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哥嫂把漏雨旧窑洞给了我和娘，5年后我盖起全村第一座红砖房

那孔窑洞坐落在村西头的土崖下，洞口朝南，春天返潮时墙皮成片成片地往下掉。娘站在窑洞口看了半晌，回头冲我笑了笑：“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那是1982年的秋天，哥嫂把我们娘俩仅有的几件破衣烂衫搬过来时，嫂子站在院门口说了句：“老二，这窑洞是漏了点雨，可总比你们在爹那老屋里挤着强。往后你们挣了钱，自己翻盖就是了。”

娘没吭声，把包袱放在土炕上，开始扫地上的土。那年我十二岁，趴在炕沿上写作业，雨水顺着窑顶的裂缝滴下来，正好落在我的本子上，墨水洇开一片。娘找来个搪瓷盆接水，叮叮当当的声响伴了我一整个秋天。

窑洞是真破。三丈深、一丈宽，一进门就是土炕，炕边垒着灶台。后墙上那道裂缝从窑顶直到地面，能伸进去一个拳头。爷爷在世时说这窑洞是他爹手上打的，算下来住了快五十年了。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可娘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墙用旧报纸糊了两层，土炕上铺了高粱秆编的席子，灶台擦得能照见人影。

村里人都说娘命苦。爹走得早，哥成了家另过了，带着我这个半大小子，住这么个破窑洞，往后日子怎么过？娘不管这些，天不亮就起来，喂鸡、种菜、去砖瓦厂搬砖。那时砖瓦厂刚建起来，男劳动力一天挣两块，女的给一块五。娘硬是跟男工一样搬，搬了一个月，手上全是血泡，挣了两块钱。

我看在眼里，放学再也不去河里摸鱼了。放下书包就上山割草，晒干了卖给养牛户，一捆能挣一毛钱。娘心疼我，说念书要紧。我说不耽误，早上早点起来割一担再去上学。娘没再说什么，只是每天起得更早了，把早饭早早做好，让我吃了热乎的出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挨着。

到了1984年，我十四岁，个头蹿了一大截。那年雨水特别多，窑洞后墙的裂缝越来越宽，半夜里土块哗啦啦往下掉。娘点着煤油灯看了一回，脸色发白：“这窑怕是不能住了。”第二天她去找村长，村长来看了看，摇摇头说收拾收拾还能撑两年。娘回来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晚上我睡下后，听见娘跟隔壁刘婶说话。刘婶说：“你家老二那么小，你就让他去煤矿？那地方危险着呢。”娘说：“不去咋办？念书一年花那么多钱，这窑又不能住了，总得想个法子。”刘婶叹了口气：“你家老大也是，当初分家的时候……”

娘打断她：“别说了。老大有老大的难处，那会儿他刚成家，手里也没钱。能给这窑洞让我们住，已经不错了。”

那年秋天，我辍了学。娘拦不住，哭了一场，抹干眼泪帮我把行李收拾好。我坐上拖拉机去县城煤矿的时候，回头看见娘站在村口，风吹着她的头发，白了一大片。

煤矿的日子不好过。井下又黑又潮，瓦斯味呛得人头疼。我年纪小，力气不够，队长照顾我，让我在地面筛煤。一个月挣四十块钱，我留下十块吃饭，三十块寄回家。每次寄完钱就趴在工棚里写信，歪歪扭扭几个字：娘，钱收到了吗？别太省，买点肉吃。

娘回信总说收到了，叫我照顾好自己，别太拼。信纸是村里会计帮着写的，娘不识字，每次都要请人念。后来会计跟我说，你娘每次听信都哭，哭完又笑，说老二懂事了。

在煤矿干了将近一年，我攒了将近三百块钱。过年回家，娘瘦了一大圈，可精神还好，把窑洞收拾得比以前还亮堂。我把钱交给她，她的手直哆嗦：“这么多？”

“明年还能挣更多。”我说。

娘把钱用手绢包好，塞进炕席底下，拍拍说：“留着，将来盖房子用。”

那句话像颗种子，种在了我心里。大年初二，我去给哥拜年。哥在院子里劈柴，见了我点点头：“在煤矿咋样？”

“还行。”

“那就好好干。”哥说完这句就没再说话。

嫂子从屋里出来，端了碗饺子递给我：“你哥这人嘴笨，不会说啥。你娘那窑洞，我跟他说过，让他帮着修修，他总说忙。”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知道哥忙，忙着种自己的地，忙着自己那一大家子。他分家时得了三间土坯房，后来又接了两间，院子比我们那破窑洞大了三四倍。可我没怨过他，那窑洞虽然破，但娘和我住着，自在。

