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
教室里吵得像菜市场。
塑料凳子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左手边是个胖胖的大姐，她不停调整坐姿，凳子腿刮着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右手边是个戴眼镜的男人，正低头刷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蓝幽幽的。空气里有股混合气味——汗味、香水味，还有墙角拖把没拧干留下的霉味。
黑板正上方挂着红色横幅：“家校携手，共筑未来”。字是用金色亮粉纸剪出来的，边角有点卷。讲台上堆着一摞作业本，最上面那本封皮破了，用透明胶歪歪扭扭地粘着。
我抬手看了眼表，两点四十。家长会通知两点半开始，班主任还没来。
儿子小磊的座位在第三排靠窗。我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他课桌肚里塞得乱七八糟——一个皱巴巴的零食包装袋露出一角，还有半瓶喝剩的矿泉水。这小子，说过多少次了，垃圾要扔垃圾桶。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手不自觉地伸进挎包，摸到那盒金嗓子喉宝。昨晚加班到十一点，嗓子有点哑。
教室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进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浅灰色夹克，深色裤子。个子不高，偏瘦，走路时背挺得很直。他手里端着个保温杯，径直走到讲台后，把杯子放下，翻开那摞作业本最上面的一本。
“各位家长，不好意思，刚才在办公室接了个电话。”他抬起头，声音不高，但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这就是刘建军，小磊的班主任，教语文的。我见过两次，一次是开学报到，一次是期中考试后的家长接待日。印象里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小磊说他讲课有意思，就是太严厉，作文少写五十字都要重写。
刘建军开始说这学期的教学计划，期中考试情况，班级存在的问题。他说话时习惯性用右手做手势，左手扶着讲台边缘。家长们有的在记笔记，有的拿出手机拍照——拍PPT上的成绩分析表。
我听着，目光无意间落在他脸上。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道疤。
在他左边眉毛上方，大概一厘米长的位置。不是很明显，颜色比周围皮肤浅一点，微微凸起，像条肉色的小虫子趴在那里。要不是他刚才侧身去指黑板上的字，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正好照在那个位置，我可能还注意不到。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手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左眉骨。那里也有一道疤，比他的还长些，更明显。是小时候爬树摔的，缝了三针。这么多年过去，疤还在，只是颜色淡了，摸上去能感觉到那一道微微凹陷的纹理。
刘建军还在讲：“……所以请各位家长配合，每天检查孩子作业，不是只签个字就行，要看看他到底写没写，写得用不用心……”
他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变得忽远忽近。
我盯着那道疤，脑子里有个地方开始“嗡嗡”响。位置，长短，形状……太像了。不可能这么像。世界上脸上有疤的人多了去了，眉毛上有疤的也不少。巧合，一定是巧合。
可是那个位置——就在眉毛正上方，稍微偏左一点。和我的一模一样。
“……尤其是作文，现在中考作文占分比例很高……”刘建军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他喝水时仰起头，那道疤完全暴露在光线下。我看得更清楚了。疤的边缘不太整齐，像是……像是被什么粗糙的东西划破后，没有及时处理，自己长拢的。
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握紧。指甲掐进掌心，有点疼。
胖大姐在旁边小声嘀咕：“我家那个，写作文跟挤牙膏似的……”她碰了碰我胳膊，“你家孩子呢？”
我猛地回过神：“啊？哦……还行，就是字写得难看。”
“都一样都一样。”胖大姐摇头，“现在的孩子……”
我勉强笑了笑，目光又飘回讲台。
家长会进行到后半段，是自由提问时间。有几个家长举手，问补课的事，问升学政策，问孩子偏科怎么办。刘建军一一回答，条理清晰。有个家长问得很细，他耐心解释了快十分钟。
