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两次进藏，在北京的她都说“好啊！”

我是1976年秋进藏的，同我的北大校友、新婚丈夫朱晓明一起。我分到西藏日报社当了记者；他进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从普通干事做起。虽然很多人知道我是“十八军”后代，进藏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驱动我奔赴雪域高原的，更多是来自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与社会环境的熏陶。因为父母是“老西藏”的原因，家里经常会有藏族朋友来做客，我们从小接触这些叔伯阿姨、哥哥姐姐，对藏族同胞有着天然的亲近感。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农奴》时，我经常逛剧组，跟许多藏族演员关系处得特别好，后来还保持着联系。再就是从小受过的榜样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于红旗下”，深受江姐、刘胡兰等革命先辈的影响，从小就有一种不怕吃苦、敢拼敢闯的劲儿，也曾在陕北延安插队，艰难困苦都已尝遍，还不是挺过来了。所以，当得知西藏需要人的时候，“好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前来征询意见的朱晓明。那一年，北京进藏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挺多的，先后两批次200多人。

图为20世纪70年代，卢小飞和丈夫朱晓明刚进藏时在布达拉宫前拍摄的照片。

图为1977年，卢小飞（右一）和西藏日报社同事卓玛合影。（卢小飞供图）

第二次进藏，实际上是我调回人民日报社的第4个年头，即1987年。报社决定在西藏恢复重建记者站，先后询问了好多年轻同事，许多人都将西藏视为畏途。当然，编委会在决定派遣任务时，也并没有想到我。有一天，和我住同一小区的分管副总编在回家路上碰到我，闲聊中突然说道：“小飞，你在西藏待过，这次你愿意去吗？”“好啊！”同样没有片刻考虑，我一口就同意了。我心里还想，他们找我就找对了，我能胜任啊。不过，我也有顾虑，最担心女儿没人照顾，她那会才上二年级。那阵子，我一边办理调动手续，一边做女儿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跟我一块儿进藏，经过软磨硬泡，最终她同意了。当时朱晓明已经援藏11年，这次我和女儿飞到拉萨，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

图为2026年3月20日，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在卢小飞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住所开展口述采访。

再次回到北京后，在不同工作岗位，我又进藏十余次，回访曾采访过的藏族同胞，组织各类西藏主题的宣传报道；还开展了西藏人的口述实录系列工作，其中《西藏的女儿——60年60个妇女的口述实录》于2011年5月出版，《喜马拉雅居民口述史》也已完成前期采写和大部分编辑工作，即将付梓。这背后，是勇气，更是一种信念。回顾这段经历，累计也不过10来年光景，但却是影响我一生的难忘时光，雪域高原那些“最美丽的人”，始终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图为1980年3月，卢小飞（前排左一）在林芝察隅县竹瓦根慈巴村与僜人红珍（后排左一）一家的合影。（卢小飞供图）

于我而言，在西藏的工作经历是一种幸运。当年服从组织安排两次进藏，全凭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也成就了我的人生。一次又一次的“好啊”，如同一场伟业的接力，就这么延续至今。这几年来，只要有好的契机，我都会义无反顾，回到那魂牵梦萦的地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图为2026年3月20日，卢小飞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家中向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讲述在藏采访经历。

70多年前，西藏日报社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萌芽、创建并逐渐壮大，我也有幸陪伴她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峥嵘岁月。时间真快，《西藏日报》也70岁了，正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年纪”。我衷心希望这张高原报纸越办越好看；对于年轻一代，我想说，不要拼“多快好省”，要学会跳出“卷”的怪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拿出响当当的东西，留住真正留得住的东西，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高原报人。

卢小飞简介

卢小飞，生于1951年，河北平山人，高级记者。197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西藏日报社开始新闻生涯，创作了《日土县人民的喜和忧》《多玛三队的启示》《最美丽的人》等反映西藏社会发展变迁的新闻作品；1983年调入人民日报社，1987年再度赴藏任人民日报社驻西藏记者站首席记者；1998年调入中国妇女报社，多次进藏组织西藏主题报道。2011年退休后，继续关注西藏发展。

来源：西藏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