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史 | 贾国良的家国六十年与护心路：把命运刻进时代洪流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由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心血管医学博物馆位于苏州金鸡湖畔，本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根据采访内容和既往资料整理而成

全文共约 10000 字，阅读约需要20分钟

编者按：坐在贾国良教授对面，听他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一生，我不止一次地出了神。在他波澜不惊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条极其清晰而悲壮的脉络——他个人的命运、家族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死死地咬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从战乱中流亡求生的裁缝之子，到百废待兴怀揣“工业兴邦”理想的热血青年；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保家卫国而穿上军装的边防军医，再到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为中国心血管介入技术蹚出一条生路的拓荒者。贾教授每一次人生的抉择，既是普通人在逆境中的苦苦挣扎，更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奋力突围的真实投影。

但，他身上，我却没有看到丝毫对苦难的抱怨与慌乱，时代给了他什么条件，他就用什么条件去搏击死神。想起了《人民日报》里的一句话：“山高水长，怕什么来不及，慌什么到不了。”贾教授的六十载医路春秋，便是对这份从容的诠释。

采访者：贾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从小在新疆长大，全家曾靠母亲的一个裁缝铺维持生计。那个年代的艰苦，是否有家庭因素塑造了您坚毅的性格？

贾国良：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乌鲁木齐市人，但是我的祖籍其实是在河北河间，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父亲，他这一辈子，就像是一片被时代风暴中裹挟的落叶，根本由不得自己。

1900年我父亲出生在河北河间，当年那里尽是泛着白霜的盐碱地，土里刨不出活命的口粮，实在走投无路，我祖父便带着刚满九岁的父亲，踏上了闯关东的漫漫长路。九岁，现在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但我父亲却已经跟着大人，一脚踏进了暗无天日的抚顺煤矿，一个九岁的孩子能做点什么呢？也就只能跟着大人后面捡捡煤渣。

后来因为日本高压统治1，煤矿发生了暴动，但随即便遭到了日本人的残酷镇压和残杀，我父亲因为个子小，跑得快，逃出了抚顺，一路跑进了长白山。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他加入了一些小规模的抗日武装，跟着队伍在林海雪原里打游击。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东北抗日武装被打散，父亲逃到了沙俄2境内。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这么顶着风雪，穿过漫长苦寒的西伯利亚，一直流亡到了莫斯科一带。

命运的荒诞就在这里，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批流亡的中国人，竟然被俄国政府强征，送上了欧洲的绞肉机战场。一个从河北逃荒出来的煤矿童工，竟然在异国他乡的战壕里九死一生。

从现在的视角去看当时的父亲，那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这一漂泊，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37年，当时已经是苏联3政府了，才想到把这批流亡的劳工和老兵集结起来，准备经由新疆送回延安。后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阻拦，父亲便留在了乌鲁木齐。

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大半辈子都在挖煤、逃亡、打仗。家乡是回不去了，为了在异乡活下去，他只能去拜师学艺，捏起了一根小小的缝衣针，当起了裁缝，也正是在这时期遇到了同乡的母亲。

我母亲也是河北河间人，当年外祖父的祖辈们因参加义和团4被清政府镇压，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便一路挑着担子逃难到新疆，因为都是同乡，加上有些远房亲戚的渊源，我母亲就嫁给了我父亲，1943年有了我，家里一共六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在时代洪流、国家命运里跌宕了大半生的普通人，一个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的人。是否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和家庭因素塑造了我的性格？

我想，这就是答案了。

采访者：您父亲漂泊半生，好不容易在新疆扎了根，但一间小小的裁缝铺要拉扯大六个孩子，您的求学之路一定走得非常艰辛吧？

贾国良：原本以为扎了根就能安生，可命运并没有轻易放过我们。1949年，新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的一个连级军官来做衣服，对方不仅赖账，还把我父亲毒打了一顿，没一年就撒手人寰了。

那年，我才六岁。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所有的生存重压都砸在了我母亲的肩上。

到了1950年底新疆全部解放，我开始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郊区小学上学。新疆天亮得晚，每天早晨六点，天还黑沉沉的，我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去挑水。水源离家三百多米，为了让一大家子人有水喝、有水洗衣服，还要喂养家里的猪和牛马，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要挑五担水。

