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今年是我在非洲的第十个年头，从最初口袋里只剩两百美金的落魄倒爷，到现在拥有三家建材厂、几十号当地工人的老板，我仅用了十年时间。但是最让国内那些老朋友跌破眼镜的，不是我赚了多少钱，而是我在这里成了家，并且按照当地的宗教和法律习俗，娶了三个老婆。
十年前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别说娶老婆，连吃顿饱饭都成问题。那时候真是苦，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一顿饭，经常是买两个当地最便宜的面包，就着自来水咽下去。
后来我租了一个两平米的铁皮摊位，卖从义乌发过来的手机壳、充电线和小手电。由于不懂当地土话，只能靠按计算器和当地人比划。在大太阳底下，我的摊位里像个蒸笼，汗水经常把衣服沤出了白花花的盐渍。
阿米娜的摊位就在我隔壁，她卖的是当地的手工布料。她是个黑黑胖胖的姑娘，眼睛很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最初的交集，是她经常帮我赶走那些趁乱偷东西的半大孩子。后来她看我每天中午啃干面包，就开始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木薯包和炖菜分给我吃。作为回报，我会送她一些花花绿绿的手机壳，或者帮她修理总是接触不良的二手收音机。
感情的转折点发生在我到非洲的第三个月。我感染了疟疾。
那种病来得毫无预兆，前一秒还在算账，下一秒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接着就是烧得天旋地转。我当时瘫在摊位上，连掏手机求救的力气都没有。是阿米娜叫了路边的三轮摩托，把我半抱半拖地弄到了当地的诊所。
我在诊所里躺了三天，吐得死去活来。阿米娜关了摊位，整整守了我三天。她不懂中文，我当时那点可怜的词汇量也无法交流，她就用湿毛巾一遍遍给我擦额头，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调子。
病好之后，我们的关系也更亲近了。我开始认真地跟着她学当地话，生意上的事她也帮着我打理。一年后，我攒下了第一笔钱，买了几只羊和一些布料，雇了个懂当地语言的朋友做翻译，正式去她家里提了亲。
提亲那天，她父亲坐在土坯房的门槛上，看了我半天，通过翻译问了我一句话：“你们中国男人，喝醉了会打女人吗？”
我用力摇头，说我不喝酒，更不打女人。
她父亲点了点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地很多底层家庭里，男人赚了点钱就去喝劣质啤酒，喝醉了就回家撒酒疯是常态。而中国男人在当地女人眼里有一个巨大的加分项——顾家。我们拼命赚钱，不酗酒，不沾染当地街头的恶习，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把赚来的钱花在改善家庭生活上。
阿米娜是个极其贤惠的女人，陪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起步期。我们后来也搬出了贫民窟，租了个大点的院子，生意也从摆摊做到了开五金建材店。
娶法图，是在五年之后的事。
那时候我的建材店已经扩大成了加工厂，生产空心砖和彩钢瓦，手下管着三十多个当地工人。法图的父亲是我厂里的老领班，一个很本分的老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老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人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
法图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刚满二十岁。失去了顶梁柱，那个家庭瞬间坍塌。为了给父亲办葬礼和还债，法图的叔叔主张把她嫁给邻村一个六十多岁的有钱老头做第四个老婆，换取一笔彩礼。
法图来厂里那父亲最后的工资那天，哭得眼睛都肿了。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以前经常来厂里给她父亲送饭，我也算看着她长大的。
那天晚上，阿米娜在饭桌上突然跟我说：“你把法图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