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个旧信封
2003年，我刚满二十岁，在城里一家汽修店当学徒。
那天下着大雨，我帮一位搬家的独居婆婆扛了行李。
她颤巍巍地塞给我一个泛黄的旧信封，说：
“我大女儿在市财政局上班，叫周敏。你以后要是遇到难处，就拿着这个去找她。”
我把信封随手塞进枕头套里，几乎忘了这件事。
直到五年后，我被骗光了所有积蓄，走投无路。
我翻出那个信封，找到财政局，却被告知——
“周敏？她三个月前被带走了，纪委的案子。”
而那个婆婆，也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我以为这是一条死路，却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二〇〇三年的夏天，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我在城南“老梁汽修”当学徒，月薪三百，包吃不包住。所谓的“包吃”，就是午饭和晚饭跟着老板老梁吃，他吃啥我吃啥——通常是盒饭，运气好的时候能加个卤蛋。住的地方是我自己在城中村租的，一间隔断房，每月八十块，窗户开在天花板上，下雨的时候能躺在床上下雨。
我叫赵小军，这一年二十岁。
十八岁那年从四川老家出来，先是在东莞的电子厂干了三个月，手指头被流水线磨得全是倒刺；后来跟着一个老乡跑到浙江的工地搬砖，干了两个月，包工头跑了；再后来辗转到了省城，在洗车店、快餐店、五金店都打过零工，最后落到了老梁的汽修店里。
老梁收我的那天，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瘦得像根竹竿，能拧得动螺丝吗？”
我说：“能。”
他让我拧一个轮胎上的螺丝，我咬着牙拧了，脸涨得通红，胳膊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来，螺丝纹丝不动。
老梁笑了，露出一嘴被烟熏黄的牙：“行，留下吧，会拧螺丝是早晚的事，肯使劲的人不多。”
我就在老梁的店里安顿了下来。说是汽修店，其实就是两个门面打通了，地上永远是一层黑黢黢的机油，空气里弥漫着橡胶和汽油的味道。老梁四十多岁，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店后面的小房间里，除了修车就是喝酒，喝了酒就骂前妻，骂完了就趴在桌子上睡。
我修车的技术学得不算快，但我肯干。洗车、拖地、搬轮胎、给师傅递工具，什么活都抢着做。店里的另一个师傅姓孙，四十不到，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跛，大家都叫他“孙瘸子”。他当面不介意，背地里却没人敢叫——我叫他孙哥。孙哥技术好，尤其是发动机，闭着眼睛能听出是哪个缸的火花塞出了问题。他对我也还算照顾，偶尔会多买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小子，来一根。”
我不抽烟，但还是接过来，夹在耳朵上，等他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塞回他烟盒里。
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瓢泼似的往下倒。店里的生意冷清了一整天，没有一辆车开进来。老梁躺在躺椅上打呼噜，孙哥蹲在角落里拆一个旧变速箱，我坐在门口看着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像一挂永远流不完的帘子。
快五点的时候，雨小了一些，但天色暗得像夜里七八点。我正准备收拾工具关门，突然听见有人在外面喊。
是从隔壁副食店的方向传来的。
我探头去看，看见一个老太太撑着伞，弯着腰，正费力地把一个蛇皮袋从三轮车上往下搬。雨太大了，她的伞被风吹得翻了过去，露出一头花白的头发，像一蓬被雨打湿的枯草。三轮车旁边散落着几个纸箱，已经被雨水泡软了，摇摇欲坠。
我本来没打算多管闲事。说实话，在城里待了两年，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多管闲事。刚来的时候，我帮一个提不动箱子的大姐拎了行李上台阶，结果她箱子里的化妆品瓶子碎了，硬说是摔的，拽着我不让走，最后赔了两百块钱。两百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
但我看见那个老太太弯下腰去捡纸箱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骂了自己一句，抄起门口的大伞冲了出去。
“婆婆，我来帮你。”
老太太抬起头看我，雨水顺着她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她的眼睛很浑浊，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感激，也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很平静的审视。她看了我两秒钟，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她说：“小伙子，你留了这么多汗，衣服都湿了。”
那是雨水，不是汗。但她好像分不清了。
我接过她手里的蛇皮袋，才知道有多重。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少说有七八十斤。我扛上肩，问她：“搬到哪？”
她指了指旁边一栋老居民楼，六层红砖房，没有电梯，外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像一栋被绿色侵蚀的废墟。
“六楼。”她说，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清楚，“六楼，六〇三。”
我扛着蛇皮袋上了楼，纸箱由她慢慢搬。六楼，没有电梯，楼梯又窄又陡，转角的地方堆着好几户人家的杂物。我喘着粗气爬到六楼，把蛇皮袋放在六〇三门口，转身下去接着搬。