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也九点了，连口气都喘不上，抓起书包就开始往五公里外的小学跑，大约要跑1个小时。可即使这样，也常常会迟到个五到十分钟。每天光在路上就得跑二个多小时。

“从小的锻炼，反倒给我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基础，你看现在除了膝盖去年扭伤了，其他都挺好的。”（笑说）

在那种穷得叮当响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刚解放没多久，抗美援朝5的战火燃起，全国上下都在为前线捐献物资。那时候我才刚记事，不懂什么大道理，只觉得国家有难，每个人都要出手帮忙，就趁我妈不在，把家里做饭的铁锅和铁铲全拿去捐到了学校。我妈回来发现连饭都做不成了，急得跑到学校又给讨了回来。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再穷的底层老百姓，哪怕连饭都吃不上，心里也装着新中国的命运。

我们家受了太多苦，而老师天天在课堂上讲，国家积贫积弱，只有发展强大的工业，才不会在世界上受欺负。那时的我忽然在困苦中觉醒了：我们一家的苦难，和这个国家的弱小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从不喊苦，我只能拼了命地学。课间操别人在操场上玩，我就追着老师问问题；当天的作业，我一定在学校里全部写完，老师批改全对了，我才安心跑回家。正是这股劲头，让我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高中还拿了奖学金。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了工业兴国、实业报国，理工专业也是您的梦想，但后来为什么选择了从医这条路呢？

贾国良：那是1963年，国家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形势非常差。我的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高考分数出来后，成绩排在了新疆前三名。我高中的班主任是北大物理系的，他对我说：“贾国良，你的数学和理化底子这么好，去搞无线电、半导体这些东西，将来是决定中国工业起步的关键硬实力。”我便报了清华大学6的无线电电子系。

巧的是，那一年第四军医大学7是第一届在新疆招生，他们是提前批次提档录取。军校招生办看我的政审档案——父亲是抗日流亡老兵，家里是贫农，属于“根正苗红”，当即决定优先录取我。

图1 第四军医大学历史沿革流程图

说实话，我是犹豫的，学医也就是治病救人，和工业兴邦的愿景相比有点渺小，而且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到我手上了。

但最终促使我改变主意去军医大学的，有两个现实和深刻的原因：第一，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去北京上大学，我连路费都凑不齐。那时候上地方大学每个月至少要6-8块钱伙食费，我家就几亩地，靠养鸡卖鸡蛋换钱，一毛钱能买三四个鸡蛋，要凑够8块钱，得养多少只鸡？家里根本负担不起。而上军校，衣食住行全包，是供给制，每个月还能发6块钱的津贴，这不仅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还能给家里一点补贴。

第二，是军人的荣誉感。受抗美援朝的教育，我觉得当兵保家卫国是非常光荣的。招生老师劝我说，中美、中日关系还很紧张，台湾也还没收回来，军队需要医生，学医同样是为国家服务，同样可以报效祖国。

进入军校半年后，我的思想慢慢稳定下来了。我觉得学啥都是国家需要，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去学，还必须学好。医生或许不是救国的枪炮，但也能做救人的微光。

文革期间我特意跑去清华园看了一眼，也算是和自己的理工梦想告别了，觉得这辈子学医，也不遗憾了。

采访者：带着这份在军校中沉淀下的觉悟，您毕业后是直接来到了西京医院开始工作的吗？

贾国良：不是的，1968年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8，我在军校里一直当班长，身体底子又是最好的，分配的时候我就说，既然要去，那我就去最苦、最缺医生的边疆。

图2 贾国良教授（前排左一）与战友合影·AI照片修复

上级把我分到了新疆南疆塔什库尔干县9的一个叫阿然保呆的边防站，位于海拔43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个和塔吉克斯坦相临的边防站。当时那里是不通公路的。我背着一箱子医学书和简单的行李，骑在一头骆驼上，沿着悬崖边只有半脚宽的羊肠小道上，现在想想都后怕，根本不敢往下看，整整颠簸了六个半小时才进去。下骆驼的时候，全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痛了两天。

在那儿，一年得有半年的时间是大雪封山，雪一下就是两三米厚，早晨推开门，两边全是高高的雪墙，人在里面走就像钻地道。边防战士是真的很辛苦，他们吃不到青菜，只能吃牛肉罐头和水果罐头代替，很多人指甲都翻起了、裂着血口子。我还经历过一次雪崩，巡逻时连人带马掉进了两米多深的雪坑里，啥也看不见，我是顺手死死拽住马尾巴，马一挣扎跳出来，才把我带了上去，捡回了一条命。

