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8年了,前夫在夜里突然来电:“我妈住院,你转58万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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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震动时,我正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那震动固执得很,一声接一声,硬是把人从梦里拽出来。我眯着眼睛摸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凌晨两点十七分。

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掐断了。翻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老徐在旁边均匀地呼吸着,一只手还搭在我腰上。

手机又震了。

“谁啊这是……”我嘟囔着,接了起来,声音还带着浓重的睡意,“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个我八年没听过、却一辈子忘不掉的声音。

“周梅,是我。”

血液“嗡”地一声冲上头顶。我猛地坐起身,动作太大,把老徐也给弄醒了。

“怎么了?”老徐迷迷糊糊地问,打开了床头灯。

我没回答,手指紧紧攥着手机,关节都泛白了。

“赵建国。”我说出这个名字时,声音干巴巴的,像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电话那头的前夫赵建国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听起来比八年前苍老了不少,带着一种我不记得他有过的疲惫:“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但我实在没办法了。”

老徐也坐起来了,眉头皱得紧紧的,用口型问我: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深吸一口气:“什么事?”

“我妈住院了。”赵建国说这话时语气很急,语速快得像在背台词,“情况很严重,是癌症,医生说要做手术,后续还要化疗,费用很高。我手头紧,你知道的,我这两年生意不好……”

我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窗外一片漆黑,我们这个高档小区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老徐把手搭在我肩上,他的手很暖。

“你能转五十八万过来吗?”赵建国终于说出了重点,“就当是借的,我以后一定还你。”

我差点笑出声。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荒唐到极点的、控制不住的气音。老徐疑惑地看着我,我冲他摆摆手,示意我没事。

“五十八万?”我重复了一遍,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对,五十八万。”赵建国顿了顿,又补充道,“我知道这有点突然,但我妈以前对你也不错,是不是?就算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赵建国。”我打断他,下床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零星几盏路灯,“我们离婚八年了。这八年里,你妈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你没给我发过一条短信。现在我接到你凌晨两点的电话,开口就要五十八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赵建国的声音变得有些硬:“周梅,人命关天的事,你怎么这么冷血?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错,五十八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你怎么知道我过得不错?”我问。

“我听人说了。”赵建国的声音低了下去,“你嫁了个有钱人,住大房子,开好车。五十八万对你来说就是毛毛雨,可对我妈来说,这是救命钱!”

我的手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或难过。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是一锅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

“抱歉。”我说,声音清晰而平稳,“我新婆婆刚给我买了套九百万的新房,正在装修,没空。”

电话那头彻底没声了。

过了大概五六秒,赵建国才开口,声音变了调:“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新婆婆刚给我买了套九百万的房子,正在装修,我没空处理你的事,也没钱借给你。”我一字一顿地重复,“听清楚了吗?”

“周梅你——”

我挂断了电话,然后迅速把这个号码拉黑。

房间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站在窗边,背对着老徐,肩膀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不是哭,是在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梅子?”老徐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没事吧?他找你干嘛?”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转身把脸埋在老徐肩头,还在笑,笑得肚子疼。

“他找我借五十八万,说他妈癌症住院。”我边笑边说,“凌晨两点,离婚八年没联系,开口就是五十八万!”

老徐轻轻拍着我的背:“那你刚才说什么九百万的房子……”

“我气他的。”我抬起头,抹了抹眼角的泪,“咱们的房子不是三百二十万吗?我故意说九百万,装修也是真的,但那是咱们自己装的,你妈可没出钱。”

老徐也笑了,摇摇头:“你这张嘴啊。”

我走到梳妆台前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四十二岁,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很亮。八年前和赵建国离婚时,我三十四岁,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睛下面两片乌青,像是永远睡不醒。

“他怎么会突然找我?”我喃喃自语。

老徐坐回床上,认真地看着我:“要我托人打听打听吗?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事。”

我想了想,摇头:“不用。真有事也跟我没关系了。”

