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冷血的富家子弟是家庭性侵案的受害者？兄弟俩杀害双亲后受审

这是上篇：精英兄弟持枪杀害名流父母 自认完美的谋杀 被心理医生的情人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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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次审判

1993年7月，该案在洛杉矶法院开庭。由于部分证据（如某些朋友的证词）仅对其中一名兄弟有效，且兄弟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法官斯坦利·韦斯伯格（Stanley Weisberg）罕见地设立了两个独立的陪审团，来分别审理莱尔和艾瑞克的案件。

案件的核心争议并不在于“是谁杀了人”，因为兄弟俩对此供认不讳，而在于“为什么杀人”。

（左边是莱尔，右边是艾瑞克）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和莱斯特·栗山（Lester Kuriyama）主张，这是一起纯粹出于贪婪、为了继承巨额遗产并摆脱父亲控制的冷血一级谋杀。

他们强调兄弟俩在案发后伪造不在场证明、购买劳力士和保时捷的挥霍行为，并斥责兄弟俩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编造出从小受虐待的谎言。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和莱斯特·栗山）

辩护律师吉尔·兰辛（代表莱尔）和莱斯利·阿布拉姆森（代表艾瑞克）的策略是承认杀人事实，但力求将其降级为“故意非预谋杀人/激情杀人”。辩方主张，兄弟俩一生都在遭受父亲严重的肉体、精神和性虐待，案发当晚他们处于极度的恐慌中，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恐惧，做出了应激的防御反应。

案发前一周，母亲凯蒂和大儿子莱尔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狂怒中的凯蒂当着艾瑞克的面，一把扯下了莱尔的假发。在此之前，艾瑞克完全不知道哥哥有严重脱发问题，一直戴假发。

母亲这一极具羞辱性的举动，彻底击碎了莱尔在父亲高压下苦苦维持的“完美形象”，让身为“保护者”的哥哥在弟弟面前彻底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与脆弱。

莱尔大约在18、19岁时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脱发。由于何塞无法接受儿子在外表上有任何瑕疵，他亲自挑选并购买了极其昂贵的高级定制假发。他要求莱尔必须24小时戴着假发，并严守脱发的秘密。莱尔表示，这顶假发是他父亲对他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又一个象征。

辩方专家证人、社会工作学教授乔恩·孔特（Jon Conte）博士，在法庭上指出，假发被当众扯落是一个充满了极度强烈情绪波动的事件。

哥哥的伪装被无情撕碎，正是受这种强烈情感氛围的感染和驱使，艾瑞克决定向哥哥坦白自己内心深处最痛苦、最具创伤性的秘密——父亲多年来一直在对他进行性虐待。

艾瑞克在法庭上说，他本寄希望于上大学后脱离父亲的魔爪，结果父亲要求他就读家附近的UCLA，在一周中必须有三天住在家中，艾瑞克深感绝望。

莱尔也出庭作证说，父亲何塞对他的性侵始于他约6岁时。在8岁那一年，莱尔偶然发现父亲正在侵犯大约5岁的艾瑞克。出于保护弟弟的本能，年仅8岁的莱尔出面干涉，威胁父亲若不停止便会去告发。当时何塞答应不再伤害艾瑞克，并且在那次对峙之后，也确实停止了对莱尔本人的侵犯。

正是由于自身的侵害得以终止，莱尔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误以为，这场虐待早在自己8岁那年的干涉下，就已彻底停止。直到案发前夕，假发被扯落后，弟弟才告诉他，其实十年来他一直独自承受着伤害。莱尔听后感到极度的震惊与深深的自责，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必须保护弟弟的强烈责任感。

1989年8月17日，案发前三天，愤怒的莱尔就性侵一事与父亲对峙，威胁要报警并向全家揭发。何塞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冷酷地警告莱尔：“我们都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艾瑞克做出了他的。你也做出了你的。”

凯蒂则将这次冲突的根源归咎于受害者，对艾瑞克说：“如果当时你闭上嘴，家里的一切本来都会好好的。”莱尔和艾瑞克将父母在此事件中的反应，视为死亡威胁，深信父母为了保全名誉，会对他俩痛下杀手。