对我触动最深的是1969年在喀喇昆仑山那次救援。我们在海拔5380米的阿克赛钦地区的天文点防区，这个防区共有五个哨所，包括河尾滩、5908、5243、天文点和神仙湾。当时刚换防上去的一个加强连190多个战士，结果有六十多个发生了高原反应，三十多个高原昏迷，十几个并发了急性的高原肺水肿。那是一种缺氧性心衰，如果持续缺氧就会造成死亡。

上面急电求援，必须要一个身体好、懂急救的医生上去。我带着氧气和急救药，两个司机倒班开着吉普车，在冰天雪地里狂奔了三天两夜，翻越了两个5000多米的山，赶了1300多公里路才冲上阵地。

一上去，我自己也头痛得像脑袋要炸裂开一样。但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守在床边给战士们吸氧、推高渗糖脱水。我整整熬了七天，把绝大部分战士都救回来了。

可是，还是有一个19岁、刚当了两年兵的小战士，因为肺水肿实在太重，没能熬过去，牺牲了。作为一个军医，眼睁睁看着那么年轻的战友，上一秒还鲜活的生命，下一秒就憋死在极度缺氧的病床上，那种自责和痛心，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的努力工作中，我荣立个人三等功，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风雪哨卡的这段日子，激发了我一定要当个好医生的决心。因为我知道，在那种生死关头，有没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军医在场，决定了战友能不能活下去。

救活了战友，部队才有战斗力。

采访者：您带着边防的淬炼来到了西京医院，当时是怎么来到心内科的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介入心脏病学迸发出许多里程碑事件，您能讲讲那些年的拓荒经历吗？

贾国良：大概是1974年左右，作为一个部队基层工作的军医我得到了部队的推荐选择了精进医学专业的机会，我说“我学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很想当个能救命的好医生。”便回到了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10，当时还是叫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图3 50年代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照片

图4 1984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需要，经总后批准，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外称西京医院。

后来，我就被当时的牟善初11主任要到了心内科，最开始是跟着我的导师郑笑莲12教授后面给先心病患者做右心导管检查，主要是为了选择适合心外科可以根治的手术病人。

在70-80年的心内科，对冠心病几乎是束手无策的。如果血管堵得严重了，只能送去外科开胸搭桥，但当时国内各家医院的搭桥技术还不过关，用句最残酷的话说，叫“死的比活的多”。冠心病对我们内科医生来说，就是一个绝对的“生命禁区”。

到了70年代末，国际上1977年Gruentzig医生已经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PTCA（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而我们对冠脉一窍不通，觉得非常神秘，只能拿着国外买来的几根导管对着说明书瞎琢磨。

图5 1975年Gruentzig医生参加AHA会议，在壁报区描述冠状动脉狭窄的实验性经皮扩张。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1984年。

那一年5月份，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美籍华人刘赐江13教授回国，他不仅带回了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更关键的是，他带回了真正的冠状动脉造影导管和相关的一些器材，并在我们西京医院指导完成了第一例冠状动脉造影和PTCA。

图6 刘赐江教授（前排左五）与西京医院医务人员合影。站在刘锡江教授身后被挡住半边面容的是郑笑莲教授

那个年代没有支架，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血管闭塞、夹层等并发症，所以我们做手术的适应症苛刻到了极点：血管的狭窄长度必须在10mm以下，必须是同心圆病变，绝不能有钙化，还得是孤立的病变。我们从1984年5月到1985年5月做了100多例冠状动脉造影，最后扒来算去，只有3个病人勉强符合条件。

1985年5月，郑笑莲教授在我和李兰荪教授共同努力下，我们一起完成了3例PTCA。

刚手术时，压力泵可不敢多打，第一次只敢打4个大气压，然后放松，再重复2-5次，每次压力逐渐加大，避免出现血管撕裂等并发症，通过反复造影扩张前后分别测量原狭窄血管的内径观察疗效。

手术的成功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次年，也就是1986年，我们立刻将这几例来之不易的手术经验总结成文，率先在国内的《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发表了该术式的经验和病例报告，毫无保留地把这点“火种”分享给全国的同仁。

