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那个冬夜，雪落得厚，地下的黑土却像冻裂的烂疮。
舅舅家被抄那天，我爹蹲在灶间抽旱烟，一口一个闷雷，不许人出门。
我妈躲在屋角抹眼泪，我也没想到，那一袋被我半夜背出去的二十斤大米，能在十年后换回一辆黑得发亮的小轿车。
车门一开，全村人都伸长了脖子，可舅舅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却把所有人都钉在了原地……
1975年的冬天，天阴得像一张揉皱的破纸。
村子里的老榆树被风刮得呜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林子里哭。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剩下的满地枯茬在霜地里立着，扎人眼。
我舅舅韩卫国，原本是公社里的干部，平时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铃铛响得清脆，大老远就能听见。可这年的冬天，那串铃铛声没了。
村里的广播喇叭里成天喊着斗争，舅舅的名字被揉进了一串串刺耳的词儿里。
那天晌午，我看见一群人闯进舅舅家，把原本整齐的院子翻得底朝天。
韩卫国的红领章被扯下来扔进泥水里，大门上贴了封条。那条黑漆漆的封条，像是一道斜着的伤疤，把韩家和这村子割成了两半。
我妈韩素兰坐在炕头上，手里绞着一条蓝色的旧头巾。她的眼眶红得像熟透的桃子，眼泪扑嗒扑嗒往下掉，砸在手背上。
我爹林满仓蹲在灶间，烟杆里的火星子一亮一灭。他把烟灰往鞋底上磕，发出的声音沉重且烦躁。
“别哭了，哭有什么用？”我爹低声吼了一句，嗓子里像塞了粗砂子。
“那是亲哥，那是卫国，他们连粮袋子都给拎走了，连口粥都没给留下。”我妈声音发颤，手里的头巾拧成了一个死结。
“你懂什么？”我爹猛地站起来，在大地砖上来回走，“现在这形势，谁沾上谁死。你想让全家人跟着一起去蹲牛棚？不许去，一步也不许踏出这屋！”
我蹲在门口，看着窗户纸上透进来的灰光。我那时候十九岁，正是有膀子力气的时候。我知道舅舅被关在公社后头的牛棚里，那地方漏风，地上全是潮湿的干草。
到了后半夜，风停了，雪落得细碎且密。
我听见爹妈那屋传出了均匀的鼾声。我轻手轻脚地翻下炕，鞋底踩在泥地上，没发出一丁点响动。
我摸进了厢房。那里面搁着我家的粮柜。
木头柜子散发着一种陈年霉味和谷物的清香。我爹为了防贼，在柜子上挂了把大铁锁。
但我知道，柜子后头有一块板子是松的，那是去年闹耗子时，我偷偷起开打算堵洞却没堵严实的。
我从灶间找了个麻袋，那麻袋还是补过的，上面有个补丁像只眼睛。
我跪在地上，把手伸进柜子后头的缝隙里，一把一把地往外掏米。大米是上好的精米，凉丝丝地划过我的指缝，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我不知道掏了多久，只觉得胳膊都酸了。那麻袋渐渐鼓了起来，我用手掂了掂，估摸着有二十斤。这几乎是家里小半个月的嚼头。
我把麻袋口扎死，背在肩上。
出门的时候，冷风像小刀子一样顺着脖颈子往里钻。我打了个哆嗦，没敢走村里的大路，而是绕到了村后的芦苇荡。
芦苇荡里枯黄的秆子互相摩挲，发出索索的声响，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窃窃私语。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我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看，生怕后头跟着谁。
公社的牛棚就在一片歪脖子柳树后面。
那房子早年是存农具的，墙皮脱落得厉害，露出里头的青砖和草茎。
我躲在一棵树后头，看见看守的人在屋里烤火。火光映在窗纸上，晃晃悠悠的。那看守是个赖皮，叫赵富贵，平时没少被我舅舅批评，这回他蹲守得最勤。
我弯着腰，贴着墙根往前蹭。泥地上结了冰，滑得厉害，我死死抓着那袋米，生怕它掉在地上发出动静。
我蹭到了牛棚后头的木格窗下。那窗户没装玻璃，只钉了几块烂木条，中间的缝隙能伸进去一条胳膊。
我听见里头有粗重的喘息声，伴随着一阵阵剧烈的咳嗽。
“舅。”我压低嗓门，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里头的声音断了。过了好一会儿，一张憔悴的脸贴到了木条缝隙处。
借着雪地的反光，我看见舅舅的头发全都乱了，像一窝枯草。他的脸颊陷了进去，下巴上全是乱糟糟的胡茬。那双平时总是很有神的眼睛，这会儿布满了血丝。
“大壮？”舅舅的声音很轻，带着点不敢相信。
“是我，舅。”我把背后的麻袋扯过来，顺着缝隙往里塞，“这有二十斤大米，你先藏在草堆里。每天抓一把嚼嚼，别饿死了。”
舅舅的一只手伸了出来，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像是一块冻住的石头。他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掐得我生疼。
“你爹知道吗？”他问。
“不知道，我偷出来的。”我回道。
舅舅沉默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大壮，赶紧走。”他把麻袋拽了进去，手却没松开，“回去告诉你妈，我死不了。只要有这袋米，我死不了。”
我抽回手，没敢多待，转头就往雪地里扎。
刚跑出没多远，身后传来了赵富贵的喊声。
“谁？谁在那儿？”
我心头一紧，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拼命往芦苇荡里跑。身后的手电筒光乱晃，像一束白森森的刀子在雪地上扫来扫去。
我一脚踩进了半冻结的泥坑里，棉裤湿了半截，冰冷刺骨。我趴在枯草丛里，屏住呼吸，听着心跳声在胸膛里咚咚作响，像是在擂鼓。
赵富贵在附近绕了几圈，骂了几句脏话，大概是觉得天太冷，又钻回屋子里烤火去了。
我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
进屋的时候，我看见我妈正站在院子里。她披着件破棉袄，黑黢黢的身影在雪地里站得像尊石像。
她看见我，没说话，只是拉过我的手，摸到了我那一手的泥。
她把我拽进屋，用热毛巾给我擦脸，又把那湿透的棉裤扒下来塞进灶膛边烘干。
“送去了？”她小声问，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