在认为父母可能合谋杀害他们后，兄弟俩陷入了创伤后的“过度警觉”状态，在案发前两天，买了用于作案的枪。

谋杀当晚，父母走进影音室并关上了门。兄弟俩确信父母正在房间里准备武器落实杀人计划。在极度恐慌与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们认定必须先发制人，于是拿着提前买来的霰弹枪冲进房间，乱枪射杀了父母。

在辩方的叙事中，谋杀动机并非为了遗产，而是兄弟俩常年遭受的虐待以及案发前几天内这一系列高压事件交织，引发的总爆发。

在长达半年的庭审中，控辩双方都传唤了大量证人出庭，进行了激烈的博弈。

控方试图通过多位证人展示兄弟俩在案发前后的欺骗性、谋杀的冷酷细节，并极力否定任何关于“受虐待”和“自卫”的说法。

杰罗姆·奥齐尔医生（心理医生）

奥齐尔医生是检方的“明星证人”，也是本案得以起诉的关键人物。

他作证称兄弟俩向他坦白了杀人事实，并表示他们杀人是出于仇恨，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和苛刻标准。他指出兄弟俩甚至讨论过这是一场“完美的谋杀”。最关键的是，他坚称兄弟俩在向他认罪时，从未提出过自卫，也没有提到遭受过任何身体或性虐待。

他在庭上遭到了辩方律师毁灭性的交叉盘问。辩方揭露了他混乱的私生活，指出他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还指控他伪造医疗录音笔记，为了未来敲诈勒索兄弟俩的遗产。

法庭允许播放了一段兄弟俩与奥齐尔医生的治疗录音。在录音中，兄弟俩提到杀害母亲是为了让她“解脱”，并未明确提及性虐待或自卫。控方认为这证明了谋杀动机；辩方专家则认为这盘录音是奥齐尔主导的“剧本”，遭受性侵的受害者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敢在治疗中坦白。

克雷格·西格纳雷利（艾瑞克的朋友）

西格纳雷利是艾瑞克在高中网球队的队友，也是艾瑞克盗窃案的共犯，还是上文提过的艾瑞克的弑亲剧本《Friends》的合作者。

他作证称，在案发后大约十天，艾瑞克向他详细描述了枪杀父母的过程，包括莱尔推开门射杀父亲，随后艾瑞克射杀站起来尖叫的母亲。他表示，艾瑞克从未告诉过他杀人是出于自卫，也从未提过受到父母的虐待。

他承认自己后来同意作为警方的线人，佩戴窃听器来诱导艾瑞克说话。在辩方的盘问下，他关于艾瑞克坦白时间点的证词，也出现了前后矛盾，被质疑是为了迎合警方的调查时间线。

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莱尔的朋友）

古德罗是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短暂的室友，他本身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莱尔为了接济他，让他住进了学校宿舍。

检方最初传唤他是为了证实兄弟俩在圣地亚哥的一家商店内，使用了他的驾照购买霰弹枪。古德罗作证称，案发前他人在纽约，从未去过圣地亚哥买枪，也从未允许艾瑞克使用他的驾照（购枪记录上使用了他的名字）。

当被问及莱尔是否向他透露过受父亲性虐待的事情时，古德罗在庭上坚决否认（莱尔之前向律师提过，他在中餐馆里和古德罗相互倾诉儿时被性侵的经历，莱尔提过自己和弟弟被父亲性侵）。

这随即引发了巨大的反转——辩方当庭播放了一段由记者罗伯特·兰德早先录制的采访录音。

这段录音的杀伤力在于其录制的时间节点。

采访发生于1990年12月7日。

艾瑞克是在1990年8月，首次向神甫吐露性侵的事，秋季又告诉了狱中的心理医生和律师，随后兄弟俩向家人坦白。

当时公众和检方对此完全不知情（律师直到1993年才公开）。但作为最早追踪此案、信息源极广的调查记者，兰德在采访古德罗的前几天，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这个线索（可能是那个遗产律师或者某个被告亲属）。

在1990年12月7日的那段电话采访录音中，兰德问古德罗：“我这周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性虐待可能会是他们试图使用的辩护策略。”

多诺万·古德罗回答：“……你懂我的意思吧——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们过去的事情，和我的过去很相似。我小时候也被猥亵过，我告诉了他，我想这算是打开了话匣子，然后他就告诉了我，当时我的反应就是，哇哦！”

