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家张小满：在大厂的系统“缝隙”中，做具体的人

张小满 　　陕西商洛人，现居深圳，非虚构写作者。曾任记者，先后供职于《深圳晚报》《新周刊》。后进入互联网行业，成为大厂员工。著有《我的母亲做保洁》《大厂小民》。

当工作占据了我们人生最黄金的年华，当我们在庞大的系统中投入情感、时间与身体，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段关系？在系统中是否只能做一个“零件”？我们该如何定义自身的价值？

日前，非虚构写作者张小满携新作《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做客方所广州店，与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方可成展开深度对谈。《大厂小民》是张小满继《我的母亲做保洁》后的又一部纪实作品。她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下自己在互联网大厂的四年，探讨个体在庞大系统中的生存、异化与自我坚守。

被裁员的瞬间：当“人”被物化为“东西”　　

张小满写大厂，始于一个本能反应。2023年夏天，领导喊她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她预感到自己要被裁员了。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被物质性。”张小满回忆道。“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东西一样被大厂否定掉、被扔出去。它赔我钱，那个钱可能够我在深圳花一年，但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轻飘飘地把这一页翻过去。”

这种“被物质性”不是抽象的概念。她的身体做出了更直接的反应：胃痉挛，痛到直不起腰。而当她得知要被裁的那一刻，“不争气地流了眼泪”。

“我当时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写作成为她理解这一切的路径。她读韩炳哲、读齐格蒙特·鲍曼，试图用理论为自己的困惑寻找坐标。她把自己也当作一个“社会现象”去解剖：“我没有把它当作一件很私人的事件去分析。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定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真正离开大厂后，她用半年时间写完初稿，完成对这段职场经历的回望与复盘。这种将个体经验问题化的意识，使《大厂小民》超越了一般的职场回忆录，成为一份关于当代工作伦理的社会观察。

作为中台部门员工，张小满拥有横向观察大厂的独特视角。她提到，大厂的中心与边缘并非固定，而是随业务、评价动态流动，即便程序员等核心岗位从业者，也普遍存在“小民”心态。在《大厂小民》中，张小满提出了一个敏锐的观察：在大厂，工资拿得越高的人，失重感往往越强。“他们拿很高的薪水，同时有比较强的道德负罪感，觉得自己的获得与创造的价值不对等。”她说。“他们越想做创造性的工作、真正能改变人的工作，就越痛苦。”

这种失重感，源于大厂对人的要求——永远进步。“大厂永远要求你进步，永远要求你证明新的成果。”张小满说。“但人不可能永远进步，而在那个体系里，它要求你永远回馈，因为‘它给得够多’。”正是这种诱惑力，让无数人被困在大厂里，既舍不得离开，又无法真正安心留下。“这种失重感，我在每一个大厂人身上都看到了。”

正如方可成在对话中指出，大厂之所以让人感到无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大”。大了，工作链条就变长了，你无法直接看到自己的劳动产生了什么即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厂在由小变大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意义系统的断裂。方可成分析道：“初创企业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创始人想改变世界。但一旦企业变大了，它的目的就变成了维持自己的运转。大厂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大厂可以继续存在。”　　

　　系统不是铁板一块：人的能动性在哪里？　　

然而，《大厂小民》并不是一部“控诉之书”。张小满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系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缝隙、有肌理的。

《大厂小民》分为三个部分：“工作”“水晶宫殿”和“系统”。如果说第一、三部分是对职场遭遇的直白叙述，那么第二部分则更像一场缓慢的凝视——凝视那座她工作了四年的“水晶宫殿”。

“我被裁员后有两个月缓冲期，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去细细观察那座光鲜的大楼。”张小满说。“以前每天像土拨鼠一样过着重复的生活，根本没有心思去注意光线的变化。”

她开始关注工位、群聊、散步路线，关注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我们作为人，具体的身体与空间发生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这种对身体性的关注，在书中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张力。一方面，大厂试图将人抽象化——花名、工号、流程节点；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始终在那里，会疲惫、会生病，会和这个空间里的植物、空气、阳光、水分发生联系。