话是这么说,但躺回床上后,我睁着眼睛到天亮。赵建国的声音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回放,带着那种理直气壮的、仿佛我欠他全世界的语气。

天快亮时,老徐又睡了。我轻手轻脚地下床,走到阳台上。四月的清晨还有点凉,我裹紧睡袍,看着天色一点点从漆黑变成深蓝,再到鱼肚白。

八年了。

我和赵建国结婚十年,离婚八年。那十年像一场漫长而潮湿的噩梦,醒来时浑身都是冷汗。我记得离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台阶上,手里捏着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却觉得冷。

房子归他,因为是他婚前买的。家里的存款?哪还有什么存款,他说生意亏损,账上一分钱不剩。我拎着一个行李箱搬了出来,箱子里装着我结婚时带过去的衣服,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个人物品。

我妈哭着说我不该这么轻易放手,至少该分一半财产。我说妈,我只想赶紧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人。

头两年最难。我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工资勉强够租个一室一厅。赵建国很快就再婚了,听说娶了个比他小十岁的姑娘。朋友告诉我时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我说挺好的,祝他幸福。

是真的。我不恨他,只是觉得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然后我遇到了老徐。徐文远,四十八岁,自己经营一家不大的建材公司,离过婚,没孩子。我们是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认识的,他说话温和,做事稳重,不像赵建国那样急躁、爱抱怨。

约会三个月后,他带我去见了他母亲。老太太七十多了,精神很好,拉着我的手说:“小周啊,文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好姑娘,以前受苦了。以后到我们家来,没人能欺负你。”

我当场就哭了,哭得收不住。老徐慌了手脚,老太太却拍拍我的背:“哭吧哭吧,把委屈都哭出来就好了。”

结婚那天,老太太把一个玉镯子套在我手上,说这是徐家传给儿媳的。镯子成色一般,但戴在手上温温的,很舒服。

“想什么呢?”老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他端着两杯热牛奶走过来,递给我一杯。

“想以前的事。”我接过牛奶,热气扑在脸上。

“别想了。”老徐揽住我的肩,“你现在有我了,有咱妈,有自己的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我点点头,靠在他肩上。是啊,我有自己的家了。三百二十万的房子,三室两厅,虽然不如我吹嘘的九百万豪宅,但每一寸都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装修是麻烦,每天叮叮当当的,但那是甜蜜的麻烦。

“不过,”老徐喝了口牛奶,若有所思,“赵建国既然能开这个口,说明他真遇到难处了。你就不担心他妈真的……”

“老徐。”我站直了,认真地看着他,“赵建国的妈妈,我以前的婆婆,在我和赵建国离婚前两年查出高血压,赵建国说要买个理疗仪给她,八千多。我二话不说取了钱给他,后来发现,他拿那钱请客户吃饭去了,根本没什么理疗仪。”

老徐愣住了。

“还有一次,他说他妈腿疼要去北京看专家,让我给两万。我给了。后来从他表姐那儿听说,老太太那段时间根本没出过市,就在社区医院开了点膏药贴贴。”我越说声音越冷,“我不是说他妈这次一定没病,但赵建国这个人,嘴里没几句真话。离婚时他说生意亏损,账上没钱,结果离婚后三个月,他就全款买了辆新车。”

老徐叹了口气,摇摇头:“这种人……”

“所以,”我把最后一口牛奶喝完,“他真有什么事,也轮不到我来管。我对他,对他们家,仁至义尽了。”

话是这么说,但那天上班时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宁。我在一家中型企业做人力资源经理,工作不算特别忙,但琐事多。下午开会时,我走了两次神,被副总点名提醒。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好友申请,备注是“赵建国表妹,有急事找”。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半天,最终还是通过了。

几乎是立刻,消息就弹了出来:“嫂子,我是小玲,建国哥让我联系你。阿姨真的病得很重,在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你要不信可以自己来看。建国哥现在真的很难,生意失败了,还欠了债,你要是不帮,阿姨可能就……”