兰德追问：“他有说过他被猥亵了吗？”

多诺万·古德罗回答：“我，呃，是的。莱尔和他弟弟都被猥亵过。但就像是他没有——他没说得很清楚。他从没说清楚过。（But it's like he didn't - he wasn't clear. He was never clear.）”

在法庭上，听到录音后，古德罗为了替自己的自相矛盾开脱，辩解自己在法庭上发过誓说的才是真话，而在私下电话里对记者撒谎，是不受伪证罪约束的。他说自己只是对记者胡言乱语，只是在告诉他想听的话，想打发他挂掉电话。

不管怎样，这一录音还是使古德罗的证词严重受损。如果他对记者说的是真的，便证明了“受虐待”并非兄弟俩为了逃避死刑而捏造的谎言，而是在案发前已向他人倾诉过的事实。

（罗伯特·兰德在梅内德斯兄弟被捕之前就跟踪调查了此案，并采访了包括兄弟俩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他后来撰写了真实犯罪纪实作品《梅内德斯谋杀案家族骇人听闻的故事与震惊全美的血案》。Netflix的剧集《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即根据此书改编，该书也是写作本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佩里·伯曼（Perry Berman，网球教练）

伯曼作证称，在案发当晚（8月20日晚）接到了莱尔的电话，莱尔听起来“有些紧张焦虑”，并约定见面，但兄弟俩最终没有出现。控方用此来确认案发当晚的时间线，并展示兄弟俩的反常。

在辩方的盘问下，他也作证了何塞极强的控制欲，形容何塞像“董事长”一样管理家庭，控制儿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家中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

汤姆·埃德蒙兹（Tom Edmonds，比弗利山庄警官）

埃德蒙兹警官向法庭提交了案发当晚兄弟俩拨打911后，警方对他们进行的初步录音采访。在录音中，兄弟俩谎称案发时他们去看了电影，刚回到家发现闻到了烟味并发现了尸体。

埃德蒙兹承认，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将兄弟俩视为嫌疑人，警方没有对他们进行火药残留测试。控方试图通过这段录音展示兄弟俩在杀人后还能冷静且有条理地欺骗警方。

辩方传唤了大量证人，以证实梅内德斯家庭内部的暴力、控制和性虐待。辩方证人主要分为五大类：亲属与家庭成员、心理学与受虐专家、教师与教练、用于摧毁控方证据的反证人，以及被告本人。

• 亲属与家庭成员

辩方传唤了多位何塞和凯蒂的亲属，展示了一个由暴力、专制和乱伦构建的畸形家庭。在这个环境里，父亲何塞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仅对孩子施加暴力，还把儿子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母亲凯蒂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冷酷的角色，不仅无视孩子的求助，还纵容丈夫的暴行。

在家庭成员中，表姐戴安·范德莫伦和表弟安迪·卡诺在证人席上给出了关于兄弟俩遭受性侵的证词。

戴安·范德莫伦（Diane VanderMolen，凯蒂姐姐的女儿）

戴安·范德莫伦是第一位在庭上向陪审团揭露性虐待的辩方证人。她作证称，8岁的莱尔曾向她求助，说父亲摸他的生殖器，但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凯蒂时，凯蒂完全不理会。她还指出凯蒂的越界行为，例如让莱尔帮她洗头发，以及兄弟俩会争论该轮到谁去和母亲睡。

安迪·卡诺（Andres "Andy" Cano，何塞的姐姐玛塔·卡诺的儿子、艾瑞克和莱尔的表弟）

安迪·卡诺作证时刚满20岁，是中央佛罗里达大学学生。安迪称，当艾瑞克12岁、他10岁时，两人在野外玩战争游戏，艾瑞克突然问他，他的父亲是否曾给他做过按摩。安迪感觉到艾瑞克是在试图确认这种“按摩”在父子之间是否正常。安迪回答说自己父母离异，身边没有父亲，所以不清楚。

当辩护律师莱斯利·阿布拉姆森追问“按摩”的具体部位时，安迪在法庭上直言：“他告诉我他父亲按摩他的阴茎……他想知道是不是每个有父子关系的男孩都会经历这种事。”安迪当时想去问自己的母亲，但艾瑞克让他发誓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两人甚至“拉钩（pinky promise）”保证。