过完年我没再去煤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县城。建筑队活重，搬砖、和灰、扛水泥，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可我学了门手艺——砌墙。师傅姓马，是个老师傅，看我这人实诚不偷懒，手把手地教。半年下来，我砌的墙又快又直，马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有这手艺，这辈子饿不死了。”

1985年夏天，我回了趟家。马师傅介绍了个活，给县城一户人家盖两层小楼，工钱给得高。我回家拿换季衣裳，顺道去看了村里的老窑洞。

几个月没见，窑洞更破旧了。洞口那棵老槐树的根都拱出来了，把窑脸撑得裂了大缝。娘在门口种了片菜，韭菜长得旺，黄瓜爬了架。看我盯着窑洞发呆，娘说：“别看了，等咱攒够了钱，也盖个砖房。”

那年我十七岁，有了一身力气，有了一门手艺，心里有了一团火。

在县城盖楼的时候，我格外留心。那不是普通的平房，是真正的小洋楼，红砖到顶，水泥勾缝，窗户是玻璃的，亮堂堂的。晚上躺在大通铺上，我心里算了一笔账：买砖、买水泥、买沙子、买钢筋，再加上人工，盖三间砖房少说也得两千块。我手里连攒带挣有六百多，还差一大截。

我又算了算自己挣钱的进度：在建筑队一天挣三块五，一个月不歇能干二十五天，能挣将近九十块。除去吃饭、零花，一个月能攒七十。到年底就能攒到一千多，再干一年就够了。

可我不想等到再一年了。我想让娘早早住上新房，住上不漏雨的房子。

那年秋收后，我找了个去河南的活。马师傅接了那边的一个工程，要干到腊月二十。我跟娘说的时候，娘犹豫了半天：“河南远着呢，过年能回来吗？”

“能。腊月二十就完工，年前肯定回来。”

我走的那天，天还没亮。娘在灶台上煮了碗面条，卧了个荷包蛋。我吃的时候她在旁边坐着，一声不吭。等我背起包要走，她突然拉住我，从兜里掏出那卷手绢包的钱塞给我：“拿着，在外头别苦着自己。”

我没要。我说：“娘，你留着。等我回来，咱明年就盖房。”

我走远了回头看，娘还站在窑洞口，身影被晨曦拉得很长。

在河南那几个月，我拼命干。马师傅领着十来个人，给一个乡镇企业盖厂房。冬天冷，水泥冻得硬邦邦的，得用热水和。手冻裂了口子，一干活就流血，用胶布缠缠接着干。晚上住在工棚里，冷风呼呼地灌，工友们打牌喝酒，我缩在被窝里算账。

腊月十八，工程提前两天完工。马师傅发了工钱，还多给了我二十块奖金。我揣着钱去了趟县城，给娘买了一块头巾，给哥家孩子买了两斤糖，给自己买了双新棉鞋——脚上那双已经露脚趾了。

回到家已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娘正在窑洞里蒸馍，满屋热气。看见我进门，她愣了一下，摸摸我的脸：“瘦了。”然后转身去锅里端菜，我看见她眼角湿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钱掏出来放在炕桌上，加上之前的，总共一千四百多。娘看着那堆毛票和硬币，手抖得厉害。

“够了，”我说，“够了，娘。”

198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正月十五刚过，我就开始张罗盖房的事。先是找村长批宅基地，村长说村东头有块空地，离渠近，用水方便。我去看了，地方不错，三间房的地基足够。

然后是买材料。我去县城建材市场跑了好几趟，比较砖和水泥的价格。红砖一分八一块，水泥四块五一袋，钢筋贵一些，一吨要六百多。我算来算去，三间正房，加上院子、灶房，所有的材料加起来得两千出头。钱不够，差六百。

我急得嘴上起了泡。娘说：“要不咱先盖两间？”

正在犯愁的时候，哥来了。那天我正在宅基地上挖地基，哥扛着把铁锹走过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我借给你五百块。”

我抬头看着哥，半天没说话。

哥蹲下来，抓了把土在手里搓着：“你嫂子也同意。这钱不着急还，你啥时候有啥时候给。”

我眼眶一热，赶紧低头继续挖土。哥也跳下来，跟我一起挖。兄弟俩在地基里干了一下午，没怎么说话，可我心里热乎乎的。

材料备齐了，该动工了。我在村里找了七八个人，都是平时相好的弟兄，说好管饭、管烟，一天给一块五工钱。那是我在这个世上第一次当“工头”，心里没底，可嘴上不能软。

动工那天，娘早早起来煮了一大锅肉，蒸了两笼白面馍。村里来帮忙的人吃了早饭，开始挖地基、垒墙。我砌墙的手艺这时候全用上了，弹线、铺灰、摆砖，一气呵成。村里人都来看，说这后生砌的墙真直，比老把式还强。

