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公众史学不等于流量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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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这部剧的故事从后晋开始，剧中的基本框架，是郭荣、赵匡胤、钱弘俶三位精英人物同心同德推动天下走向太平，作为“剧情”或许无可厚非；但历史上不同政权中真有如此先知先觉、齐心合力的“救世主”吗？我们从“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是真正可行的历史路径吗？

*本文系邓小南老师在文研论坛“从乱世到太平年：宋初‘走出五代’的路径”现场发言实录，原载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如何看待从五代

到宋初的历史进程

文 / 邓小南

看来今天这个活动的号召力特别强，来了这么多朋友，这样热闹的场面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刚才全德提到标题上的“太平年”或许是多了一个“年”字，其实《太平年》本身可能就是本次活动的号召。

建飞一开始就跟我说，今天的活动不是评价电视剧，而是探讨五代的真实历史情况。不过这部电视剧的影响恐怕也无从绕过。我没有“追剧”，但从微信推送的各类访谈、介绍中感受到，大家对这部剧的关注程度，可能超出了编剧和导演原本的预期。

邓小南老师发言

这些年，陶懋炳、郑学檬先生的相关著作都已经重版，毛元佑和雷家宏撰写的《宋太祖赵匡胤》一书，用了“开太平”这样醒目的标题。此前杜文玉老师、柳立言老师、戴仁柱老师、龙沛老师都撰写过相关通论，但这些著作在过去没能形成“议题化”的研究体系，相关讨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并非没有学者研究，而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未能被充分发掘与传播。

今天各位老师从南北不同的角度展开探讨，虽然关注的题目各有不同，但研究都比过去更为深入，也更加注重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比如“以内制外”的策略是如何实施的，南方政权是如何被整合的，藩镇势力如何逐渐消解，扁平化的结构方式如何形成，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实质意义。我自己多年来没有特别关注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相关研究，今天也没办法逐一跟进各位的意见，所以今天不是来做总结的，只能围绕本次活动正副标题中的关键词，泛泛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乱世”。五代毫无疑问是乱世，但正如各位老师刚才所说，学者们很早就指出，这段历史是“乱中有变”。对我们历史研究者而言，要思考的是：变在何处？转变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转变的主导力量和推动势力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这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深入探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关键词是“太平年”，核心是“太平”二字。乱世之中，民庶对太平的期盼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也要看到，统治者心中的太平，和百姓心中的太平，尽管有一致之处，终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统治者追求的太平，核心是政权的稳定；老百姓心中的太平则更为朴素，只求日子能够平安度过，有活干，有饭吃，这是他们心中最实在的太平。如何准确、深刻地认识“太平”的内涵，是我们历史学界需要回答的问题。

太平，当然与统合、安定相关。从统一的范畴来看，后周至宋初的君主，希望统一的范围应该是包含幽云十六州的。这片区域在后晋时期才被割让，时段近在眼前。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都为收复幽蓟做过努力，只是始终没能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太宗后期到真宗之后，幽云十六州基本不再是中原王朝想要收复的目标，这其中有着鲜明的时代变化与战略转向。

我个人始终认为，宋朝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来自北方的威胁，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普遍意识到的。在有识见的君主和士人心中，宋代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太平。即便君臣在诗词唱和、诏敕奏议、庆典祭祀中，都会标榜太平来之不易，感慨“以治易乱”；但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潜在意识里，他们都深知宋王朝始终处于北方政权的威胁之下，没有真正的安稳可言。

宋太祖坐像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太宗的身份背景与太祖不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实战与执政历练都远不如兄长，但他心机更甚，因此他更需要顺应当时的整体局势与民心向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他急于安定民心、稳固统治，便将“太平”作为“兴国”的核心政治旗帜，这也是“太平兴国”年号出现的重要原因。

回头看看唐宋年号可以发现，唐代仅有武则天时期使用四字年号，其余帝王年号均为两字；五代十国众多政权数十年号也都是两字；宋太祖的三个年号同样是两字。唯独宋太宗迫不及待，不等新年到来，便立刻推出“太平兴国”这个四字年号。从他的政治角度来说，这一举措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即便后世经常批评此举不够理智，但在当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抉择。

“太平兴国”不足一年，朝廷就启动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修撰工作。当时漳泉尚未归降，吴越尚未纳土，北汉未被攻克，幽云十六州的收复更未提上日程，“天下”只是在局部范围中暂时安定下来。所谓“太平”，当时就是宋太宗树立的政治旗帜，应该说也有效用，收拢人心，稳固统治。