我回:“第一,别叫我嫂子,我和你哥离婚八年了。第二,如果情况属实,可以申请大病医疗救助,社区、民政部门都能帮上忙。第三,我没有任何义务帮忙,请不要再联系我。”

发完这段话,我直接拉黑了。

手指在发抖。我放下手机,双手交握,深呼吸。办公室的门关着,但能听见外面同事讨论工作的声音,有人笑,有人大声打电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忙碌的工作日下午景象。

只有我坐在这里,被八年前的鬼魂缠着。

下班时,老徐来接我。他今天下班早,说带我去看看装修进度。新房在城西一个不错的小区,我们到的时候,工人们正在贴客厅的瓷砖。

“周姐来啦?”工头老陈笑着打招呼,“看看这砖贴得怎么样?绝对平!”

我四处看了看,确实不错。房子朝南,下午的阳光洒进来,满室金黄。我想象着以后在这里摆上沙发、电视柜,阳台上放几盆绿植,周末窝在沙发里看书……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固定电话,区号是本地的。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请问是周梅女士吗?”一个女声,很官方。

“我是,您哪位?”

“这里是市中心医院肿瘤科护士站。我们这边有位患者叫王秀英,是您的亲属吗?患者情况不太好,家属一直没来办理相关手续,我们在患者手机里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

我走到阳台,压低声音:“王秀英是我前夫的母亲,我们已经八年没联系了。她有儿子,有儿媳,你们应该联系他们。”

“我们联系过了,但患者儿子说他在外地赶不回来,让我们先联系您。”护士的声音有些为难,“患者现在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吵着要见您,说有些话必须当面说……”

“我不去。”我斩钉截铁,“我和这家人早就没有关系了。请你转告赵建国,他是儿子,该他承担的责任别想推给别人。”

挂断电话后,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老徐走过来,轻声问:“又是医院?”

“嗯。”我揉着太阳穴,“说我前婆婆吵着要见我。”

“你想去吗?”

“不去。”我说,但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坚定了。

老徐看着我,没说话。他就是这样,从不替我做决定,只是在我身边,让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选择,他都在。

回家路上,我一直看着窗外。晚高峰,车流缓慢,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难处。赵建国有他的难处,我也有我的底线。

可是那个护士说,老太太情绪不稳定,一直吵着要见我。

我闭上眼,想起很多年前,我和赵建国还没离婚时,有一次我发高烧,赵建国出差去了,是老太太来照顾的我。她煮了粥,一勺一勺喂我,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那时她还叫我“梅梅”,说“建国娶了你是他的福气”。

后来怎么就变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挑剔和不满?是我一直没怀孕,还是我工资比赵建国高,让他觉得没面子?又或者,是赵建国在外面有了人,回家抱怨我,她也就觉得我哪儿都不好了?

“到了。”老徐说。

我睁开眼,车已经停在我们现在住的小区楼下。这是个老小区,房子是租的,等新房装修好就能搬进去了。

“老徐,”我下车时突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真去医院看一眼,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软弱?”

老徐锁了车,走到我面前,双手扶着我的肩:“梅子,你不是软弱的人。你要是去医院,那是你念旧情、心善。你要是不去,那是你保护自己、有原则。无论你怎么选,我都支持你。”

我的眼眶突然就热了。

和赵建国在一起十年,他从来没说过“我支持你”。他只会说“你应该这样”“你不该那样”“我妈说”“别人都”。

“我再想想。”我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医院走廊里,两边是无尽的白色,荧光灯明明灭灭。我往前走,推开一扇门,病床上躺着老太太,瘦得脱了形,看到我就伸出手,嘴唇一张一合,但发不出声音。

我凑近去听,听到她说:“梅梅,我对不起你。”

我惊醒了,一身冷汗。

老徐睡得很沉。我轻轻下床,走到客厅,打开手机。凌晨三点二十。我在搜索框输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又输入“王秀英”,但什么也查不到。

鬼使神差地,我找到八年前存的赵建国表妹的电话——那时还没微信,大家都是存号码。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发了条短信:“你伯母在哪个病房?”