我点点头。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怀里：“这些钱和票，本来想让你带去的，现在也晚了。你那二十斤米，够他撑一阵子了。”
我看着我妈，她的眼里没有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决绝的冷静。
“大壮，这事儿烂在肚子里。”她说。
第二天清晨，我爹发现柜子里的米少了。
他在院子里大发雷霆，手里的烟杆子把桌子敲得震天响。
“谁动的？谁动的大米？”他瞪着眼睛，目光在我跟我妈脸上扫来扫去。
我低着头，喝着碗里稀得能照见影子的稀饭，一言不发。
我妈坐在灶火前烧水，头也不回地说：“耗子拖走了。”
“二十斤米！什么耗子能拖走二十斤米？”我爹气得脸发青。
“那是吃人的耗子。”我妈幽幽地回了一句。
我爹愣住了，他看着我妈，又看看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把烟杆子往腰上一别，出门干活去了。
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提过舅舅。
没过多久，舅舅被送走了。
听说去了一个很远的农场，那是大西北的方向，一走就是渺无音讯。
公社里韩家的封条渐渐破了，烂了，最后被风吹得只剩下一角。舅舅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被赵富贵霸占了，天天在村里骑得飞快，铃铛声也变得异常刺耳。
时间在北方枯燥的风沙里一年年磨过去。
1976年，1977年……日子像磨盘上的陈粮，一点点被碾碎。
我结婚了。媳妇是隔壁村的，姓王，是个勤快人。
我们分了家，住进了村西头的土房里。日子过得依旧紧巴，但那种压抑在头顶上的阴云似乎散开了一些。
到了八十年代初，村里的风气变了。
大包干开始了，地里的庄稼好像一夜之间精神了起来。那些曾经在村里横着走的人，有的蔫了，有的开始想法子倒腾买卖。
赵富贵在那年冬天摔断了腿，因为他骑着那辆偷来的二八大杠，撞在了当年舅舅家大门的门槛上。村里人都说那是报应。
1984年的秋天，公社改成了乡。
我正在地里收苞米，听见村里的高音喇叭又响了。
这回喇叭里没喊斗争，而是在读一份名单。读到“韩卫国”三个字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苞米粒子撒了一地。
“大壮，你听见没？”我媳妇在后头喊，“是你舅的名字！说是要复职了！”
我没吭声，只是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继续低头掰苞米。心里却在想，那个牛棚里的夜晚，到底是不是一场梦。
1985年的冬天，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村里的小道上，积雪还没来得及清扫。忽然间，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全村的孩子都跑了出来，跟着一辆黑色的车子后面跑。
那是一辆在这个山沟沟里从来没见过的黑色轿车，四个轮子卷起一阵阵雪雾，显得格外神气。
车子穿过村中央，没在乡政府停，反而一路开到了村东头。
那是韩家的老宅。
老宅荒废了十年，院墙早塌了一半，大门上的漆掉得斑驳。
我爹妈，还有一众亲戚，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全都聚集在老宅门口。
大家都换上了最体面的衣服，虽然有的衣服打着补丁，但也洗得干干净净。
赵富贵也撑着拐棍挤在人群里，脸上挂着一种让人作呕的谄媚笑容，手里还拎着一袋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干果。
车子在人群前稳稳停住。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戴眼镜的小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麻利地跑到后座拉开了车门。
一只脚踏了出来，穿着锃亮的黑皮鞋。
然后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
是舅舅。
他比十年前老了很多，头发全都白了，像一层薄霜覆在头上。但他的脊背挺得很直，那种干部的威严气势重新回到了他身上，甚至比以前更重。
“卫国！”我妈喊了一声，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舅舅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缩着脖子的我爹，最后目光在人群里搜索着。
他没理会迎上来的乡长，也没看那帮亲戚。
赵富贵腆着脸凑上去：“韩老哥，您可回来了！当年的事儿，兄弟我也是没办法……”
舅舅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冰碴子，赵富贵后面的话直接卡在了嗓子眼里，悻悻地退到了后头。
舅舅最后看到了我。
我正站在人群的最外圈，手里还拎着刚从井边提回来的半桶水，裤腿上沾着泥，棉袄的袖口露着一截黑棉花。
舅舅推开了周围的人，他的脚步很快，在雪地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在我面前停下了。
全村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我们两人身上。大家都在想，这位大官舅舅，肯定要给大壮这个外甥一个天大的好处，或者是带他去城里享福。
我爹更是挺直了腰杆，一副老子当初虽然没去送粮，但也没亏待过外甥的样子。
舅舅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是在看一个亲戚，倒像是在看一个审视了很久的谜题。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发黄的、满是褶皱的麻袋。那个麻袋很小，明显是从大袋子上剪下来的。
那个补丁，那个像眼睛一样的补丁，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十年前，我装米的那只麻袋。
全场鸦雀无声。
风卷着雪片在他们中间打转。
舅舅当着全家人的面，盯着我的眼睛，语气极其严肃地说了第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