我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那道疤在我眼前晃。晃着晃着，就晃成了二十年前的场景。
二
二十年前，我十八岁，在城东的火车站旁边一家小超市打工。
那是暑假，天热得柏油马路都发软。超市老板是我妈一个远房表亲，叫我帮忙看店，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三百块钱。店不大，三十来平米，主要卖矿泉水、泡面、香烟，还有晕车药创可贴之类的小东西。门口挂个褪了色的招牌：“便民超市”。
火车站那片永远闹哄哄的。拉客的旅店老板，卖地图的大妈，挑着担子卖煮玉米的老头，还有拖着大包小包、满脸疲惫的旅客。空气里飘着泡面味、汗味，还有厕所飘过来的氨水味。
那天是七月十五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第二天是我发工资的日子。下午四点来钟，太阳还毒着，店里没客人。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小凳子上，拿着个硬纸板扇风。电风扇“嗡嗡”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然后我就看见了他。
一个男孩，七八岁的样子，站在店门外，隔着玻璃门往里看。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短袖，裤子膝盖那儿磨得薄薄的，快要破了。光脚趿拉着一双塑料凉鞋，左脚那只鞋襻断了，用根白线胡乱绑着。
他看了好久，才推门进来。门上的铃铛“叮当”响了一声。
“阿姨，”他声音小小的，“有没有……有没有水？”
我说有，矿泉水一块五一瓶。他舔了舔干得起皮的嘴唇，手在裤子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摊在柜台上。一张五毛，两张一毛，还有一个五分硬币。
“就这些了。”他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那堆毛票。男孩瘦得很，脸上脏兮兮的，左眉骨那儿有道口子，血已经凝住了，但伤口周围还红肿着。伤口不算深，但位置显眼。
“你这儿怎么了？”我问。
他抬手摸了摸，又缩回去：“摔了一跤。”
“得处理一下，感染了怎么办。”我转身从货架上拿了瓶矿泉水，又拿了包棉签和一小瓶碘伏——这些是我自己备着的，夏天容易磕碰。加起来要四块钱。
我把东西放柜台上：“给，先擦擦。”
男孩盯着那瓶水，喉结动了动，但没伸手：“我……钱不够。”
“送你。”我说完就后悔了。一个月才挣三百，这一下就送出去四块。但话已经说出口了。
他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我不能白要。”
“那这样，”我拧开矿泉水递给他，“你帮我个忙。后面仓库有几箱货，我搬不动，你帮我搬到前面来。就当工钱。”
其实那几箱方便面我搬得动。但我知道，有些孩子，你直接给他，他反而不要。
男孩仰头“咕咚咕咚”喝了小半瓶水，然后很认真地看着我：“在哪儿？”
我带他去后面仓库。所谓仓库，就是用木板在店后隔出来的一个小隔间，堆着些货。我指着墙角三箱方便面：“就这些。”
他走过去，蹲下，抱住一箱。箱子比他想象的沉，他趔趄了一下，但还是稳稳抱起来了。一趟，两趟，三趟。搬完的时候，他额头上都是汗，那道伤口被汗水一浸，又有点渗血。
“坐下。”我指指柜台前的小板凳。
他坐下。我用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擦他眉骨的伤口。他疼得“嘶”了一声，但没动。
“怎么摔的？”
“跑的时候没看路，撞到行李车上了。”
“你家大人呢？”
他沉默了。
我擦完药，又找了片创可贴给他贴上。那种最便宜的，肉色，窄窄的一条。
“谢谢阿姨。”他说。
“你叫什么？多大了？”
“我叫小军。八岁。”
“家住哪儿？”
他又不说话了，眼睛盯着地面。
我心里明白了大概。火车站这种地方，偶尔会有走丢的孩子，或者……别的什么情况。我看他脚上那双破凉鞋，断了襻的地方磨得脚背都红了。
“饿不饿？”我问。
他点点头，又赶紧摇头。
我从货架上拿了个面包，递给他：“吃吧，这个也记账，以后有钱了还我。”
这次他没拒绝，接过面包，撕开包装，大口吃起来。吃得太急，噎住了，我赶紧把刚才那瓶水又递给他。他就着水把面包咽下去，然后很小声地说：“我跟我爸走散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下午。”他嘴里还嚼着面包，说话含混不清的，“人太多了，他让我在售票厅门口等，他去看车次。我等了好久，他没回来。我就去找，找着找着就……”
“记得你爸叫什么吗？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
他说了名字，说了长相，但描述得很模糊——就是个普通中年男人，灰色衬衫，黑裤子。火车站这样的男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报警了吗？”