几乎是立刻,电话就打过来了。

“嫂子!”表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可算回消息了!伯母在肿瘤科三楼17床,真的不行了,医生说就这几天的事了……建国哥现在到处借钱,可亲戚朋友都被他借遍了,没人肯再借了。嫂子,我知道伯母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但人都这样了,你就来看一眼吧……”

“赵建国在哪?”我问。

“他、他在医院守着,但刚才接了个电话出去了,说是筹钱……”表妹的声音越来越小,“嫂子,其实建国哥现在特别后悔,经常说对不起你……”

“行了。”我打断她,“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直到天色渐亮。

去,还是不去?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拉扯。一部分我说,周梅你傻啊,八年前他们怎么对你的忘了?另一部分我说,那是条人命,而且是个曾经对你好过的老人。

最终让我做出决定的,是我想起一件事。离婚前半年,我和赵建国已经分居,但还没办手续。有一天老太太突然来我租的房子找我,手里拎着一袋苹果。她说:“梅梅,建国对不起你,我也没脸替他说话。这袋苹果你拿着,以后……以后好好过。”

那时我以为她是来当说客的,态度很冷淡。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背影佝偻着。后来我才听说,那次她是偷偷来的,赵建国不知道。她回家后,赵建国还跟她吵了一架,说她“胳膊肘往外拐”。

也许,在那些不堪的岁月里,也曾有过一丝微弱的善意。

天完全亮了。我站起身,走进卧室。老徐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手机。

“我要去医院一趟。”我说。

老徐放下手机,看着我:“我陪你。”

“不用,你今天不是约了客户?”

“推掉。”老徐起身开始穿衣服,“这种时候,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和赵建国在一起十年,我生病都是自己打车去医院。有一次急性肠胃炎,疼得直不起身,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在谈生意,你自己想办法”。

“老徐,”我轻声说,“谢谢你。”

他转过身,笑了笑:“两口子,说什么谢。”

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没说话。老徐也没多问,只是偶尔等红灯时,会伸手过来握握我的手。

市中心医院永远人满为患。肿瘤科在三楼,电梯门口挤满了人,我们选择了走楼梯。楼梯间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属于医院特有的气息。

三楼到了。走廊很长,两边是病房,门大多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床和病人。有些病人很安静地躺着,有些在呻吟,家属们或坐或站,脸上都带着相似的疲惫和忧虑。

17床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我从门缝里看进去,一张病床上躺着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头发全白了,正在输液。

是王秀英。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八年前她虽然也有白头发,但人很精神,嗓门大,爱唠叨。现在躺在床上这个人,眼窝深陷,脸颊凹陷,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

我站在门口,突然没有勇气推门进去。

“是这里吗?”老徐轻声问。

我点点头,手放在门把手上,却怎么也推不下去。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赵建国。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能听见。

“你放心,钱肯定能筹到……我妈这儿有套老房子,虽然不大,但地段还行,能卖个七八十万……对,等钱到手马上还你……”

我僵住了。

老房子?老太太名下确实有套小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不到六十平。赵建国连这个都打算卖了?

不,不对。我突然想起来,那套房子三年前就过户给赵建国了。当时老太太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建国做生意需要抵押贷款,先把房子过给他,等生意好了再过回来”。

现在看来,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赵建国还在打电话:“我知道利息高,但这不是没办法吗……你放心,最多一个月,肯定连本带利还清……”

我推开了门。

赵建国背对着门口,还在打电话。听到开门声,他转过身,看到是我,明显愣住了,手机还举在耳边。

病床上的老太太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她的目光有些涣散,在我脸上停留了好几秒,才突然聚焦。

“梅……梅梅?”她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赵建国这时才反应过来,匆匆对电话那头说“等下打给你”,然后挂了电话。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又落到我身后的老徐身上,脸色变了变。

“周梅,你来了。”他说,语气复杂,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病床边。老太太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按住她:“别动,躺着吧。”

她的手腕细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薄得像纸,能看见下面青紫色的血管。我松开手,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您感觉怎么样?”我问,声音比想象中平静。

老太太的眼圈突然红了。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只是流泪。

赵建国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我妈食道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医生说手术意义不大,建议保守治疗,但就算保守治疗,费用也很高……”

“你刚才在电话里说,要卖房子?”我打断他。

赵建国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皱眉:“你偷听我打电话?”