来来回回跑了三趟，跑完第四趟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在发抖了。老太太抱着最后一个纸箱，慢慢地上到六楼，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开了好半天才把门打开。
门开了，我愣住了。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客厅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靠墙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头茶几，上面铺着白色的钩花桌布，一个搪瓷茶盘里倒扣着四个杯子。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最大的一张是一个全家福，老太太坐在中间，旁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和一个穿干部制服的女人，前面蹲着两个小孩，笑得眼睛弯弯的。
但让我愣住的不是这些。
是地上的纸箱子。
客厅靠窗的那面墙，已经堆了几十个纸箱子，码得整整齐齐，上面都用黑色记号笔写着编号。我帮忙搬上来的那几个蛇皮袋和纸箱，放在最外面。
“婆婆，你这是……刚搬家啊？”
老太太把雨伞靠在门外走廊上沥水，用袖子擦了一把脸，慢慢坐在沙发上。她喘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是搬家，是清东西。”
“清东西？”
“老房子要拆了，”她说，声音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住了三十八年，东西太多了，搬不完。能拿的就拿过来，拿不动的就算了。”
“你一个人搬啊？家里人呢？”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问多了。在城里这些日子，我早就知道有些问题不能问，有些人的痛处一碰就会碎。
老太太没有回答。
她站起来，走到茶几旁边，拿起暖壶倒了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来，水是温的，搪瓷杯上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杯口的瓷釉已经磕掉了一块，露出黑色的铁。
“坐。”她指了指沙发对面的木椅子。
我本来想放下杯子就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张木椅子上坐了下来。可能是雨太大了，反正也回不去；可能是她那句“坐”说得太自然了，像我妈的语气。
老太太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慢慢地擦脸上的雨水。她的手指很细很长，骨节突出，指甲剪得秃秃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很深的茧子。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像是冷的，更像是某种说不清楚的震颤。
“杯子放着就行。”她见我看她，笑了笑。
她的笑让我心里酸了一下。那是一种很温柔的笑，像秋天的阳光，但笑过之后，整张脸又沉下去了，沉得比之前更深。
“婆婆，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我又问了一遍，这次问得很轻。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伴走了三年了。”
这话她说得很平，但我在那个“走了”的后面，听到了一道深深的缝，缝里夹着很多东西，她没说。
我没再问了。
我觉得口渴，把杯子里的水喝了。她看了，起身又给我倒了一杯，我说“够了够了”，她已经倒了。
窗外的雨慢慢变小了，天边开始透出一层灰白的光。我看了眼时间，快六点了，再不走天就黑了。城中村那段路没有路灯，到处都是坑，上次我踩进一个水坑里，鞋子捡回来一只，另一只到现在还没找到。
“婆婆，那我走了。”我站起来。
“等一下。”老太太也站了起来，走到里屋去了。
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的声响。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信封是旧的，米白色，边角已经泛黄了，上面贴着一张四分的邮票，但没盖邮戳。信封的右下角，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工整，一看就是练过书法的：省城财政局周敏收。
她把信封递给我。
我下意识地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信封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的。
“婆婆，这是……”
“我大女儿，”老太太说，声音忽然变得很正经，像在交代一件大事，“在市财政局上班，坐办公室的，还是个科长。”
我哦了一声，一时搞不懂她给我一个空信封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赵小军。”
“赵小军，”她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好像在记住它，“你今天帮我搬了这么多东西，我没什么给你的。这个你拿着，以后要是遇到难处了，就到财政局去找我大女儿，把这个信封给她看，她就知道了。”
“婆婆，不用不用，举手之劳的事，说不上什么帮忙。”我把信封往回递。
她没有接。
“拿着。”她说，“我一个老太婆，没什么本事，就这一样东西能给你。你收着，不管用不用得上，收着就行。”
她的手按在我的手上，手指凉凉的，像冰块。她的手比我的手大，骨节比我粗，我摸着那些茧子，忽然想起我妈的手。我妈的手上也有这样的茧子，是踩缝纫机踩出来的。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只好把信封揣进了裤兜里。
