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中国教授，在讲台上用纯正的英文讲《红楼梦》，你会不会觉得他疯了？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吴宓就这么干了。
这就是他的独家课程：“中西比较文学”。他把《红楼梦》和西方名著放在一起讲，讲贾宝玉和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讲黛玉的眼泪和茶花女的悲剧，讲中国的家族兴衰和西方的命运无常。他讲完一段“葬花吟”，马上用流畅的英文诵读一段雪莱的《西风颂》，然后问学生：“你们看，这两种对‘逝去’的哀悼，背后藏着怎样不同的哲学？”
吴宓的课堂，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他告诉你，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方法，有时恰恰是先去理解别人。这种教学在今天看来极度奢侈，因为对老师的要求太高了，需要真正的学贯中西。但吴宓做到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一身西装革履，骨子里却是个最古典的诗人；他推行白话文，却用生命捍卫着文言的优雅。
最打动人的是，他讲《红楼梦》，讲着讲着会把自己讲进去。他毫不掩饰自己是“宝玉迷”，会因为书里的人物流泪、愤怒。学生看他，就像在看一部行走的文学史。他不是在传授知识，他是在展现一种生命状态：当一个人被中西两种伟大文化同时滋养时，他的灵魂可以丰富到什么程度。
今天的我们，动辄谈论“国际化”。可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吴宓早就给出了答案：不是你会说几句外语，而是你能站得足够高，看得见自己家后院那棵树，和远方那片海，其实连着同一片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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