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6年，我十八岁。
高考放榜那天，全校都在庆祝——校花兼学霸苏晚吟考上了清华大学，班长周远山去了复旦大学。
而我的分数，连专科线都没过。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所有人都叫她“苏神”。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叹了口气说：“赵珩，你要不复读一年吧？”
我说：“不用了。”
走出校门的时候，苏晚吟正好从对面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本清华的新生手册，脸上带着那种我永远够不着的笑。
她从没正眼看过我。
十二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的总部大厦里等电梯。
电梯门打开，我的HR总监带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走出来。
“赵总，这是今天来面试财务总监的候选人……”
我抬起头。
苏晚吟愣住了。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三，南方小城，三十八度。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学校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苏晚吟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红底白字，挂在正对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上，老远就能看见。
我从教导处门口的人堆里挤出来，手里捏着那张成绩单，手汗把纸都洇湿了。语文九十三，数学五十七，英语六十一，文综一百二十九，总分三百四。我把成绩单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空白，连个提示都没有。好像这分数就是终点，不会再有什么下文了。
走廊上人挤人，到处都是惊呼声、哭声、笑声，还有人打电话的声音：“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声带都快喊裂了，也不嫌丢人。
我靠在走廊尽头的墙角，把成绩单叠成一个方块，塞进了裤兜最深处。兜里还有一把钥匙和七块钱硬币，成绩单塞进去之后裤兜鼓鼓囊囊的，像个丑陋的大包。
苏晚吟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时候，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场面。不是刻意让的，是一种下意识的退让——就像你在商场里看到某个明星走过来，你会不自觉地往旁边站一站，不是因为怕她，是因为她身上的光太亮了，你怕自己挡了她的光会让别人不舒服。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领口绣着一朵小花，牛仔裤是深蓝色的，脚上一双帆布鞋，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比高二的时候长了一点，扎了一个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她手里拿着一本印着清华校徽的新生手册，蓝色的封面上是二校门的那张照片。
她从距离我三米远的地方走过，目光一直落在手里的那本手册上，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安静的笑。她不知道我在看她，或者说她知道，但没必要在意。
身后有人小声说：“苏神就是苏神，清华啊，咱们学校十年才出一个。”
“人家这次考了六百八十五，全市第二，就比第一名少两分。”
“两分？那要是多两分就是状元了啊！”
“已经够牛了。听说她爸是财政局的副局长，她妈在医院当主任，家里还有一架钢琴。这种人，生下来就在罗马，我们连去罗马的路费都凑不齐。”
有人笑了，笑里带着酸。
我靠着墙慢慢滑下去，最后蹲在了走廊的地砖上。地砖是那种老式的水磨石，灰白色的底子上嵌着不规则的石子，被无数双脚踩得光滑发亮。蹲下去之后，我的视线正好和旁边一个垃圾桶的上沿齐平，垃圾桶里塞满了喝了一半的饮料瓶和揉成团的答题卡，有人的答题卡上写着“去你妈的”。
班主任老周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校门口外面的台阶上坐着，啃一根五毛钱的绿豆冰棍。冰棍化了，绿色的汁水滴在鞋面上，我懒得擦。
“赵珩。”老周走到我面前，抽了两口烟，把烟屁股摁灭在旁边的垃圾桶上面，“你爸打电话给我了。”
“嗯。”
“他让你回去，怎么说来着……我复述一下，‘周老师你给我那小崽子说说，不念书了他能干啥？搬砖都嫌他胳膊细。’”老周学着我爸的语气，学得不像，他普通话太标准，我爸说话带很重的本地口音。
我没说话。把最后一口冰棍咬下来，棍子上写着“再来一根”，我看了一眼，把棍子折成两截，扔进了垃圾桶。
“你要不复读一年？”老周蹲下来，跟我平视，“说实话，你这孩子不笨。三百四这个分数，真不是你该考出来的。你高一的时候数学还考过一百二呢。高三怎么回事？你那一年状态都不对。”
“没怎么回事。”
“你爸那事儿，我知道。”老周声音放低了，“但你才十八，你爸欠的债又不是你的债。你把书念好了，以后才有能力帮他。”
我爸在我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做生意亏了，具体亏了多少我不清楚，只知道那段时间家里的灯白天晚上都亮着，我妈坐在客厅里打电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低到像在哭，但又没哭出来。
老周从兜里掏出三张补习班的宣传单，递给我，我没接。他又掏出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名片上印着“启航复读学校”，下面一行小字“签约提分，无效退款”。
“学费的事你别操心，我跟校长说了，你这种情况能申请减免。”
“周老师。”
“嗯？”
“我不复读了。”
老周看了我几秒钟，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很浓的烟味。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那你出来给我说句实话，你打算干什么？”