“谢谢婆婆。”我说。
“别谢我，我谢你才对。”她笑了笑，这一次的笑和刚才不一样，刚才的笑像是水面上的涟漪，散开了就没有了；这一次的笑是沉下去的，嘴角动了动，眼睛里有一点光，但很快就熄了。
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雨已经彻底停了。空气里全是湿泥和青草的味道，天边露出一小块晚霞，橘红色的，像一个熟透的橘子被挤破在灰蓝色的桌布上。
我骑着自行车往城中村去，雨衣没来得及穿就晴了，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裤兜里那个信封硌着我的大腿，我伸手摸了摸，纸质的边角已经被雨淋湿了一点，变得软塌塌的。
回到出租屋，我把信封随手扔在枕头套里。
“省城财政局，科长”，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小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我心里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修车的学徒，一辈子都不一定进一次财政局的门。就算进去了，人家一个科长能见我？拿出一个空信封，说“你妈让我来找你”？不把我当骗子打出去才怪。
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城中村的老房子，哪间不是这样。
很快我就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片汪洋里游泳，游了好久好久，怎么也游不到岸。水里有很多纸箱子飘着，上面写着编号，我伸手去抓，一个浪打过来，箱子全散了。
那年我才二十岁，觉得人生还很长，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往后推——反正有的是时间。
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旧信封会在五年后，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从枕头套里掉出来，砸在我的脸上，像一记迟到的耳光。
而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那个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告诉我的婆婆，她留给我的不只是一个信封。
她留给我的是一把钥匙。
一把打开一道大门的钥匙，门后的世界，我连做梦都想不到。
信封装在枕头套里，一装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我的人生像一列慢吞吞的绿皮火车，不快，但一直往前开，偶尔停站，偶尔晚点，但没翻过车。
老梁的汽修店在二〇〇五年关了。不是生意不好，是老梁查出了肝硬化，医生说再喝酒就是找死。老梁听了，沉默了三秒钟，然后打开一瓶二锅头，咕咚咕咚灌了半瓶，说：“反正也是个死，不如喝够了再死。”
孙哥和我把老梁送进医院，从急诊室出来的时候，孙哥点了根烟，深吸一口，吐出来，烟雾在路灯下散成一团灰色的云。
“小军，咱俩散了吧。”他说，“我媳妇在南边开了个店，让我过去帮忙。这汽修店的事，我也不想干了，干了一辈子，膝盖蹲废了，腰也废了，挣的钱还不够换两个关节的。”
老梁的店关了以后，我揣着攒下来的两千三百块钱，在城北找了个新活——一家叫“顺达”的汽车服务中心，店面比老梁的大了三倍，有四个工位，两个举升机，还有一个专门的喷漆房。老板姓廖，四十出头，原来在机关单位开车，后来下海做汽配生意，挣了钱开了这家店。
廖老板人不错，说话客气，给的工资也比老梁高——底薪八百，加提成。我干了三个月，熟悉了店里的流程，又过了半年，技术也上来了，开始能独立接活了。
二〇〇六年，我二十二岁，在顺达当上了班组长，手底下管着三个学徒。每个月到手的钱有两千多块，虽然还是租房子住，但换了一个单间，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窗户开在墙上，不是开在天花板上了。
二〇〇七年初，我谈了个女朋友，叫李小曼。
小曼在顺达隔壁的美容美发店上班，洗头的。她来顺达借过一次打气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姑娘胆子大。那天店里忙得要死，我满手是机油，她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谁有空？”三个学徒都抬起头来看她，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她脸上。她没躲，一个一个地看回去，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师傅，能借一下打气泵吗？”
我借了。
后来她就经常来借，有时候借打气泵，有时候借扳手，有时候什么都不借，就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一眼，看我在不在，不在就走。在就笑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是小曼先捅破的窗户纸。
那天晚上下了班，她站在店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根冰棍，见我出来，把冰棍递给我，说：“赵小军，你人挺好的，能不能当我男朋友？”
我愣在原地，冰棍都快化了才接过来。
“你——你认真的？”
“认真的。”她说，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但我觉得你人挺好的，又勤快，又不抽烟不喝酒，长得也不丑，跟我挺合适的。”
我吃着那根快化完的冰棍，说：“好。”
就这么简单。没有鲜花，没有烛光晚餐，没有浪漫的告白，就一根五毛钱的冰棍，我赵小军的人生里就有了第一个女朋友。
