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朋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的中国女孩,被塔里克带回了这片富庶的土地。可是没人知道,我甚至连自己去一趟超市的自由都没有。
塔里克对我很好,这是实话,也是我当初力排众议远嫁到这里的原因。我们是在广州的一场国际展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还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大客户经理,每天踩着高跟鞋在展馆里穿梭,谈吐自信,雷厉风行。塔里克是客户,他被我的专业和活力吸引。他追我的方式很直接,也充满了尊重。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安排妥帖的专车送我回家;会在我生病时,直接飞到我的城市只为看我一眼。
他身上有一种中东男人特有的深邃和温柔。恋爱那两年,我们经常去香港看画展,在马尔代夫潜水,在巴黎街头漫步。他受过高等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思想开明。他告诉我,迪拜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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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刚来迪拜的头几个月,我确实觉得很幸福。塔里克家在朱美拉区有一栋巨大的别墅,带游泳池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家里有三个保姆,一个专门负责打扫,一个负责做饭,还有一个负责洗熨衣服。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下楼就有准备好的丰盛早餐。塔里克去公司后,我就去逛街,或者在院子里晒太阳。那时候,我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喝下午茶的照片,配上迪拜塔的背景,总能收获无数个赞和朋友们羡慕的评论。
“夏夏,你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
“富太生活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除了花钱没别的事干了?”
看着这些评论,我当时也是得意的。我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是,当新鲜感褪去,生活露出它原本的骨架时,我才发现,这栋豪宅,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镶满钻石的鸟笼。
最先让我感到窒息的,是孤独。
塔里克的工作很忙,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成员,他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和应酬。他通常要到晚上九点多才会回家,有时候甚至更晚。而我,在这个巨大的房子里,连个能真正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和保姆们每天只有简单的交流,“把这个洗了”、“今天晚餐吃什么”。她们对我恭敬,但那种恭敬里带着深深的界限感,我是女主人,她们是雇员,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交流。
而塔里克的家人,虽然表面上对我客气,但我始终是个“外人”。每周五是他们传统的家庭聚餐日,一大家子人会聚在婆婆的大别墅里。男人们在一个厅里抽水烟、谈生意;女人们在另一个厅里喝阿拉伯红茶、吃甜得发腻的椰枣。她们交流用的是阿拉伯语,语速极快,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像一个精致的摆件。我努力去学了一些基础的阿拉伯语,试图融入她们,但往往我刚结结巴巴地抛出一个话题,她们礼貌地回应两句后,很快又切回了她们熟悉的语言和节奏里。我只能端着茶杯,维持着得体的微笑,听着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音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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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对自我价值的逐渐丧失。
在国内的时候,我是那个能扛下几百万订单的职场女性,我知道自己每天在创造什么,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但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塔里克的妻子”。
有一天,我试探性地跟塔里克提出来,我想出去工作。不为了赚钱,哪怕是去一家小公司做个普通的职员,或者去华人商会帮忙都可以。只要能让我接触社会,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做。
当时塔里克正在换衬衫,听到我的话,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眉头微微皱起,用一种很不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亲爱的,是我给你的零花钱不够吗?还是你看上了什么东西我没有给你买?”他的声音很温柔,但说出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