图7 国内中国术者完成PTCA术的首次登刊报道

郑笑莲等.经皮穿刺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86;14(3):129

采访者：初期探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郑笑莲教授不久后就病重了，这件事对您选择坚守介入领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贾国良：郑教授是我的老师，1985年做完那几例手术后，她便去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到了1986年3月，她突然觉得腿疼，一查竟然是小细胞肺癌骨转移。她是因为常年做造影，受到大量的射线辐射，损伤了免疫系统才得的肿瘤。

她回国后，很快就不行了。1987年的清明节那天，她去世了。就在她去世前，我去看她时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贾医生，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冠脉做下去。我知道困难很大，但你一定要坚持，不要因为我得了肿瘤而退缩。”

我对她说：“我不怕这个，我一定努力把它做好。”

既然师父把我领进了门，她用生命铺了路，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执念。

采访者：可是在那个连导管都重复使用的年代，不可能每次介入手术都会顺利结束，面对更复杂、更凶险的心脏急症，您是如何面对的？

贾国良：那时候不仅器材差，技术也遇到瓶颈。我记得是1986年，急诊送来了一位急性前壁心肌梗死的患者，情况极其凶险，血流动力学已经不稳定了。造影一看，前降支从开口处就完全闭塞了，一点血流都过不去。当时郑笑莲教授已经远在美国进修了，而我翻遍了整个导管室，竟然连一根能用来做扩张的球囊都没有。

人眼看就要不行了，怎么办？

当时，我凭着平时私下里啃外文资料抠出来的一点知识，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给患者打尿激酶，直接进行冠脉溶栓。周围的老师和同事都充满了质疑，因为这在当时风险太大了，稍有不慎就是大出血或者不可逆的恶化。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硬是推了90万单位的尿激酶进去。

药推进去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等了十几分钟，血管才通畅了，我长舒一口气。不过这次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学真正的先进技术。

这次是侥幸，光靠在这间简陋的导管室里摸黑过河，早晚会撞得头破血流。

图8 90年代贾国良教授（前排左二）参加首届急性心肌闭塞溶栓治疗协作会

图9 1987年贾国良教授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PTCR治疗AMI病例

贾国良,李兰荪,钱学贤,等. 冠状动脉内溶栓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附三例报告） : [J]. 中华医学杂志,1987,67(07)：363-365.

1975年，我刚从新疆军区步兵六师医院被调回西京医院。受“文革”的冲击，科里的人才断层非常严重，文革前入学的年轻医生一个都没留下来。当时科室的主力，全靠六位1949到1951年间毕业的老前辈，外加一位1956年入学、毕业留校的医生硬撑着。到了1969年，科里又有一位骨干被调去了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人手就更紧缺了。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抽不出人脱产去外语学院专门学英语。可是我们的冠脉技术已经落后很多，派人出国深造、把先进技术直接学回来，是一条必须走的“捷径”。

语言关便是第一道关卡。

我大学学的是俄语，我当时也很清楚苏联在在冠脉介入上已经落后了，同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僵，我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去日本学习，于是我就去报了个夜校从最基础的“五十音14”开始学起。

那几年我学得极苦，白天要管病房、做导管，晚上回来就抱着厚厚的日文医学书死记硬背。每天晚上背到凌晨一点，早上五点就得醒，一天只睡4个多小时，期间甚至还得了抑郁症。

但我硬是靠着这种笨办法，自学了三年。最终在1988年经WHO考核，在1989年我被推荐，拿到日本的笹川医学奖学金，踏上了去日本兵库县尼崎医院15的进修之路。

图10 1989年贾国良教授获得笹川医学奖学金

在日本这一年，导师看我基础扎实，经过多次实地考核和考试，日本厚劳省16给了我临时执照，让我可以参与各种手术，在导师指导下做了600多例冠脉造影。可一旦涉及到真正要命的PTCA手术，导师就变得极其谨慎，我只能参与送导丝、送球囊操作，最关键的给球囊加压的压力控制，全捏在导师手里，不敢给我碰。尽管如此，这一年，我彻底掌握了介入手术的操作手感，也让我见识到了心脏急症爆发时的凶险和抢救流程。