他摇摇头，眼神有点慌：“我爸说，不能随便找警察。”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太阳开始偏西了。火车站广播在报车次，某某列车开始检票。店里有几个旅客进来买水，我忙着收钱找钱。小军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安安静静的，手里捏着面包的包装纸，叠来叠去。
等客人走了，我看看表，五点半。再过半小时，老板娘会来换班。
“你今晚去哪儿？”我问。
他低头玩自己的手指：“不知道。”
我犹豫了。我自己住在老板娘在店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里，就一张床，一个桌子。让一个陌生男孩住进去，不合适。可让他走，这么小的孩子，夜里在火车站晃荡……
“这样，”我说，“你先在这儿待着，我六点下班。等我想想办法。”
六点，老板娘准时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烫着一头小卷发。她一进门就看见小军：“这谁家孩子？”
“亲戚家的，”我撒谎，“来城里玩，晚上在我那儿住一晚。”
老板娘“哦”了一声，没多问。我收拾东西，领着小军从后门出去。我的房间就在超市后面，以前是个储物间，七八平米，只够放张床和一张桌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只有一个小风扇。
我从床底下拖出个折叠凉席，铺在地上：“今晚你睡这儿，我睡床。”
他站在门口，不动。
“进来啊。”
他还是不动，脚上那双破凉鞋在地上蹭了蹭：“阿姨，我身上脏。”
我这才注意到，他衣服上确实有不少污渍，手上也黑乎乎的。我说没事，明天再说。他才慢慢挪进来，很小心地不碰到任何东西。
晚上，我煮了两包方便面，加了俩鸡蛋。他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吃完饭，我说你去洗洗，指给他外面公用的水龙头。他去了，回来的时候脸和手都洗干净了，但衣服还是那身。
我找了件我的旧T恤给他当睡衣。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背上、胳膊上有些旧伤疤，颜色深浅不一。心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更重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他睡在凉席上。我们都没说话。过了很久，我听见他很轻的声音：“阿姨，你明天还让我在这儿吗？”
我没回答，反问：“你爸……对你好吗？”
他没说话。
我又问：“你想回家吗？”
这次他说话了，声音很小，但很清晰：“想，但不是我原来的家。我想找个新家。”
风扇“嗡嗡”地转。窗外是火车站永远不灭的灯光，和隐约传来的火车汽笛声。
三
“这位家长，您有什么问题吗？”
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回来。我抬起头，发现刘建军正看着我。教室里其他家长也转过脸来，几十道目光落在我身上。
胖大姐用胳膊肘碰碰我：“叫你了。”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刘建军说“还有哪位家长有问题”时，我下意识举了手——完全是下意识的，脑子里还绕着二十年前的事，手自己就举起来了。
“我……”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手掌心全是汗。
刘建军温和地看着我：“您是王磊同学的妈妈吧？小磊最近表现不错，作文有进步。”
“谢谢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然后我深吸一口气，眼睛盯着他眉毛上那道疤，“刘老师，我想问……您眉毛上那道伤，是怎么弄的？”
问题出口，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有几个家长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疑惑——人家老师脸上有疤，你问这个干嘛？胖大姐在旁边轻轻“啧”了一声，大概觉得我问得不合适。
刘建军显然也愣了一下。他抬手摸了摸那道疤，动作很自然，但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太快了，我没抓住。
“小时候淘气，爬树摔的。”他说，语气平静，“很多年了。怎么，王磊妈妈对这个感兴趣？”
我站着，手撑着前面椅子的靠背。塑料椅背硬邦邦的，硌得手心发疼。
“就是……看着有点眼熟。”我说，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有个……亲戚，小时候也在同样位置受过伤。”
刘建军笑了，笑容很淡：“那挺巧的。小时候调皮，脸上留疤的不止我一个。”
“您是在哪儿摔的？”我又问，声音比刚才稳了些，“我意思是，您老家是哪儿的？说不定……”
