道他的日子过得有多离谱。

跟他同时期的京官刘光第，一家老小住在北京南西门外废圃里的几间茅草屋，房子漏雨了都舍不得花钱修，全部家当加起来，还没那桐家马厩值钱。

那桐住在哪？北京金鱼胡同，一座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豪宅，整整二十五亩地，三百多间房屋，几乎占了半条胡同。

25 亩地是什么概念？现在北京城里一套正儿八经的四合院，也就半亩地，人家这一套宅子，抵得上现在北京 50 套四合院！

院子里还专门建了个 “那家花园”，亭台楼阁、水石假山，富丽堂皇到名震京城，是清末民初北京城达官贵人的顶级社交场。

花园里专门盖了个精致戏台子，比两个篮球场都大，晚清民国叫得上号的京戏名角，什么 “四喜部”“同春部”“玉成班”，几乎都在他家唱过堂会，轮番来给他唱戏解闷，放现在也是妥妥的娱乐圈大亨。

住得壕，吃得更是离谱到没边。当时京城官场里有句话传得沸沸扬扬：“那桐善饭，非佳肴不适口，每食必具参翅等数簋，啖之立尽。”

翻译过来就是，这哥们能吃，没海参鱼翅这种顶级硬菜就下不了嘴，顿顿山珍海味是标配，还几口就能吃完。他家厨子一个月光买菜的钱，就有六七百两白银。

六七百两是什么概念？刘光第在刑部做了十年官，一年到头全部收入也就五百多两，连那桐家厨子一个月的菜钱都赶不上；

曾国藩在北京当翰林，一年收入一百两出头，得不吃不喝干六年，才够人家厨子一年的买菜钱。

按一两银子=1000元人民币粗略换算，他家一个月买菜要花大几十万。

你以为这就完了？更气人的还在后面。

他的日子，几乎天天泡在酒局里。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一个月三十天，他有十九天要么在外面赴宴，要么在家摆酒请客。

日记里全是 “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名目多到数不过来，经常喝到凌晨才回家，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舒坦。

朝廷明令禁止官员狎妓？那是管汉官的，在人家叶赫那拉大爷这里，就是一张废纸。日记里随处可见这种记录：“晚约伦贝子、溥小峰晚饭，招宝金、宝玉两歌妓。”

同僚聚会，叫上歌妓作陪，是家常便饭，根本没人管，也没人敢管。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哥们对西洋时髦玩意儿的追求，甩了同时代官员八条街。1897 年去天津玩了一趟，第一次坐火车、吃西餐，转头就把西餐厅的厨师请到家里，专门教自己和家人做法餐；

第一次感慨火车 “星驰电掣，爽快轻稳”，转头就置办了顶级私人马车，后来汽车刚进中国，他又成了北京城最早开上私人汽车的一批人。

从那以后，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照相成了家常便饭，个人照、家庭集体照、外出活动照，甚至还拍电影胶片 —— 你没看错，大清朝还没亡呢，人家就已经玩上家庭录像了。

家里安了电话，坐了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什么东西贵，那家第一时间就能用上。在晚清那个年代，别说普通京官，就算是皇亲国戚，也没几个能过上这种日子。