我仰头看着老周。六月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光线变得很软，老周站在逆光里，脸是黑的，但整个人轮廓上镶了一圈橘红色的光。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高一那年刚分班，老周站在讲台上念每个人的名字，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抬起头看了看我，问：“赵珩？珩这个字是玉器的意思，你爸挺有文化的啊。”周围同学都笑了，苏晚吟也笑了，但她笑得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住了。
那是她唯一一次对我笑。
“周老师。”我说。
“嗯。”
“我想试着做生意。”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不是嘲笑，是那种大人听小孩说长大要当宇航员时发出的笑，带着毋庸置疑的善意和毋庸置疑的不相信。
“做生意？”他说，“你兜里现在有多少钱？”
我摸了摸另外一边的裤兜：“七块钱。”
老周又笑了，这次笑完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力度很大，拍得我肩膀往下一沉。“行，赵珩，你去吧。要是哪天想回来复读，给我打电话，手机号一直不换。”
他走了。
我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天一点一点暗下去。路灯亮了，是那种昏黄色的钠灯，照在人脸上显得每个人都蜡黄蜡黄的，像得了什么大病。校门口的小卖部关了一半的卷帘门，老板娘蹲在地上清点剩下的冰棍和饮料。一只脏兮兮的白猫从花坛里钻出来，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兜里有七块钱，一条烂成绩单，一把出租屋的钥匙。
我爸在两个月前把房子卖了还债，我妈搬去我外婆家住，我爸去外地打工。我不想住外婆家，在城南城中村租了一间隔断房，月租一百二十块，窗户正对着一堵墙，采光约等于零。
这就是我十八岁的人生。
没有复读，没有大学，没有苏晚吟那种“生下来就在罗马”的起点。
只有七块钱，和一个想法。
那个想法说来很简单。高中三年，我成绩不怎么样，但我干过一件事——高二的时候我用攒下来的午饭钱批发了五十根冰棍，在学校运动会的那天卖，两块钱进的卖五块，一根净赚三块。五十根冰棍卖了不到两个小时，赚了一百五十块。
一百五十块，够我在小城活半个月。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赚钱这件事，和考试成绩没关系。
苏晚吟在清华学的是经济学，她以后会进投行、进大厂、进体制内。我不一样，我七岁开始帮我妈在菜市场看摊子，五毛钱一斤的西红柿，一块钱三斤的黄瓜，找零算错的时候我会把自己那份零花钱垫进去，不让摊子上亏钱。
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那时候我以为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
出来打工的头两年，我什么都干过。
高考完那个夏天，我在批发市场帮人搬货。一箱一箱的啤酒和饮料摞在平板车上，我弓着腰在前面拉，我爸要是在旁边肯定又要说他那句老话——“搬砖都嫌你胳膊细”。
胳膊很快就粗了。夏天的啤酒箱子摞四层，每层六箱，一箱二十四瓶，一瓶大概五百毫升，我不算也知道很重。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干到晚上六七点，工钱日结，旺季的时候一天能拿六十块钱。两个月下来攒了两千多块，胳膊粗了一圈，人也黑了一层，晚上躺在床上能闻到肩膀上盐粒的味道，像腌咸菜。
秋天的时候批发市场的活少了，我去了一家快递网点当分拣员。那是二〇〇六年，网购还没像后来那么疯，但已经忙得够呛。分拣员的工作就是在传送带前面站着，把包裹按地区归类，一站就是十二个小时。干了三个月，右膝盖开始疼，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
过完春节我辞了快递的活，用攒下来的三千块钱在城南一个小区门口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打印店。两台旧电脑，一台二手打印机，一个胶装机，全部家当花了不到两千块。业务很杂——打印复印、证件照、横幅、名片、不干胶标签，什么都做。一开始没什么生意，我就在门口立了个黑板，用彩色粉笔写着“打印一毛一张，复印八分”。小区里的老太太来打印广场舞的歌词，一张纸一毛钱，她嫌贵，跟我讲价讲了十分钟。
我给她便宜了五分钱。
她很高兴，第二天带了十三个老太太来。
二〇〇八年我十九岁，打印店一个月的利润稳定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不多，但够我活下去，每个月还能往我妈的卡上转八百块钱。
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说：“你别往家里打钱了，自己攒着。你爸那边的债还没还完，你要是能帮上忙我当然高兴，但你别把自己逼太狠了。”
我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下撇的。不是难过，是心酸。
我妈这个人，心酸的时候不会哭，嘴角会往下撇，像两个钩子挂在脸上。
二〇〇九年，我二十岁。打印店隔壁的一个铺面空出来了，原来的租户是做电脑维修的，干了半年撑不下去，跑路了。房东问我要不要扩店，租金可以商量。我犹豫了三天，做了一个让我后来无数次从梦中惊醒的决定——我把打印店关了。
不是干不下去了，是要换赛道。
做了一年多的打印店，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来店里打印的人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想做标书的。我所在的这个小区挨着城南的工业园，园区里大大小小的公司有好几十家，都在往外跑业务，都在需要标书。那时候做一本标书在外面找人报价三百到五百，打印店按页收费做下来也要一百多，但标书的关键不是打印，是排版、装订和封装。
这些，我都能做。
而且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快，都便宜。
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打印店设备卖了，凑了不到一万块钱，在工业园区附近租了一个三十平米的小办公室，买了一台更好的打印机、一台切纸机、一台胶装机，又花一千五买了一个二手的笔记本电脑，装了全套的办公软件和排版工具。
“珩文书”这个公司名字，是我妈起的。