“我本地的。”他说，“就这儿长大的。”
“一直在这儿？”
“对，从小学到大学，都没离开过本市。”他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还有其他家长要问问题吗？”
这是婉转的拒绝。我没再问下去，慢慢坐下。胖大姐凑过来，压低声音：“你怎么问人家那个？多不好。”
我没吭声，眼睛还盯着讲台。刘建军已经转向另一个举手的家长，回答关于课外阅读书单的问题。他说话时，那道疤随着眉毛的动作微微动着。
本地的。一直在这儿。
可我记得很清楚，二十年前那个叫小军的男孩，有外地口音。不是特别重，但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他说“我爸”，发音有点像“我叭”。
而且，如果他就是小军，为什么说自己是本地人？为什么不认？
不，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中国这么大，火车站那么多走丢的孩子，眼前这个班主任恰好就是其中一个？概率太小了。
可是那道疤……
家长会散了。家长们站起来，凳子腿刮地的声音响成一片。有人围着刘建军继续问问题，他耐心地回答着，手里拿着笔在纸上记着什么。
我随着人流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刘建军正和一个家长说话，侧着脸。从我这个角度，那道疤看得清清楚楚。
“妈！”
小磊从走廊那头跑过来，书包甩在背后一晃一晃的。他今年十三岁，个子蹿得快，都快到我肩膀了。
“开完啦？”他问，“老师说我啥了没？”
“说你作文有进步。”我摸摸他脑袋，“走，回家。”
“我爸晚上回来吃饭吗？”
“回来，说好了的。”
我们往校门口走。放学时间，校门口挤满了家长和学生。汽车、电动车、自行车堵成一团，喇叭声、说话声混在一起。阳光很好，照得人睁不开眼。
“妈，”小磊忽然说，“刘老师脸上那道疤，我们班同学都好奇是怎么弄的。但他从来不说。有一次大胖问他，他笑着说‘小时候不听话的代价’，就不往下说了。”
我心里动了动：“你们刘老师……人怎么样？”
“挺好啊，就是严。不过讲得好，我们班语文平均分年级第一呢。”小磊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妈，晚上吃啥？”
“你想吃啥？”
“糖醋排骨！”
“行，去买排骨。”
我们去了菜市场。下午四点多，菜市场正是热闹的时候。卖肉的摊子前围着几个人，摊主是个光头大叔，系着油腻腻的围裙，手里的砍刀“砰砰”地剁着骨头。
“来斤排骨。”我说。
“好嘞！”大叔麻利地挑了一扇，“这扇好，肉厚。怎么吃？”
“糖醋。”
“那得剁小块点。”大叔举起砍刀，手起刀落。
我看着那刀起刀落，忽然又想起那道疤。不是刀伤，刀伤不会那么细。像是……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划的。砖头？碎玻璃？
“妈，钱。”小磊碰碰我。
我回过神，赶紧扫码付钱。提着排骨往外走时，手机响了。是我老公王建国打来的。
“家长会开完了？”他在电话那头问，背景音有点吵，好像在工地。
“开完了。你几点回来？”
“六点半左右吧。今天怎么样？老师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特别的。小磊表现还行。”
“那就好。对了，我回来路上带只烤鸭？”
“行。”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塞回包里。手指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那盒金嗓子喉宝。早上出门时放的，忘了吃。
我剥了一颗含在嘴里，薄荷味冲上来，脑子清醒了点。
不能再想了。也许就是巧合。刘建军是本地人，从小在这儿长大，有正经工作，是儿子班主任。而那个小军，是二十年前火车站走丢的孩子，有外地口音，身上有旧伤，还说“我爸说不能随便找警察”。
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可那道疤……
“妈，走啊。”小磊在前面催。
“来了。”我跟上去。
回到家，快五点了。我系上围裙开始做饭。排骨焯水，炒糖色，加热水焖。锅里“咕嘟咕嘟”响着，蒸汽顶得锅盖轻轻跳动。我盯着那些翻滚的气泡，心思又飘远了。
那天晚上，小军在我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他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小板凳上，把我的旧T恤叠得整整齐齐的。
“阿姨早。”他小声说。
“早。睡得好吗？”
“好。”他顿了顿，“阿姨，我今天……能继续帮你干活吗？搬货，擦货架，我都会。我不要钱，管饭就行。”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带着恳求。
我说行。