安迪问艾瑞克为什么不告诉母亲（凯蒂），艾瑞克回答说：“她会对我父亲生气的。”大约一个月后，两人的对话继续，艾瑞克告诉安迪“按摩开始变疼了”。安迪作证说，艾瑞克当时看起来很紧张，并表示他希望父亲“停止对他所做的一切”。

安迪回忆说，大约一年后，他在和艾瑞克玩耍时擦伤了腿，在艾瑞克房间里注意到一罐凡士林。凡士林在美国经常用于促进小的伤口愈合，于是安迪便拿了起来，但艾瑞克立刻让他放下，并说“那不是干这个用的”。案发后，兄弟俩曾声称，何塞借助凡士林强奸他们。

在交叉盘问环节，控方质问安迪是否会为了表哥被轻判作伪证。安迪反击：“我现在没有为他撒谎，而且在宣誓之后，我绝不会为任何人撒谎。”

玛塔·卡诺（Marta Cano，何塞的姐姐，安迪的母亲）

玛塔·卡诺指出何塞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经常公开羞辱和嘲笑他人，包括辱骂艾瑞克是“娘娘腔”。她指出凯蒂不仅对莱尔毫无感情、充满怨恨，甚至在莱尔还是婴儿时就忽视他的基本需求。她还描述了凯蒂精神状态的恶化，包括酗酒、依赖药物以及在撞车后肇事逃逸。

控方指出，卡诺在最初被警官询问家中是否有问题时，她的回答是“没有”。她承认自己曾为了维护家族的形象而向警方撒谎。检察官博扎尼奇质问卡诺，是否因为现在侄子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她又开始编造出家庭虐待的事。

（玛塔·卡诺后来告诉记者，他们的母亲在年幼时曾遭到家族中一个叔叔的性侵。而在她的童年期，她曾多次目睹母亲在家玩弄年幼的何塞的生殖器。）

特雷西塔·巴拉尔特（Teresita Baralt，何塞的另一个姐姐）

她证实了何塞对孩子们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做到最好，仅仅尝试是不够的”。她作证称凯蒂对孩子们缺乏感情，对莱尔尤其漠视。她还透露凯蒂有瞒着丈夫偷偷饮酒的习惯。

艾伦·安徒生（Allan Andersen，凯蒂的侄子）

他作证称何塞经常用皮带抽打兄弟俩，并把他们锁在房间里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凯蒂会把电视音量调大以掩盖皮带抽打的声音。他详细描述了凯蒂疯狂的破坏行为，比如在极度愤怒时砸碎玻璃杯。他还指出了家中可能存在性虐待的迹象，例如父子在打完网球后一起洗澡。

凯瑟琳·西蒙顿（Kathleen Simonton，凯蒂姐姐的女儿，戴安·范德莫伦的亲妹妹）

她同样作证何塞经常用皮带殴打莱尔和艾瑞克，孩子们只能尽量变成“透明人”以避免挨打。她15岁那年，来梅内德斯家过暑假，当时8岁的莱尔曾经含着眼泪，求她去向何塞求情，希望何塞不要再打他们了。

凯瑟琳在法庭上承认，她当时拒绝了莱尔，因为何塞平时的暴躁脾气和威慑力让她自己也感到极度恐惧，她根本不敢去质问何塞。因为不敢找何塞，她转而去找了凯蒂，而凯蒂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既没有阻止何塞的殴打，也没有向何塞提出过交涉，而是任由这种暴力在家中继续发生。

• 教师与教练

这些证人证实了何塞在家庭外部同样表现出的极端控制欲和残忍。

查尔斯·瓦德林顿（Charles Wadlington，网球教练）：他作证称何塞是他见过最严厉的父亲，对孩子们有着近乎残酷的训练要求。何塞曾指示他教导兄弟俩如何使用心理战术甚至作弊手段，来破坏对手的心态。

艾丽西亚·赫茨（Alicia Hercz，西班牙语老师兼前邻居）：她形容何塞具有极强的恐吓性、控制欲，并且极其残酷和喜欢挖苦人。她描述学生时期的莱尔是一个悲伤、可怜、孤独且缺乏幽默感的异常孩子。