小曼比我小一岁，老家在河南南阳，十五岁就出来打工了。她在很多地方干过——饭店、超市、服装店、电子厂，最后落脚在了美容美发行业。她说她不喜欢洗头，手整天泡在水里，指甲缝永远软塌塌的，冬天一裂就是十几个口子，疼得睡不着觉。
“那你怎么不换个行当？”我问她。
“换什么？我啥也不会。初中都没念完，除了洗头还能干啥？”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
但我看到她手上的时候，心里还是紧了一下。她的手比我这个修车的还糙，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很短，指甲盖下面全是黑色的小裂纹。她的大拇指上有一道很深的疤，她说是有一次给客人洗头，那人的手链刮的。
“疼不疼？”
“当时疼，后来就不疼了。”她说，把手缩回去，塞进裤兜里，“你别老看我的手，你手上的茧子比我还多呢。”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寒酸。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逛公园，不要钱的那种。有时候去逛商场，只看不买，小曼试衣服的时候会让我看，我说好看，她就照照镜子，说“算了，颜色不太对”，然后把衣服放回去。我知道她不是真的觉得颜色不对，是看了吊牌上的数字之后觉得“不对”。
我们都穷，但穷得很快乐。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像正常人的两年。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下班回出租屋，小曼有时候来做饭，她做的手擀面特别好吃，面揉得很硬，擀得很薄，切得细细的，下到锅里像一朵一朵的小花。她看我吃得满头大汗，就笑，说：“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有一次她在我枕头套里摸到了那个信封，拿起来看了看，问我：“这是什么？”
我差点都忘了这个东西了。
“一个老太太给的，好几年了。”我把当年帮一个独居婆婆搬家的事跟小曼说了。
小曼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信封，说：“省城财政局，周敏。你去找过没有？”
“找什么找，人家一个大科长，我去找人家干什么？”
“万一哪天真用得着呢？”
“万一哪天真用不着。”我说，“用不着才是好事，说明我没遇到难处。你难道希望我有难处啊？”
小曼把信封重新塞回枕头套里，笑着说：“那倒也不是。但你这个人就是太倔了，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有路子也不知道走。你想想，人家老太太特意给你这个信封，肯定是把你当自己人了。你以后要是真有个什么事，去找她，她不一定不帮。”
“算了吧，”我把枕头翻了个面，躺下去，“这辈子我都不会进财政局的门的。”
这话说出去不到一年，我就被生活狠狠扇了一巴掌。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整个世界都不太对劲。
先是过完年回来，廖老板的脸色就不太好看。那段时间来修车的人明显少了，以前门口排队停不下的车，现在稀稀拉拉趴着两三辆。廖老板开始裁人，先是裁了两个学徒，后来连前台的小姑娘也走了。
廖老板找到我，一脸为难地说：“小军，你是技术骨干，我肯定不想让你走。但工资可能要暂缓发一下，等形势好起来，我连本带利补给你。”
廖老板这个人对我确实不错，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然后形势没有好起来，反而越来越差。顺达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少，廖老板开始欠供应商的钱，欠房租，欠水电费。我的工资从三月开始就没发过，到了五月，已经欠了三个月的。
“廖哥，要不我先出去找点活干？”我跟廖老板提了。
廖老板坐在椅子上，半包烟快抽完了，烟灰缸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烟头。他的脸在烟雾后面忽明忽暗，像一张正在褪色的照片。
“小军，再等等，再等等行不行？我这边在想办法，有个朋友说要投钱进来，等资金到位了，第一个就给你把工资补齐。”
“还要多久？”
“快了，就这半个月。”
我没有等半个月。
小曼先撑不住了。她上班的那家美容美发店也关了，老板跑路之前把店里的设备和产品全拉走了，连饮水机都没留下。小曼两个月的工资也没拿到，欲哭无泪。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被欠了将近八千块钱。
一万块钱在二〇〇八年是个不小的数目。我算过一笔账，按照我当时正常工资两千块来算，八千块是我四个月的收入。而我和小曼每个月的房租加吃饭要花掉将近一千块，也就是说，我手头的那点积蓄，最多撑两个月。
“小军，我们得想想办法。”那天晚上，小曼坐在床边，膝盖上摊着一本翻烂了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我们每一笔开销。她的眉头皱得很紧，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表情。
“什么办法？”
“去找那个什么科长，”小曼从枕头套里抽出那个信封，在我面前晃了晃，“周敏，省城财政局的。你放在这里四年了，该用上了。”
我看着那个信封，沉默了很久。
四年了，信封比我当初放进去的时候更黄了，边角皱皱巴巴的，邮票上那张四分的面值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天的下午，想起那个婆婆把信封递给我的样子，想起她说“你要是遇到难处了，就去找她”时的语气。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难处”。
我错了。
“行，”我说，“明天我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一件还算干净的外套，把信封揣在贴身的口袋里，坐上了去市区的公交车。