就这样，他在我那小店里住了三天。白天帮我理货、擦货架、扫地。有客人来，他就安安静静坐在小板凳上。晚上睡凉席。我给他买了双新凉鞋，十五块钱，他非要写欠条，说以后一定还。
第三天晚上，我下决心要问清楚。
“小军，”我说，“你跟我说实话。你爸是做什么的？你们来这儿干嘛？为什么走散了？”
他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很久没说话。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开口了。
“我爸……他打人。”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喝醉了就打。我妈就是被他打跑的。这次他带我来城里，说找活儿干。但我听见他跟别人说，要……要把我送给一个人家，换钱。”
我后背一凉。
“我想跑，”他继续说，“那天在火车站，他说让我等着，他去买票。我知道他不是去买票，是去见那个人。我就跑了，在人群里乱钻，后来撞到行李车上，摔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点水光，但没哭，“阿姨，你能不能……别赶我走。我能干活，吃得也少。等我长大了，挣了钱，都还你。”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十八岁的我，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突然要面对这么个事儿。收留他？我自己都勉强糊口。送派出所？他说他爸不让找警察，万一是真的，送回去不是害他？
“这样，”我说，“你再住两天，我想想办法。”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能想什么办法。那几天我心神不宁，老板娘都看出来了：“小梅，你这几天咋了？魂不守舍的。”
我说没事，天热，睡不好。
第四天下午，出事了。
四
锅里“噗”地一声，汤汁溢出来了，浇在煤气灶上，“滋滋”响。我猛地回过神，赶紧关小火，揭开锅盖。蒸汽“呼”地扑到脸上，烫得我往后一缩。
糖醋排骨的香味飘出来。我拿筷子戳了戳，肉已经烂了。开大火收汁，汤汁渐渐浓稠，包裹着每一块排骨。我撒了把白芝麻，关火，装盘。
六点二十，王建国准时进门，手里提着烤鸭。
“真香啊。”他凑到厨房门口，“糖醋排骨？我闺女最爱吃。”
“洗手吃饭。”我说。
小磊从房间跑出来：“爸！今天家长会，老师表扬我了！”
“是吗？表扬啥了？”
“说我作文写得好！”
“可以啊小子，遗传你爸我了。我当年作文也老被当范文念。”
“得了吧你，”我把菜端上桌，“你当年作文不是抄的作文选吗？”
“那也得会抄啊，抄得恰到好处也是本事。”
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小磊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谁和谁吵架了，哪个老师又闹笑话了。王建国边吃边应着，偶尔点评两句。我低头扒饭，糖醋排骨吃到嘴里，却没尝出什么味道。
“你怎么了？”王建国问我，“不舒服？嗓子还哑？”
“没事，就是有点累。”
“家长会开太久了？现在学校也真是，动不动就开会，一开两三个钟头。”
“嗯。”
吃完饭，小磊回屋写作业。我和王建国收拾桌子。他在厨房洗碗，我擦灶台。水龙头“哗哗”响着，碗盘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
“建国，”我忽然说，“你记得我跟你提过，二十年前我在火车站超市打工那会儿，收留过一个孩子吗？”
他手里动作停了一下：“好像说过一嘴。怎么了突然提这个？”
“今天开家长会，看见小磊班主任，眉毛上也有道疤，跟那孩子位置一模一样。”
王建国转过头看我：“这么巧？你问了没？”
“问了，他说是小时候爬树摔的。还说他是本地人，一直在这儿长大的。”
“那不就对不上嘛。你那孩子不是外地的吗？”
“是外地的，有口音。”我继续擦灶台，用力有点大，抹布在瓷砖上发出“吱吱”声，“可那道疤真的太像了。而且我问他的时候，他表情……有点怪。”
“怎么怪？”
“说不清，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快把话题岔开了。”
王建国冲掉碗上的泡沫，一个个放进沥水架：“你想多了吧。都二十年了，那孩子现在也该二十八九了。你们班主任多大？”
“四十出头吧。”
“年龄也不对啊。二十年前那孩子七八岁，现在应该二十七八。你们班主任四十多，差着十好几岁呢。”
我愣了愣。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年龄。刘建军看起来四十出头，小军如果还在，今年二十八。对不上。
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可又好像没完全落地。有什么地方还是不对劲。
“再说了，”王建国擦擦手，转过身来，“就算真是同一个，人家现在过得好好的，当老师，有正经工作，你非要认出来干嘛？万一人家不想提当年的事呢？”