采访者：1990年您学成回国时，当时国内的导管室，没有支架，没有现在的双抗药物，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您是如何承受的？

贾国良：1990年刚回国的时候，全国真正在做这项技术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北京的朱国英17教授、高润霖院士、吕树铮教授、郭静宣教授，上海的沈卫峰教授等等。

图11 贾国良教授（右一）与高润霖院士（左一）、朱国英教授（左三）合影

没有支架、没有双抗、没有灌注球囊等等，很多器械都是缺失的，这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能用球囊硬生生地把狭窄的血管扩开。但这就像是强行撑开一条老化的脆橡胶管，血管的内膜极容易被撕裂。一旦撕裂后的内膜脱落，瞬间就会把刚刚扩开的血流再次死死堵住，造成急性闭塞。

我记得有个病人，扩完以后突然闭塞，我赶紧把球囊抽掉，再造影，发现全堵了；再拿导丝进去带球囊扩，来回弄了六七次，根本毫无办法，反复闭塞。

那次是真的被逼到了绝境，只能想“土办法”。我找来一根普通的右心导管，拿最粗的九号针头，在导管上生生扎出好几个洞，然后把这根管子顺着钢丝放到血管远端去，试图靠那几个小孔维持哪怕一丝丝的血流灌注来维持患者生命体征。

后来，还是朱国英教授看我太艰难了，她当时手里有三根极其珍贵的进口灌注球囊，硬是匀给了我一根。从1990年到1992年，那唯一的一根灌注球囊，成了我手里抢救急性闭塞病人的“救命稻草”。

即便如此，我曾遇到一个单支病变的患者，球囊扩完后血管闭了，我用那根灌注球囊在里面足足撑了三天。可是一拔掉球囊，血管马上又堵死。没办法，只能紧急送去开胸搭桥，结果桥没搭好，病人就死了。

那种无力感，会把人吞噬。

你问我怎么承受的？

实话说，承受不了。

那时候我每天做完手术回到家，根本不敢熟睡。只要半夜家里的电话铃声一响，就像弹簧一样从床上“砰”地蹦起来，肯定是病房出事了，病人血管又堵了。冲回医院、重新造影、输送导管、球囊扩张……

那时候医院里不仅缺器械，双抗药物也是缺失的，当时阿司匹林抗栓机制刚被发现没多久，氯吡格雷也没问世，早期我们用过抵克立得，副作用大的惊人，但没办法啊，我有个病人吃了一个月，白细胞全崩了，抢救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死于感染。

朱国英教授后来对我说过一句极其悲壮的话：“我们这些好的介入医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直到后来，阿司匹林普及，氯吡格雷问世，特别是药物洗脱支架的出现，PCI的道路才真正走宽，走得安全。

采访者：刚才您提到了朱国英教授那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其实我们翻看那段历史，这死人堆里，不仅有未能救回来的患者，还有介入医生自己，在那个缺乏防护的年代，早期的介入医生付出了极大的健康代价，您能和我们讲讲吗？

贾国良：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防护设备，为了在X光下看清哪怕一毫米的血管狭窄，我们常常要近距离在辐射源旁站上好几个小时，长期的射线辐射摧毁着我们的免疫系统。

郑笑莲教授，我介入的领路人，走得时候她才49岁。还有朱国英教授最后也倒在了肿瘤面前，贾三庆、李国庆、李占全……到现在，全国已经有十几位极其优秀的介入医生，因为射线引发的肿瘤，永远地离开了手术台。

图12 贾国良教授（左四）与朱国英（左三）、郭静宣（左二）等教授合影

其他还有我知道的，葛均波院士常年负重几十斤的铅衣，椎间盘突出腰痛难忍；吕树铮教授双侧股骨头坏死，韩雅玲院士、何奔教授等等仍然咬着牙，继续站在手术台前，就包括我自己也曾因急性X线杀伤、血小板、白细胞减少，曾被诊断为急性放射损伤。

所以现在，我也常说，面对手术，第一要有不怕死、敢于担当的魄力，但同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只有保护好你自己，你才能救更多患者。