“门开着,我想不听见都难。”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同床共枕十年的男人。他老了,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稀疏了不少,身材也有些发福。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没变——还是那种永远在算计、永远觉得别人欠他的眼神。

“那房子本来就是我妈的,现在她病了,卖了给她治病有什么不对?”赵建国理直气壮。

“房子三年前就过户给你了。”我说,“法律上那是你的房子,不是你妈的。”

赵建国的脸色变了:“你、你怎么知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站起身,“赵建国,我今天来,是看在你妈曾经照顾过我的份上。但我把话说清楚,我不会出一分钱。你妈的病,该你负责。”

“周梅!”赵建国提高了声音,“你就这么绝情?我妈都快不行了!”

“我绝情?”我笑了,笑得眼睛发酸,“赵建国,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咱俩谁更绝情?离婚时你说账上没钱,转头就全款买车。你说生意亏损,结果是因为你在外面养了人,钱都花在别人身上了!现在你妈病了,你想起我来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这些话我憋了八年。八年里,我无数次想象如果再见到赵建国,我会说什么。现在真说出来了,却没有想象中的畅快,只觉得累,透骨的累。

老太太哭出声来,声音很微弱,但听得人心头发颤。

“建国……别、别说了……”她艰难地开口,然后看向我,“梅梅……对不起……是我们赵家……对不住你……”

“妈!”赵建国想阻止,但老太太摇摇头。

“房子……是我自愿给建国的……不怪他……”老太太每说几个字就要喘口气,“梅梅……你能来……我就知足了……你走吧……好好过……”

我看着这个曾经强势、挑剔、对我诸多不满的老人,现在瘦骨嶙峋地躺在床上,用尽力气跟我说“对不起”,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阿姨,”我改了口,不再叫“妈”,“您保重身体。钱的事,赵建国会有办法的。”

说完,我转身要走。老徐一直站在门口,这时默默让开位置。

“周梅!”赵建国在身后喊,“你就真这么狠心?五十八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老徐轻轻握住我的手,我感受到一种支撑。

“赵建国,”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现在的房子,是我和我先生一起挣钱买的,三百二十万,不是九百万。我婆婆对我很好,但她没给我买房子。我那么说,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好,但我的好日子,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赵建国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至于你妈治病的钱,”我继续说,“我建议你问问你现在的妻子愿不愿意出。如果她不愿意,那你就该想想,为什么两任妻子都不愿意帮你。”

走出病房时,我听见身后传来赵建国的怒吼和老太太的哭声。但我没有回头。

走廊很长,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我朝着那光走去,老徐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

电梯里,我们都没说话。直到走出大门,来到医院前的小广场上,四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才深深吸了一口气。

“后悔吗?”老徐问。

我想了想,摇头:“不后悔。但心里有点难受。”

“正常。”老徐揽住我的肩,“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我不是难受没给钱,”我说,“是难受人怎么会变成这样。赵建国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刚结婚时,他对我挺好的。是什么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

“人都是会变的。”老徐说,“有的人越变越好,有的人越变越糟。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匆匆赶路的医护人员,有拎着饭盒的家属,有坐着轮椅的病人。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个人都扛着自己的担子。

手机震了一下,是条短信,来自那个表妹:“嫂子,你走了之后伯母一直哭,建国哥在发脾气。我知道我没资格说什么,但伯母真的快不行了,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不用五十八万,二三十万也行……”

我没回,直接删了。

“老徐,”我靠在他肩上,“如果我们真有九百万,你会给吗?”

老徐想了想,认真地说:“如果是你亲妈,别说九百万,九千万我也给。但那是赵建国的妈,而且赵建国明明有能力却不想自己承担。我不会给。”

“可那是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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