配清抄本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刊本 《太平广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太平兴国三年，漳泉、吴越正式归顺；太平兴国四年，北宋攻克北汉，但随后进攻幽云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两度失利后就此收手，不再对外用兵。此后，太宗设计的战略重心从应对外患转向防范内忧。到宋真宗时期，缺少伯父、父亲的历练，澶渊之盟后便通过东封西祀制造祥瑞，塑造上天眷佑、王朝太平的景象，以此安抚天下民心。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变革。之所以会在短时期内接连出现两次变革运动，核心原因是当时的精英群体感到，王朝面临的内外忧患很难靠常规手段消解。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表面上是讲述北宋百年太平无事，实则是“有事”，是直指王朝潜藏的各类社会、政治、军事危机，代表着精英人士对忧患的清醒认知。这段历史的真实脉络与内在逻辑，是不应忽视的。

接下来看本次讨论的副标题：“宋初走出五代的路径”。宋代的各项制度并非如司马光所说，全由本朝祖宗开创；而是与晚唐五代以来的乱世局势深度关联。所谓“走出五代”，是指走出整个五代十国的乱局，而非仅仅解决北方中原政权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仅是从政权着眼，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统合的长时段视角来看，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年，应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历史单元。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胡化问题彻底公开化，胡汉关系、民族矛盾引起朝野上下共同关注。这一复杂问题到宋初似乎已经消解，没人再提；从唐朝后期的胡汉之分到宋朝强调华夷之辨，其中的曲折过程是否值得注意？

（传）胡瓌作《卓歇图》

故宫博物院藏

《太平年》这部剧的故事从后晋开始，后晋时期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幽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此后多年间，契丹通过武力征服、因俗而治等方式，整合了辖下游牧、渔猎、农耕三大区域；而北宋则逐步整合了中原与南方地区，这一整合过程既有北方军事力量的征服，也有南方诸国在制度、文化、经济等层面的贡献。澶渊之盟相对固定了契丹、北宋整合之后这一大的基本格局。

陶懋炳先生指出，五代十国是“第二个南北朝”，确实如此。在更长的时段中，宋与北方政权也构成了“南北朝”局面。五代十国的南北朝与魏晋南北朝（第一个南北朝）有明显区别：从五胡十六国到北周北齐是北方长期分裂，南方基本保持统一；而五代十国则是南方出现了多个割据政权，分裂状态更为显著。南方小政权的存续时间普遍长于北方，核心原因是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南方具备了割据建国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各南方政权以“保境安民”为基本治国策略，在稳定内部、发展民生的过程中，间接推动了士人阶层的崛起和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权的快速更迭上。当时的朝代更替，要么源于军阀、禁军的兵变，要么是依托武力的禅让，本质都是军事力量主导；军阀残暴征战、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难以安生；但与此同时，朝廷与地方大族对民间的人身束缚也大幅减弱，这一社会变动直接推动了其后平民化、世俗化的趋势。我们需要客观看待动乱的多重历史影响，动乱带来的民生苦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催生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

以往的史学研究对南方政权的关注不够，十国的国别史还有极大的深入研究与推进空间。南方各政权的政治实践，对宋代的制度建设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南唐、前后蜀都曾以文臣掌管枢密，与唐代宦官掌枢密的制度形成鲜明区别。文武关系在这一时期确实影响突出，但我们不能用“文武”单一标准简单划分官员群体。朱温崇政院也用敬翔等文职作为长官；君主亲随的文吏、文职，与科举出身的精英文官有明显差别。用“文武、亲疏、能庸”的多维标准区分官员群体，比单一的文武划分更贴近历史真实，更能揭示当时的政治生态。

顾闳中作（宋摹本）：《韩熙载夜宴图》

故宫博物院藏

“走出五代”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问题不能仅聚焦于君主与中央朝廷，需要大幅拓宽研究视角：

1. 首先要厘清五代如何走出晚唐。晚唐遗留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休等政治顽疾，长期未能解决，五代以残酷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消解，这是宋初能够走出五代的历史前提。

2. 看到内外问题的相互交织。五代不仅有禁军、藩镇等问题相互影响，冲突纠缠；而且外部始终面临来自契丹的压力，内部则有沙陀的融入。晚唐突出的胡汉民族矛盾，在幽云、中原分别淡化，这一演变过程值得深入探究。