省城财政局在人民路和建设路交叉口，一栋灰白色的高层建筑，楼顶上竖着四个红色大字：财政大厦。我从公交车下来，站在马路对面仰头看着这栋楼，忽然觉得很荒谬。
我穿着三十块钱一件的外套，口袋里装着八十七块钱现金和一张欠条，口袋里还有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要去找一个素未谋面的财政局科长，告诉她：四年前你妈让我来找你。
这像不像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在财政大厦门口站了十分钟，抽了三根烟。门卫看我的眼神不太对，我假装没看见，掐灭了烟，朝大门走过去。
“找谁？”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穿着保安制服，帽檐压得很低，但目光从帽檐底下射出来，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找周敏科长。”我说。
“有预约吗？”
“没有，但我有东西要给她。”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给门卫看了一眼。
门卫拿起电话拨了个分机号，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我说：“周科长今天不在。”
“那什么时候在？”
“不知道。”
我站在门卫室外面，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么回去。我看了眼手表，上午十点一刻，这个时候应该刚上班不久，周敏要是真不在，那就是不在。
“那我进去等她行吗？”
“不行，没有工作证不能进。”
我在财政大厦门口站到了中午十二点，看见穿西装和干部夹克的人们三三两两地从大楼里走出来，有说有笑地去吃饭。我盯着每一张脸，想在这些人里认出周敏——但我根本不认识她，我只见过她妈。
十二点半，一个穿深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从楼里出来，看见我一直站在门口，多看了我两眼。
“找谁？”
“周敏科长。”
他皱了皱眉，表情有点奇怪。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
“周敏？她三个月前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带走哪了？”
“纪委的案子，你不知道？”他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据说跟一家汽修连锁企业的专项资金有关，具体的不清楚。你是她什么人？”
我的心跳忽然加速了。汽修连锁企业？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一阵冷意从脚底板窜上来。廖老板那个“朋友”说要投钱进来，会不会……？不，不可能的，这是个巨大的巧合。
“我是她……”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自己是她的什么人，“她妈让我来找她的。”
中年男人的表情更奇怪了，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她妈也走了，今年年初的事，癌症，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前后不到两个月。”
这句话砸在我头上，像一记闷雷。
那个婆婆，死了？
我想起那天她递给我信封的样子，想起她那句“以后要是遇到难处了，就去找她”。原来那时候她就已经在交代后事了？她给了我这个信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她拉着我的手说“你收着，不管用不用得上，收着就行”，是因为她知道，她自己可能用不上了？
我在财政大厦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大脑一片空白。
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可能帮我的门路。说实话，我对周敏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一个素不相识的科长，凭什么帮我这个修车的？
是因为那个婆婆。
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那个在雨里弯着腰捡纸箱的老人，那个在我喝完一杯水之后又默默给我倒上一杯的婆婆，死了。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给我留下的东西，在枕头套里躺了四年，等我终于想用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
我在台阶上坐了不知道多久，腿都麻了。手机响了两次，是小曼打来的，我没接。
第三次响的时候，门卫从值班室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蹲在门口太碍事了，起身走过来。
“小伙子，你没事吧？”
“没事。”我站起来，腿一软，差点又坐下去。门卫扶了我一把，他的手很有力气，攥着我的胳膊，把从台阶上拉了起来。
“你要是找周科长，就别找了。那案子不小，据说还牵扯到下面县里的一些老板。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你一个外头的人，最好不要掺和进来。”
我点了点头，把那个信封重新揣进口袋，转身走了。
公交车还没到站，小曼的电话又打来了。
“小军，怎么样了？见到人了吗？”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说了一句当时觉得再正常不过的话。
“没见到，人家不在。”
我不知道的是，周敏的案子，远比那个中年男人说的要复杂得多。而那些躲在暗处的人，已经注意到我了——
从我在财政大厦门口问出“周敏”这两个字的那一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