他日常应酬的手笔，更是大得吓人。光绪二十四年年底升官，到各处拜谢老师，给荣禄一出手就是一千两白银；

庆亲王四女儿结婚，他的礼单直接拉满，光现金喜分就给了一百金，绸缎、宴席、酒水茶叶拉了一车；同僚家有个红白喜事，份子钱动辄就是二百两，够普通老百姓过一辈子。

没看过我上一篇的读者，肯定好奇：这家伙哪来这么多钱？他是开了印钞机吗？

是的，他的钱，来得比喝水都容易，核心就两个字：投胎。

首先，人家生下来就姓叶赫那拉，跟慈禧是同宗本家，根正苗红的八旗核心子弟，内务府镶黄旗出身，生下来就站在了大清权力链的顶端。

他叔父随手赠与他的财产，光现银就有三万一千六百两，外加几千两的田产。这笔起步资金，翰林曾国藩不吃不喝得干三百年，普通老百姓十辈子都赚不来。

但真正让他财富滚雪球的，是他凭着八旗身份、叶赫那拉的宗族关系，拿到的那一堆大清顶级肥缺，尤其是咱们上一篇讲的户部银库郎中—— 这个天下第一肥缺。

这个岗位，明明白白写在《大清会典》里明明白白写着，是专属满洲缺，只给满旗人，汉军旗和汉人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三年一任，最胆小、最守规矩的清官，一任下来也能稳稳拿十万两白银，心黑点的二十万两都打不住。

那桐一辈子基本都在户部打转，户部管着全国的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全是跟真金白银打交道的事，老话讲 “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

他在贵州司掌过印，在钱法堂当过差，在捐纳房从主事做到总办，在饭银处长期当差 —— 每一个岗位，都是躺着就能捞钱的油水坑。

而真正让他财富彻底爆发的，就是光绪二十二年，他拿到了户部银库郎中的职位。

能拿到这个天下第一肥缺，不光靠他的旗人身份，更靠他叶赫那拉的招牌。当时的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力荐他出任银库郎中，为了他，甚至不惜跟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

为啥？因为那桐是慈禧的本家，是八旗自己人，又懂官场规矩，钱给到位，事办明白，大佬们都愿意用这个 “自己人”。

当然，那桐本人也根本不在意什么清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里说得直白：“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亦是著名的大贪污者”。

拿到银库郎中这个肥缺之后，他的财富就跟滚雪球一样，拦都拦不住。上任第二年，他随手就花了五万三千余两银子，买下了北新桥的增裕当铺；

隔了一年多，又砸了七万二千余两银子，买下了灯市口的元丰当铺。光这两家当铺，他就砸了十二万多两白银，显然不是他那点俸禄和养廉银能撑得起的。

晚清北京的当铺，利润高得吓人。每年给朝廷缴的税，仅仅五两银子，可放出去的贷款，月息都在二分以上。靠着当铺、田产、地产、房产出租，那桐的钱越滚越多，日子越过越滋润。

最气人的是什么？是他一辈子顺风顺水，连一点风浪都没遇到过。

他的日记里，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这些负面情绪，翻来覆去全是吃喝玩乐的心满意足。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他在家听戏；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忙着跟洋人谈判，谈完了继续回家饮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大清都要亡了，他家的红白喜事依旧办得风风光光，祝寿堂会该唱还是唱。

更离谱的是，大清亡了，人家的日子一点没受影响。1912 年溥仪退位，大清朝没了，可那桐凭着之前攒下的金山银山，隐居在北京、天津。

靠着房产田产的租金，依旧天天山珍海味、听戏玩乐，一直活到民国十四年，寿终正寝，安安稳稳死在了自家的豪宅里，是一点罪都没受。

现在去清华大学，校门口那 “清华园” 三个字，还是那桐手书的。可跟他同时期的刘光第，早就死在了菜市口的屠刀下，连他住过的茅草屋，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有人说，这是两个人能力的差距。我放他娘的屁。

一个生下来就姓叶赫那拉，跟大清最高掌权者是本家，最肥的岗位随便挑，国库的银子敞开了捞，国破家亡都不耽误他吃喝玩乐；

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考中进士，却连个实缺都熬不到，一辈子清贫自守，为了国家民族当改革先锋，最后落得身首异处。

这是个人能力的差距？不，是这个王朝的制度，从根上就烂透了。

它从建国那天起，就没把天下人当自己人，只把八旗子弟、叶赫那拉这些宗族本家当成自家人，把天底下最肥的差事、最核心的权柄，死死攥在自家人手里，半分都不肯往外漏。

哪怕自家人把国库搬空、把江山蛀空，也绝不会给汉人一点机会。

当一个王朝，所有的好处都只留给少数特权阶层，所有的路都给普通人堵死，那它的灭亡，不过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