“我没想认，就是……”
“就是瞎琢磨。”他拍拍我肩膀，“行了，别想了。看电视去。”
我跟着他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电视里在播家庭伦理剧，婆媳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我看不进去，脑子里还是那道疤。
王建国说得对，年龄对不上。可万一刘建军长得显老呢？或者我记错了小军的年龄？毕竟二十年了，记忆会模糊。
但他说他是本地人……
我心里那个念头像野草，压下去，又冒出来。
第二天是周六。小磊去上辅导班，王建国加班。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把家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拖地的时候，拖把杆不小心碰到电视柜上的相框，“啪”一声掉地上。玻璃没碎，但相框摔开了，里面的照片滑出来。
是我和王建国的结婚照。二十年前照的，那时候真年轻。我拿起来看，照片里的我穿着红色套装，笑得见牙不见眼。王建国穿着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油亮。
看着看着，我目光就移到了背景上。照相馆的布景，假山假水。但角落里有面镜子，镜子里映出照相馆门口——那是一条熟悉的街。
城东火车站旁边的街。
我心跳忽然快了起来。把照片拿近仔细看。没错，就是那儿。那家照相馆在火车站斜对面，叫“幸福时光”。当时因为便宜，我们去那儿照的。照完相出来，我还去隔壁超市买了瓶水。就是那家“便民超市”，我打工的地方。
照片右下角有日期：2006年8月20日。
2006年。我脑子飞快地算。今年是2026年，二十年前是2006年。我遇到小军是2006年暑假，七月。这张照片是八月。时间对得上。
我拿着照片在沙发上坐下，脑子里乱糟糟的。如果刘建军是小军，他为什么说谎？为什么说自己是本地人？为什么说一直在本地长大？
除非……他不想让人知道那段过去。
可如果不想让人知道，见到我，认出我，为什么不躲着我？还当小磊的班主任，天天要面对我。
也许他真的没认出我。二十年了，我从十八岁变成三十八岁，变化太大。而且那时候我在超市打工，整天灰头土脸的，现在……
手机忽然响了，吓我一跳。是儿子班主任刘建军发来的微信。
“小磊妈妈您好，下周一学校有个家长志愿者活动，需要两位家长协助维持放学秩序。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
我看着那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半天没动。
最后我回复：“刘老师您好，我周一有时间。具体需要做什么？”
他很快回过来：“主要是放学时段在校门口协助疏导，防止学生拥挤。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可以的话，周一三点直接来我办公室。”
“好的。”
“谢谢您支持工作。”
对话结束了。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自动暗下去。
周一，下午两点五十，我到了学校。
这是家长会之后我第一次见刘建军。办公室在一楼，门开着。我敲了敲门，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改作业，闻声抬起头。
“小磊妈妈来了，请进。”他站起来，从墙角搬了把椅子，“坐。稍等一下，我把这几本改完。”
“您忙。”我在椅子上坐下，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脸上。
今天他戴了副细边眼镜，看作业时需要微微低头。那道疤在镜框上方，依然清晰。他改作业很专注，红笔在纸上划着，偶尔写下评语。办公室里还有两个老师在，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电脑前打字。日光灯“嗡嗡”响着。
大概五分钟后，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好了。”他把眼镜戴回去，转向我，“活动三点开始，还有几分钟，我跟您说一下具体要做的事。”
他讲了十分钟，主要是站在哪个位置，注意哪些情况，如果有家长不听指挥该找谁。我听着，点头，眼睛却总往他眉骨上瞟。
“大致就是这样。”他看看表，“差不多了，我们过去吧。”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上课时间，能听见某个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光斑。
“刘老师，”我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特别清晰，“您那伤……真是爬树摔的吗？”
他脚步顿了一下，没停，但步子明显慢了。
“是啊，怎么又问这个？”
