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红九军团中央代表投了毛主席反对票，他后来结局如何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被排挤数年的毛主席得以重回领导岗位，路线开始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个结果是好的，但过程是曲折的，会议期间针对该不该让主席复出的问题，一度陷入僵持，政治局投票表决时，也曾陷入三比三的险境，幸好随后的王稼祥投出了关键一票。

本来已经通过了，那应该少数服从多数，承认这个结果。其余人都是如此，偏偏时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站出来讥讽，指责主席：“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如此气急败坏很失风度，好在没影响到投票的结果。而凯丰为什么这般排斥主席？最后他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关于他极度排斥的原因，简单来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屁股决定脑袋”。凯丰是“左”倾路线的重要人物，属于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基于这个立场，他肯定是不想让主席重新上台的。

早年凯丰曾经留学苏联，与陈绍禹、博古等人结识，博古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两点深远影响，一是对苏联有些盲目的崇拜，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权威的；二是他成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与后来的“左”倾路线核心人物都建立起联系。

1930年凯丰回国，短短四年就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这背后最大的助力不言而喻。不过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根据地就因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而岌岌可危，中央只好组织长征。

考虑到前路艰辛，上级让陈云、少奇同志、凯丰分别到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以加强领导力量。于是，凯丰就随红九军团一起踏上了长征路。

此时的凯丰年仅28岁，对博古等人的观点深信不疑，还以为这次只是暂时撤出，等过段时间再打回来。

然而正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中央红军携带了诸多瓶瓶罐罐走得极慢，还刻意不走小路走大道，导致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还给了敌人包围的时间。

湘江血战，出发时的8.6万人打得只剩3万余，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痛恨“左”倾主义，期盼毛主席能重新出山领导革命。因此在1935年初，趁着打下遵义休整的间隙，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红军发展方向的问题。

本次会议影响深远，但由于程序方面的不完善，很多事情扑朔迷离产生了争议，参会的陈云同志1977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遵义会议的部分事情，这是很权威的资料，我们也能从中一窥当时的艰难。

据陈云同志所述，会议一开始是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做总结报告，他承认这是失败，但没有提及自己的战术有问题，且还辩称失利只是由于国民党兵力太过强大，换任何一个人指挥情况也会如此。

接下来就是周总理发言，总理比博古要坦率得多，直接指出先前中央指挥的一系列失误，还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随后是张闻天，他属于耿直性子，对博古躲躲闪闪的态度非常不满，专门针对说“没有实事求是”，博古一时间脸色铁青。

在众人的力推下，毛主席也进行讲话，指出博古和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表示红军要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还提了几句博古推卸责任的做法很不应该。

主席话一说完，王稼祥立马起身鼓掌。在这场决定了革命走向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与王明、博古等人一样都是留苏出身，之前彼此的感情非常好。这个身份有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对毛主席极其有力的支持。

后来的政治局委员投票中，票数曾僵持在三比三，思王稼祥给毛主席投下关键一票，让毛主席得以重回核心岗位。

与之相反的是，凯丰却一直顽固到底，当局势确定后，博古面如死灰，其他人也大多保持沉默，只有凯丰突然跳出来对主席说：

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后来，与会的杨尚昆回忆那一刻说：“除了凯丰，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那边。”

为何明明已有了结果，凯丰却还要唱反调呢？说到底他跟博古等人绑定得太深了，是同学，又是提携人，还一起在苏联接受了“正统”教育，于公于私，他都希望维持现状。

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与大局相悖，如果再这样下去，革命只怕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所以他的嘶吼什么都没能改变，反倒让他自己失去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身份。

当然，凯丰也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他的种种作为，根源在于信奉苏联的一切。当现实有了明显对比，他还是能转过弯来的。

后来毛主席率领部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用运动战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这种亲身经历，让凯丰心里有了对比，因此后来非常敬佩毛主席，说：“我要收回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并且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党、领导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他并非趋炎附势，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后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更有权势，凯丰却坚决站在了主席一边。

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公开点名批评老张主导的"西北联邦政府"。

1937年2月27日，凯丰又在延安发表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这是留存的最早批评老张的官方材料。可见凯丰态度已经转变了过来。

虽然他先前反对毛主席，但事后职务方面没受到什么影响，历任南方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与他同等职务的，都是毛主席、叶帅、董必武这样的大佬级人物。

当然，要说完全没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在七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的票数就很低。但这并非哪一个领导人授意，相反毛主席还三次帮忙向代表们做工作，表示凯丰有了深刻的转变，应该给予正面评价。

奈何先前“左”倾对革命造成的伤害太大了，代表们还是不愿意投他。

这并非凯丰一个人的问题，就连遵义会议给到毛主席巨大支持的王稼祥同样票数不高，没办法，当初的教训太深刻了，个人是没办法扭转大多数的看法的。

七大之后，凯丰多负责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工作，建国以后担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病逝。

总的来说，凯丰因为那次投票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哪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群众所希望的。他在犯错之后能够勇敢认错，并选择改变，这点还是少有人做到的，也不失为一个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