图13 贾国良教授术中照片

图14 90年代贾国良教授与郭文怡教授等术后合影

采访者：现在的年轻医生条件好多了，器械先进，作为一位80多岁前辈是否仍在为学生做“场外指导”，您对这门学科、对年轻医生又有什么寄语？

图15 2008年贾国良教授（右二）与朱国英（左三）、黄德嘉（左二）、李浪（右一）、杜志民（左一）教授合影

贾国良：现在我虽然不上手术台了，但学生们遇到复杂的片子还是会发给我看。我们从零开始，见过太多现在年轻人永远碰不到的恶性并发症，帮他们出个招，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是我的责任。

如果要问我最想给这门学科、给年轻人留下什么寄语，就只有两条：“第一做好人，第二做好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不是别的。

这就是我的一生了。

结语

“这就是我的一生了。”

伴随着这句平静、笃定的回答，贾国良教授微微往后靠了靠，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回忆。

没有自我标榜，也没有对往昔苦难与辉煌的过度流连。

六十载的惊心动魄、生死枯荣，在这一刻，尽数收敛于这八个字中。那些在沉重的铅衣下被汗水浸透的日夜，那些被无声的射线悄然剥夺的健康，以及那些从死神手里硬生生夺回的鲜活生命，都化作了这位八旬老人眼底深沉的平静。

他虽然没有如少年时梦想的那样，造出隆隆轰鸣的国之重器去强健国家的筋骨，但他用那一颗医者仁心，在荒芜的年代，为无数濒临停跳的心脏重新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如今中国心血管介入技术在多个细分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先行者，他已经微笑着退到了聚光灯外，坦然地看着这片他曾用命搏出的大地，开满鲜花。

属于他的那份荣光，早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图16 贾国良教授赠予心血管医学博物馆其纪念册

专家简介

贾国良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心血管病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50余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内科主任、西安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中华心血管学会常委。现任东莞康华医院荣誉院长兼心血管病医学中心首席专家。

在国内率先开展冠心病介入诊断与治疗，先后参与国家与军队“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攻关冠心病诊断与治疗相关课题，获评“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四次荣立三等功。主持开发研制的磁性/磁化支架获2003年国家技术专利。“冠心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国家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冠心病介入治疗相关研究获全军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三等奖11项，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担任《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循环杂志》、《中华老年病学杂志》等13种杂志编委，以及《世界医刊》心脏病学分册主编。1993年申报西京医院心内科博士培训站被高教部和卫生部审批通过。先后培养医学硕士研究生10余人，博士研究生49人，博士后2人。

2006年获冠心病介入治疗“终身成就奖”和“突出贡献奖”；2019年获第三届国之名医盛典“国之名医·特别致敬”荣誉称号；2023年11月获第一届中国大湾区心脏协会杰出贡献奖，并于中华医学会第25次全国心血管年会中获授“鲐背奖”。

注释

1日本高压统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抚顺，并以武力强行接管抚顺各矿坑。

2沙俄 又称沙皇俄国（1721-1917），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国家，被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

3苏联 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17-1991）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4义和团 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

5抗美援朝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

6清华大学 起源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游美学务处”附设“肄业馆”，后更名为“清华学堂”，中国著名高等学府。

7第四军医大学 现空军军医大学，源于1935年创建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后经多次合并与迁址，1954年由原第四、第五军医大学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2017年转隶空军并更为现名。

8“上山下乡”运动 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政府有组织地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或边疆地区定居、劳动和接受“再教育”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9塔什库尔 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境内有著名的红其拉甫口岸和石头城遗址。

10西京医院 前身为1935年创建于瑞金的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后经多次合并与迁址，1954年随第四军医大学迁至西安，1984年正式定名为西京医院。

11牟善初 （1917-2017）我国著名内科学、老年医学专家，原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现代老年医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心血管疾病与老年病诊疗等方面贡献卓著。

12郑笑莲 （1938-1987）广东籍，西京医院心内科专家，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先驱之一。

13刘赐江 美籍华人心血管病学专家、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1985年赴西京医院指导冠脉介入技术，为我国冠脉介入技术的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4五十音 日本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最基础发音表。

15兵库县尼崎医院始 建于1936年，现兵库县立尼崎综合医疗中心。

16厚劳省 日本中央省厅之一，相当于福利部、卫生部及劳动部的综合体。

17朱国英 （1942-2014）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国心脏病介入治疗的奠基人之一，曾任职于北大第一医院及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为我国冠心病介入技术的引进、推广与人才培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