“就是觉得，不太像爬树摔的。”我跟上他，和他并排走，“爬树摔下来，伤应该更……更不规则一些。您那道疤很整齐，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的。”
他转过头看我。走廊光线不太好，他眼镜片上反着光，看不清眼神。
“王磊妈妈对伤疤挺有研究？”他语气还是很平静，但比刚才硬了一点。
“我有个亲戚，以前是外科医生，听他讲过一些。”我瞎编，“他说不同原因造成的伤口，愈合后形状不一样。”
“是吗。”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那您这位亲戚有没有说，时间太久，有些事记不清了也是正常的？”
我们走到教学楼门口。外面阳光很好，操场上有个班上体育课，学生在跑步，脚步声“嗒嗒嗒”的，还有老师的吹哨声。
“刘老师，”我站住脚，“二十年前，2006年夏天，您在哪儿？”
他终于停下来了，转过身，面对着我。这次我看清了他的眼睛。很平静，但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王磊妈妈，”他说，“您到底想问什么？”
我的手在发抖，但强迫自己站着不动：“我想问，2006年七月，您是不是在城东火车站，走丢过？”
五
时间好像停了几秒。
操场上传来学生的喊叫声，远处有汽车鸣笛，但这些声音都变得很远，像隔着一层水。我就这么看着刘建军，看着他脸上每一丝表情的变化。
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眉头微微皱起，不是生气的样子，而是……困惑。深深的困惑。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他说，声音很稳，但语速比刚才快了一点，“2006年夏天，我应该在上大学。而且我从小在本地长大，没在火车站走丢过。”
“您确定吗？”我往前走了一步，“那时候您大概七八岁，眉毛上受了伤，在火车站旁边一家超市……”
“王磊妈妈。”他打断我，抬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我想您可能认错人了。我眉毛上的伤确实是小时候弄的，但不是在火车站，是在我姥姥家爬树摔的。而且我2006年已经十六岁了，不是七八岁。”
十六岁。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对啊，我怎么又忘了年龄。刘建军今年四十出头，2006年他应该是十六岁左右。而我记忆里的小军是七八岁。
“对不起，”我往后退了半步，脸上发烫，“我……我可能真的记错了。”
“没关系。”他表情缓和下来，甚至笑了笑，“可能我长得比较大众脸，容易认错。”
大众脸吗？其实不。刘建军长得挺有特点，瘦，五官分明，特别是那双眼睛，眼角微微下垂，看人时很专注。可我记忆里小军的脸已经模糊了，只记得他很瘦，眼睛很大，还有眉骨上那道伤。
“走吧，”刘建军说，“该上岗了。”
我们走到校门口。保安已经拉好了隔离带，家长陆陆续续开始聚集。刘建军给我一个红袖章，让我戴在左臂上。
“您就站这儿，”他指了个位置，“学生出来时，提醒他们别跑，有序通过。家长接孩子的，让他们在隔离带外等，别往里挤。”
“好。”
我戴上袖章，站到他指定的位置。三点十分，放学铃响了。教学楼里涌出学生，蓝白校服汇成一片海洋。吵嚷声、笑声、喊名字的声音瞬间充满整个空间。
“慢点走，别跑！”
“家长往后退一退，别堵在门口！”
刘建军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他手里拿着扩音器，但没用，就凭嗓子喊。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学生们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自觉放慢脚步。
我盯着他的侧脸看。他喊话时，那道疤随着眉毛的动作一动一动的。
不是他。年龄对不上，经历对不上。是我太敏感了，看到一个类似的疤，就胡思乱想。
可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万一呢？万一他改了年龄？万一他隐瞒了过去的经历？
不可能。改年龄容易，但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改不了。他说他一直在本地，小学、中学、大学都在这里读的。这种一查就能查到，没必要撒谎。
“小磊妈妈，您去那边看看，那几个家长往里挤了。”刘建军指着左边。
“哦，好。”
我走过去，劝那几个家长往后退。他们不太情愿，嘴里嘟囔着，但还是退了。我转身往回走时，瞥见刘建军在擦汗。他从口袋里掏出包纸巾，抽出一张，擦额角。动作很自然，但就在他抬手时，袖子往下滑了一点，露出手腕。
手腕上有一道疤。
不长，大概两三厘米，颜色很浅，不仔细看注意不到。在左手腕内侧，靠近脉搏的位置。
我脚步顿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