桑德拉·夏普（Sandra Sharp，西班牙语老师）：她作证称何塞对艾瑞克期望极低，但要求莱尔必须完美，并曾严厉指责她无法教好有着“古巴基因”的兄弟俩。

• 儿科记录和儿医专家

辩方引入了早期的儿童医疗记录以及相关医学专家的证词，以提供客观的物理证据，佐证艾瑞克长期遭受父亲何塞性虐待。

1977年儿科医疗记录（7岁时的咽喉内部创伤）：这份留存的早期档案显示，艾瑞克在7岁时曾因咽喉部疼痛（hurt throat）被带去就医。医疗记录明确记载，其伤痕位于口腔极后方的隐蔽位置，包括咽后壁（Posterior Pharynx）、悬雍垂（Uvula，即“小舌头”）以及软腭（Soft palate）。

克里·英格利什医生（Dr.Kerry English，儿科医生及儿童虐待与性侵研究专家）：英格利什医生在法庭上审查并解读了艾瑞克1977年的医疗记录。他作证指出，对于一个7岁的儿童来说，正常的玩耍磕碰或吞咽硬物极难在软腭和咽后壁这种深处造成单纯的物理性挫伤或撕裂。他认为，这种特定位置的内部创伤，与强迫性口交造成的物理性创伤高度吻合。

控方指出，英格利什博士并不是1977年当年为7岁的艾瑞克看病的当事医生，他仅仅是在十几年后，被辩方聘请来审阅一份非常简短的陈年医疗档案。控方质疑他是在已经“预设”了性侵立场的前提下，过度解读了那份普通的儿科看诊记录。

另外，这种“喉咙疼痛”和轻微的内部挫伤也可能是由普通的儿童日常意外造成的，例如：玩耍时不慎跌倒时嘴里含着硬物（如棒棒糖的棍子、玩具零件）、吞咽坚硬或尖锐的食物等。

• 心理学专家

辩方还引入了多位心理学专家，以解释长期受虐对兄弟俩心理造成的扭曲，以及他们在案发前产生的“非理性恐惧”机制。

约翰·布里尔（John Briere，南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他概述了男性虐童受害者的心理，指出他们通常不敢声张，因为害怕被严厉评判或被认为是同性恋。他指出，受虐儿童会遭受“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的折磨，这是一种“对危险的持续恐惧”。

安·伯吉斯博士（Dr.Ann Burgess，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她从“恐惧的神经生物学”角度作证，解释了心理创伤如何“重塑”大脑，使受害者对恐惧产生更快速的生理反应。她认为艾瑞克遭受了性虐待，且凯蒂促成了乱伦的发生。她还指出，当艾瑞克去外地上大学的“逃生幻想”破灭时，他的焦虑会急剧上升。

乔恩·孔特博士（Dr.Jon Conte，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教授）：在与莱尔进行了60小时的交谈后，他认为莱尔的受虐描述非常可信。他解释了莱尔如何将满床的毛绒玩具作为一种没有治疗师指导的“游戏疗法”来处理内心的创伤。他详细梳理了案发前一周兄弟俩不断攀升的恐惧感，认为他们在解读家庭危险信号时，产生了极大的误判，从而深信父母要杀害他们。

攻击控方的关键反证人

辩方利用这些证人来摧毁控方核心证据和关键证人的可信度。

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莱尔的朋友）：他作为控方证人时曾否认莱尔透露过受虐之事，但辩方重新传唤了他，并当庭播放了记者录下的采访录音。在录音中，他亲口承认莱尔曾在案发几个月前向他哭诉过被父亲性侵的事。这极大地削弱了控方所谓“受虐是案发后编造”的论点。

朱达隆·斯迈思（Judalon Smyth，心理医生奥齐尔的情妇）：辩方传唤她的目的就是摧毁控方明星证人奥齐尔医生的信誉。她作证称奥齐尔对她进行催眠和精神控制，并经常违反患者保密协议。她揭露奥齐尔伪造了兄弟俩的医疗预约以诈取数千美元，还企图让兄弟俩投资他开设的车行。她指控奥齐尔没有举报这对兄弟，是为了在心理和经济上长期控制、剥削这对兄弟。