可盖房哪有那么顺当。刚垒了半人高，就遇上了连阴雨。一连下了七八天，地基泡了水，刚砌的墙差点塌了。我急得整夜睡不着，找了几块塑料布把墙头盖上，又挖了排水沟，可雨一直不停，墙还是歪了。

等天晴了，我把歪了的墙拆了重砌。这一拆一砌，白费了半个月功夫，多花了三十块工钱。娘心疼得直叹气，我说不打紧，总比墙歪着强。

哥下了工也来帮忙，嫂子和了面送过来。有时候她端着一盆面疙瘩，有时候是几个菜盒子，放下就走，嘴里说着：“娘身体不好，别让她太累。”我知道这话是说给娘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嫂子这人嘴不饶人，可心不坏。

到了麦收前，墙终于砌好了。山墙高，得搭架子。我没钱租钢管架，就用木头顶着，自己在架子上砌。马师傅听说我盖房，专门从县城赶过来看了两天。他站在架子下仰头看，点点头：“高了点，不碍事。再看那砖缝，满浆满缝，行。”

上梁那天是个好日子。娘在院里摆了香案，供了馒头和水果，烧了香磕了头。木匠师傅把大梁吊上去的时候，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村里人都来看热闹。我站在新房前，手插在裤兜里摸着那卷借据——哥的、马师傅的、刘婶的——心里说不清是喜还是酸。

麦收后开始上瓦。红瓦是从县城拉回来的，整整两车。我跟两个弟兄在房顶上一片片铺，娘在地面上往上递。太阳晒得脊背发烫，可没人喊累。看着屋顶一点点红起来，我脑子里全是娘在漏雨的窑洞里接水的画面。

那年暑假，十七岁的我瘦得像个猴子，黑得像块炭，可站在新房前，我觉得自己像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1986年秋天，我和娘搬进了新家。

三间红砖大瓦房，坐北朝南，玻璃窗亮闪闪的。东间我和娘住，西间空着，堂屋摆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是娘从窑洞里搬出来的旧家当，可擦得干干净净。厨房另起了一间，盘了新灶台，再也不怕烟熏火燎了。

搬进去那天晚上，娘没做饭，坐在堂屋里发呆。我叫了她几声她都没应，走过去一看，她满脸是泪。

“娘，你咋了？”

“你爹要是活着，看到这房子，不知道该多高兴。”娘说着，拿袖子擦眼泪，擦着擦着又笑了，“你才十七，就盖起了全村第一座红砖房，你爹做梦都想不到。”

我鼻子一酸，转过身去假装倒水。是啊，全村第一座。不是土坯的，不是石头的，是真正的红砖到顶的大瓦房。村里人都来看稀奇，摸摸红砖墙，敲敲玻璃窗，啧啧称赞。村长说：“咱村多少年了，头一回有人家住上全红砖房。”

哥和嫂子也来看了。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摸摸墙，推开窗户又关上，回头对我说：“老二，你比哥强。”嫂子在一旁插嘴：“可不，咱这当哥的也该脸上有光。”娘笑着说：“一家人说这些干啥。”

那天晚上，哥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了，回头看了看新房，又看看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转身消失在夜色里。我看着他微驼的背影，忽然觉得哥老了。

后来我才知道，盖房的时候哥不只是借了钱，还私下跟不少人打过招呼，让他们来帮忙。他跟马师傅说：“我兄弟还小，你多照应着。”他跟村里人说：“老二盖房，大家伙多帮衬，算我欠你们的人情。”这些话，是几年后刘婶告诉我的。刘婶说：“你哥那人，面上冷，心里热。”

搬进新房的第一个雨夜，我睡不着。雨打在红瓦上，噼噼啪啪的，不像在窑洞里那样叮叮当当，却一样好听。娘在西间已经睡熟了，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

我翻了个身，想起十二岁那年漏雨的窑洞，想起煤油灯下在搪瓷盆接水声里写作业的夜晚，想起煤矿工棚里的冷风，想起脚手架上烫手的红砖，想起马师傅粗糙的大手，想起哥沉默的侧脸，想起娘那卷用手绢包了又包的毛票——那些一块、两块，皱皱巴巴的，每一张都带着她的体温。

雨越下越大。我躺在新房里，听着雨声，觉得这辈子所有的雨，都淋不到我和娘了。

窗外，村里的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了。只有雨，哗哗地，安心地，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