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星新闻报道了一则令人唏嘘的新闻:江苏一名男子前往派出所申请务工所需户籍证明时,被民警发现其身份证印刷字样异常,举止也略显迟缓。
经核查,该男子实际年龄比证件上标注的整整大八岁,这份假身份证是他花费300元办理的,只为降低年龄、顺利找到工作,甚至特意染黑头发遮掩岁月痕迹。
最终,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与相应处罚。这起看似简单的行政处罚案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低龄老年人劳动需求与现实政策、用工单位困境之间的深层矛盾,值得社会各界深思。
事件引发的网民热议,首先聚焦于用工单位的两难处境。当下不少用工场景中,60至70岁之间、具备丰富经验的劳动者成为刚需,但这类人群一旦超过法定聘用年龄,便陷入“想聘不能聘”的尴尬。
现实中,部分用工单位明知老人所持身份证存在造假,却选择揣着明白装糊涂,默许其入职工作。
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类低龄老年人往往经验丰富、为人忠诚、干活踏实,且对劳动报酬的要求相对不高,恰好能填补许多年轻人不愿涉足的岗位空白。
建筑工地便是典型场景,90后、00后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搬砖、抹墙、木工、瓦工等体力与技术结合的工作,不少持有假证的老人便成为岗位主力.
农场领域同样如此,年轻人缺乏种地经验,有多年务农经历的老人虽已超龄,却能熟练完成耕种、养护等工作,用工单位即便知晓证件有假,也不愿轻易揭穿,一旦被查处,便以“被骗聘用”为由推脱责任。
这种两难背后,是用工需求与政策限制的碰撞,也让用工单位的管理者陷入深深的纠结。另一重热议焦点,指向低龄老年人的养老与就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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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生活所迫,谁会在本该安享晚年、漫步公园、垂钓健身、参与文体活动的年纪,顶着压力辛苦打工,甚至冒着违法风险办理假证?
这名70岁老人的遭遇并非个例,现实中,不少低龄老年人因养老金水平不高、养老保障不够完善,加之医疗、日常开销等各类支出压力,不得不放弃清闲的晚年生活,选择继续务工挣钱。
我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60至70岁之间、身体状况良好、具备劳动能力与丰富经验的低龄老年人,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
如何妥善对待这一群体,提升其收入水平,完善其养老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打通政策、用工与个人之间的堵点。
政策层面的细化指导不可或缺,应对老龄化群体进行精准分类,对于60至70岁的低龄老年人,通过规范的体检与能力评估,确认其具备相应劳动能力且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应给予其合法务工的渠道。
让这部分群体能够发挥自身才智与经验,实现人尽其才。完善的政策指引,既能充分利用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也能满足社会对经验型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农业领域的资深农民、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都是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政策上的细化与倾斜,善待这一群体,让他们能够合法发挥余热、增加收入,便是对老年人最切实的关怀。
用工单位也应摒弃以往遮遮掩掩的聘用模式,在政策引导与支持下,光明正大地招收低龄老年人。相关部门可通过税收减免、政策补贴等方式,给予聘用低龄老年人的用人单位一定优惠,打消其用工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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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确用人单位的责任,要求其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劳动权益,包括合理的劳动报酬、安全的工作环境等,让低龄老年人能够安心务工。
低龄老年人无需违规办假证求职,待政策完善、用工规范后,可凭自身经验与能力,光明正大地体面劳动,实现自我价值、改善生活,无需遮掩年龄、承担违法风险。
70岁老人办假证打工的事件,是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困境的一个缩影。这一群体的合理劳动需求,不应被政策壁垒与用工乱象所阻碍。
唯有通过政策细化完善、用工单位规范履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形成多方合力,才能破解矛盾,让那些有能力、有经验的低龄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为,在体面劳动中安享晚年,让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更具温度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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