她听说我要开公司，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沉默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她说：“珩，你那个字不就是玉嘛。文书，做书的生意，叫珩文书行不？”
她连“行”字的发音都不确定，问我的时候声音很小，像在试探一个不熟悉的词。
我说行，就叫珩文书。
我妈在那头笑了，我第一次听到她笑出声音来。
珩文书的第一单生意，是我在园区大门口的公告栏上贴小广告揽来的。
小广告用A4纸打印的，上面写着“专业标书制作，当天取件，价格从优”，下面是手机号。贴了二十多张，第二天被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城管贴了条——“此广告未经审批，限三日内清除”。
但在被清除之前，我接到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客户是一家做环保设备的公司，要投一个市政项目，标书厚度一百多页，要求三天后交。我熬了两个通宵，把每一页的格式都调得工工整整，页码、目录、页眉页脚，一丝不苟。装订的时候选了最好的硬壳封面，烫金字体，拿在手里有分量感。
报价一百八十块。客户拿着标书翻了一遍，表情从猜疑变成了意外，最后变成了满意。
“你做得比外面那些专业的还好。”他说。
这句话让我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
第二单、第三单也陆续来了。都是园区里的小公司，做工程的、做设备的、做软件的，标书要求大同小异，但每一份我都当自己的东西在做。三个月后，珩文书在园区里有了点名气，客户开始口口相传，不需要贴小广告了。
二〇一〇年，我二十一岁。珩文书搬进了园区里面，租了一个八十平米的办公室，买了新的设备，雇了两个员工。一个是负责排版的女孩，叫小何，大专毕业，做事细心，排版比我快三倍；一个是跑外勤的小伙子，叫阿胜，退伍军人，执行力一流，什么标书送到哪里，从来没出过差错。
那一年珩文书做了八十多万的营收，净利润大概三十万出头。
三十万，在二〇一〇年，足够让我把家里所有的债都还清了。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这个事的时候，她在那头什么都没说。我听见她在抽鼻子，但她说她没有哭，是感冒了。
我爸后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六个字：“儿子，厉害。”
我没有回。
不是我记恨他。高考那年他生意失败卖了房子，我确实怨过他一段时间。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也没有错。他只是运气不好。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运气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苏晚吟那一届高考生，运气好的进了清华北大，运气不好的复读或者打工。我和苏晚吟的差距，不全是努力造成的。
运气这个东西，占了一大半。
珩文书真正起飞，是在二〇一三年。
那年我二十四岁。珩文书在园区的口碑已经做起来了，客户从园区扩展到全市，从标书制作延伸到资质代办、投标咨询、工程资料整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公司的利润率也越来越高。
但我心里清楚，标书制作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很低。你做得再好，一单也就几百上千块，一年撑死做到几百万营收就上不去了。真正能做大的是投标全流程服务——从标书制作到投标代理，再到中标后的合同履约管理，一条龙的服务链条。
这个想法我琢磨了很久，但一直没敢动手。因为做全流程服务需要资质，需要人才，需要资金。我一个高中毕业的草台班子，凭什么跟那些老牌的招标代理公司竞争？
机会来得猝不及防。
二〇一三年初，园区管委会发了一个文件，要大力推进园区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投标，鼓励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文件里提到要“培育和引进一批专业的投标服务机构”，后面还跟了一句“园区将对符合条件的机构给予房租减免和业务推荐”。
我读了三遍这段话，每一遍都在确认自己没理解错。
第二天我去了管委会，找到了负责企业服务的副主任，姓刘，四十出头，说话不快不慢，但每句话都有分量。
我把我对投标服务行业的理解和珩文书这几年的发展情况跟刘副主任讲了大概二十分钟。他听完没说话，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多大了？”
“二十四。”
“二十四？你创业几年了？”
“二〇〇九年开始的，快四年了。”
他把杯子放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名片盒，抽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下周二园区有个招投标政策的宣讲会，你来参加。会后有个小范围的座谈会，我安排你发言。”
我在那张名片背面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机会。
下周二我去了。宣讲会上来了很多人，都是园区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大小小的老板，我坐在最后一排，西装是我专门去商场买的，花了八百块，是我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
座谈会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了一段话。那段话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过了一遍脑子才讲出来。
我说的大概意思是：园区有近百家中小企业，每年参与投标的次数加起来有上千次，但真正中标的比例不到两成。不是因为企业不行，是因为没有专业的投标服务——标书质量参差不齐，资质材料准备不充分，对招标文件的理解有偏差。如果园区能引入或扶持一两家专业的投标服务机构，帮企业把这部分工作做好，中标的概率至少能翻一倍。
我说完坐下了。
旁边一个老板侧过身来问我：“兄弟，你是哪个咨询公司的？”
我说：“我自己开的，叫珩文书。”
他点了点头，说：“你说的那个东西，我现在就需要。我有一个三百万的项目下周截标，你能帮我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