斯迈思同时遭到了控方的猛烈攻击。控方试图将斯迈思描绘成一个“因爱生恨的女人”，质问她之所以攻击奥齐尔，是不是因为她爱上了已婚的奥齐尔，而奥齐尔拒绝离婚娶她。斯迈思大声否认，称是奥齐尔想娶她，而不是她想嫁给奥齐尔。当博扎尼奇追问斯迈思曾向警方表示想要孩子时，斯迈思回答：“我可不想要长得像奥齐尔医生的孩子”。这句话引得整个法庭哄堂大笑。

• 被告本人

作为辩方最重要的证人，兄弟俩亲自登台讲述了杀人动机。

莱尔·梅内德斯（Lyle Menendez）：他在庭上情绪崩溃，详细讲述了自6岁起遭受父亲强暴和各种形式性虐待的经历。他作证称母亲不仅纵容此事，还会对他施加身体暴力和越界的性要求。他表示案发当晚是因为深信父母准备谋杀他们，出于彻底的恐慌才开枪。

莱尔作证期间，辩方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多张照片——父亲何塞曾拍摄过的莱尔和艾瑞克年幼时的裸照。这些照片的构图令人不安：孩子们弯着腰，暴露出他们的生殖器，而且在照片的取景构图中，孩子们的头部被切除在画面之外。

艾瑞克·梅内德斯（Erik Menendez）：他详细分类并描述了父亲对他实施的性侵手段，包括使用针和图钉折磨他。他还曾尝试在父亲的茶和咖啡里放肉桂，希望他的精液味道不那么令人作呕。他说，当父亲在案发前一周，要求他在上大学期间定期回家过夜（意味着性虐待将继续）时，他曾考虑过自杀。他表示案发当晚的记忆是模糊的，自己在极度的恐惧和黑暗中，出于本能盲目开火。

在法庭上，艾瑞克作证称在案发前几天（1989年8月），由于极度害怕父母会杀人灭口，他试图去买枪自卫。他声称自己去了一家洛杉矶当地（西洛杉矶一带）的Big 5体育用品店，想要购买手枪（Handguns），最终空手而归，原因是店员告诉他购买手枪需要遵守加州法定的15天等待期，而他当时处于极度恐慌中，觉得自己等不了那么久。

在购买手枪的计划落空后，兄弟俩在案发前两天的8月18日，特意远离他们居住的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地区，驱车前往圣地亚哥，在当地的一家店里，利用多诺万·古德罗的驾照，购买了两把不需要等待期的12号口径莫斯伯格霰弹枪（Shotguns）。这两把霰弹枪正是最终用于作案的凶器。

为了驳斥这个故事，控方传唤了Big 5体育用品店的管理人员出庭作证。该证人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事实：早在1986年（也就是案发的三年前），Big 5公司就已经在全美所有门店彻底停售了手枪。这意味着，艾瑞克根本不可能在1989年去那家店里经历所谓的“讨论手枪的15天等待期”。“感到恐慌，亟需自卫”这部分经历完全是他虚构的。

控方指出兄弟俩在案发后满口谎言，与他们所声称的恐慌状态不符。

后来也有一些案件研究者认为，艾瑞克可能并没有撒谎，他当时可能去的是一家名为Sportmart的体育用品店，但他在法庭上记错了店名，称其为Big 5（美国很多既卖体育用品又卖枪支的店，装修风格、陈列模式都极其雷同）。

结案陈词

1993年12月，长达数月的梅内德斯兄弟案审判终于进入了最激动人心、也最为剑拔弩张的结案陈词阶段。在这个决定命运的环节中，控辩双方围绕着“冷血谋杀”与“恐惧反击”的核心争议，展开了一场极具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的法庭博弈。

在对艾瑞克的陪审团做结案陈词时，检察官莱斯特·栗山（Lester Kuriyama）率先发起了一场“视觉心理战”。他故意在展示板上挂了七张极其血腥的父母尸检和犯罪现场照片。

控方在陈词中坚称，所谓的性虐待全都是艾瑞克借由同性恋经历编造的谎言，并试图用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照片来激起陪审团对兄弟俩的愤怒，从而将案件定性为纯粹的冷血、有预谋的谋杀。