3. 挖掘动乱中的历史进展。关注应对复杂局面的制度演变，关注南北关系、君臣关系、文武关系、文吏与文臣的关系、官民关系的深层变化。五代以降，为什么“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五代摧残了大量社会精英，但也造就出一批历经磨难、洞悉世事的人才，他们深知不能重蹈乱世覆辙，试图探寻新的治理方向。真正解决五代积弊的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正是五代磨砺出来的最后一代精英，同时也是走向“太平”的开拓者，这种双重身份是过渡时代的核心特征。

4. 重视南北之间、朝廷与藩镇之间的互动影响。宋代整合南方并非单向的军事征服，南方的治理模式、制度实践、文化传统对宋代制度建设影响深远。宋太祖即位后，也一直主动关注、学习南方的治理经验。而且藩镇富于“活力”的组织方式，也为北宋所借鉴。

5. 关注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南方地区盛行的佛教信仰，显著降低了北宋统一南方的政治与军事成本。五代十国时期，周世宗在北方限制佛教，以期强化国家实力；南方政权南唐、吴越等则大多崇尚佛教。禅宗在南方广泛传播，为宋代禅宗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四川的柳本尊信仰，也是在这一时期流行开来。南方各国统治者缺乏统一天下的强劲实力与内心动力，也与这种民间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吴越国铜地藏菩萨坐像

最后，我想从电视剧《太平年》说起，谈谈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我只是零星观看过这部剧的片段，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我的想法是：首先，这部剧的播出，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五代至宋初这段“冷门”历史的广泛关注，显然是件好事；其次，这部剧是参考史实创作的电视连续剧，不宜称作“厚重史诗”“历史正剧”。当然，从影视创作的角度来看，《太平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编剧、台词、导演手法、演员表演、服化道制作、片头片尾曲都精良讲究，宣传推广非常得力，可以说是一部用心制作的良心剧。但作为专业的历史学者，我们有自己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不是简单跟风称赞，而是应该为历史情境、局势趋向提供专业的学术意见。

历史正剧的重要标准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也是“大势”，“事”是具体的核心史实，“势”是历史发展的趋向与内在逻辑，二者应该忠于历史。北宋的统一固然是“大事”，这个结局早已众所周知。其实最值得思考、呈现的，是如何“统一”，怎样才能走向“太平”。剧中的基本框架，是郭荣、赵匡胤、钱弘俶三位精英人物同心同德推动天下走向太平，作为“剧情”或许无可厚非；但历史上不同政权中真有如此先知先觉、齐心合力的“救世主”吗？我们从“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是真正可行的历史路径吗？

历史的发展是各方势力相互作用、曲折前行的结果。北宋取代后周，虽有历史必然性，但就具体史实而言，更多体现的是权谋的运作，而非光明正大的“阳谋”。吴越归降是北宋软硬兼施、政治施压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主动归顺。

有些声音批评某些剧情不符史实，其实电视剧自有其创作空间，“小事”不必拘泥。不过也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当时情势的基础上，才能有说服力。剧中第一集张彦泽烹杀养子（“义子”）的情节，显然违背晚唐五代的实情——养子是军阀自血腥征战中拔擢出来的，是亲军中的亲随，是将领与兵士间的核心纽带。张彦泽尽管残忍，不会不懂这些；在养子为众庶发声时悍然烹杀，肯定会冒大不韪，激忿部下军民。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影视作品，而是说历史学者应该发出专业的学术声音。公众史学不等于流量史学，我们的责任是传播尽量贴近史实的历史认知。作为影视剧，目标已经达到；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以上是我一些拉杂的想法。谢谢大家。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邓小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2

ISBN：9787108079794 定价：98.00元

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一部精彩的历史著作。

本书的切入独具特色，以赵宋的“祖宗之法”理念为对象，对其形成、内涵、影响进行了细密的解剖梳理，指出它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体，其基本精神是保障政治体制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作者对北宋诸多政策、事件中“祖宗之法”的各种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阐述。揭示了赵宋专制官僚政治文化精神的特点。

本书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古代政治史，把政治与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呈现出来了，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政治史，提供了很多新鲜启示。

本书初版于2006年。距今18年，作者先后做了两次修订。在近年宋史研究、宋代文化的“热潮”中再来阅读本书，更能体会出作者此番研究的可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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