（检察官莱斯特·栗山）

当轮到艾瑞克的辩护律师阿布拉姆森上台时，她对控方的策略进行了猛烈反击。她控诉控方煽动情绪，让陪审团忘记去问本案最核心的问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为了对抗控方用尸体照片带来的视觉冲击，阿布拉姆森向陪审团发问：何塞在艾瑞克12岁时将他按在床尾强暴的照片在哪里？她指出，这种直接记录虐待的画面是不存在的，它仅仅痛苦地留存在艾瑞克的脑海中。

紧接着，阿布拉姆森拿出了早前庭审中作为证据出示过的一张孩子们的裸照：孩子们弯着腰，暴露出他们的生殖器，将这张裸照钉在展示板上。

她一边把图钉狠狠扎进照片里大腿、臀部等位置，一边情绪激动地控诉：“我没法向你们展示何塞对他犯下的罪行，但你们听过他喜欢对这个小男孩做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像这样把图钉扎进他的大腿和屁股，用针划过他的生殖器。”（此前艾瑞克曾作证，父亲在强迫他口交时，为了训练他忍受痛苦而不哭喊，会用大头针和图钉残忍地扎他、折磨他。）

最后，她向控方和陪审团宣告：“栗山先生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编造的。但证明这一切并非捏造的证据，就是艾瑞克最终被逼成了什么样的人。”

阿布拉姆森恳请陪审团去理解一个被饱受折磨的灵魂，是如何在极度恐惧中走向极端的。

长达数月的审判结束，两个陪审团进入了艰难的审议阶段。

艾瑞克的陪审团形成了明显的性别对立。六名女性陪审员全部倾向于过失杀人罪，而大多数男性陪审员坚持谋杀罪。男性陪审员对辩方心理专家的证词持怀疑态度，并受到控方关于艾瑞克同性恋倾向暗示的影响。女性陪审员则认为控方没能确认虐待不存在。最终，在彻底陷入僵局后，法官于1994年1月13日宣布艾瑞克的案件流审。

莱尔的陪审团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支持谋杀罪的陪审员认为莱尔是个满嘴谎言的“坏种”，有清晰的预谋。而支持过失杀人罪的陪审员则对兄弟俩的遭遇深感同情。在多次投票和激烈争吵后，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法官于1994年1月28日也正式宣布流审。

【袜皮补充：流审意味着谁也没赢，但究竟对哪方更有利呢？

首先，双方都在一审中看清楚了对方的底牌，下次再开庭可以修补漏洞。不过，每次开庭都要准备数月、数年，极度耗费资源和时间，有些证人下次可能不愿再出庭了。

对于被告有利的地方是，暂时可以获得喘息，这个结果证明检方并没有说服所有陪审员的压倒性证据。而检方为了腾出精力去对付新的案件，可能更愿意接受辩方提出的认罪协商（如从一级谋杀罪名降级为激情杀人，量刑也从死刑和无期降为有期徒刑）。

对检方有利的地方是，由于高昂的律师费，第一次审判往往会耗尽被告的遗产或积蓄。如果进入二审，被告人可能因为没钱聘请顶尖律师而处于劣势。事实上，兄弟俩在一审的律师费、专家证人费以及法庭调查费上的支出，总计超过了200万美元，这几乎榨干了当时遗产中可用的流动资金。

关于流审，我写过的纪然冰母子双尸案：原配跨海行凶，伪造性侵现场？（上）是一个典型的案子，嫌犯的丈夫是富豪，他可以不断和司法纠缠下去，就看谁先耗不起。

那么这两个兄弟的命运到底会如何？在28年和33年后出现的新证据，又能否证明童年时性侵的存在？

参考资料：

Rand, Robert.The Menendez Murders: The Shocking Untold Story of the Menendez Family and the Killings that Stunned the Nation. BenBella Books, 2018.

Netflix：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

Law & Order True Crime: The Menendez Murders

Peacock：Menendez + Menudo: Boys Betrayed

Novelli, Norma.The Private Diary of Lyle Menendez: In His Own Words!Dove Books, 1995.

"Hints of a Mob Rub Ou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5, 1989.

Dunne, Dominick."Nightmare on Elm Drive."Vanity Fair, October 1990.

Abramson, Leslie.Disclosure regarding child abuse.The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93.

Kardashian, Kim."The Menendez Brothers Are Not Monsters."NBC News, October 3,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