在她看来，互联网大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缝隙与肌理。系统虽易将人工具化、模糊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连接、超越工作的深度交流，正是对抗异化的“缝隙”。书中记录的同事互助、领导为员工争取裁员缓冲、女性之间的彼此托举，都让冰冷的体系显现温度。“系统由人构成，人始终拥有能动性，不必完全顺从或被吞噬。”

《大厂小民》的出版，触发了众多职场人的深切共鸣，张小满也成了这些人的“树洞”。豆瓣上，一位刚踏入职场的读者“不合时宜者漫游”在书评区写下自己的真实感受：“要待在这些‘水晶宫殿’，你只能适应它，在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范围里尽可能让自己快乐和成长，学习系统里真正效率、真正聪明的部分，沉淀出适合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链条和专业知识，毕竟它提供的资源是丰厚的。”这些来自读者的声音，正是系统“缝隙”里，仍然顽强生长着的人的能动性与情感。

当大厂试图将人打磨成高效的工具时，张小满选择用文字拾回那些被系统忽略的人性。她认为，大厂推崇的高效理性、工具化协作，与文学所关注的人性幽微、情感联结形成鲜明对立，这也是她坚持以写作与深度内容项目作为精神出口的原因。

“写作是我的抵抗，也是我的飞地。”张小满说，在大厂期间，她写完了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她主导的内容创新项目连接高校学者与青年学生，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可读的非虚构内容，这些是她在系统中主动创造的意义。离开大厂后，写作更成为她确认自我、保持与社会连接的方式。

对谈最后，张小满寄语职场人：大厂虽塑造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也磨损着具体的生活。但没有人是螺丝钉，不必把自己拧得太紧。在无处不在的系统中，守住内在价值、建立人际连接、保留退出的勇气，才能成为不被裹挟的“具体的人”。

活动结束后，张小满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专访。

　　访谈

　　母职与职场：

　　在爱与责任中重新理解劳动　　

南都：撰写《大厂小民》时你正处于孕期，孩子出生后不久书便出版。成为母亲这件事，是否改变了你回望大厂经历的视角？母职经验与职场经验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未曾预料的对话或张力？

张小满：我认为“母职”本身就值得探讨。职场中的劳动可直接兑换为薪酬，而母亲承担的工作是无法量化为报酬的。尤其在东亚社会，母职常被“爱”这一抽象概念概括，母亲的许多付出也无法像大厂工作那般被替代、被拆解。比如我当下的母乳喂养，这份工作无人可以替代，我与孩子之间的深度联结也是职场中绝对不存在的。

母职与职场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会带来疲惫感与时间被侵占的感受。养育孩子后，我的阅读与写作时间大幅减少，个体空间被挤压。但这种侵占与职场入侵截然不同：职场的消耗常让人觉得毫无意义，而为人母亲即便疲惫，第二天依旧能满怀欣喜地面对孩子，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如今，很多家庭出于理性的经济计算，会让一般来说收入更高的丈夫外出工作，母亲留在家中成为最优解，这是最常见的结果。此时母亲们需要的不是一份坐班工作，而是能获取收入、维持社会连接的渠道与机构。当下“母职”既背负道德压力，又面临与社会脱节的危机。但这件事并非“给母亲发工资”就能解决。母职更多依靠爱、道德与责任驱动，家庭无法套用公司的制度体系。企业是商业社会运行百年的成熟组织，而母职无法用商业逻辑换算，否则家庭会直接崩溃。“母职困境”源自本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与风险，转移给了家庭与个体。因此最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建立配套的体系为家庭提供支持，让母亲保持与社会的连接，避免她们困在家庭中成为原子化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育儿本就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在大厂任职时，两位女领导都是二胎妈妈，她们的经历让我明白：所谓“女性平衡职场与家庭”的说法本就偏颇。虽然她们仍需更多操心孩子的学业、生活，但丈夫和家人的参与让她们实现了相对平衡。现在，我也正在我的家庭中努力实践一种更公平的、让身边亲密的人都参与进来的互助育儿方式。

南都：你曾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书写自己的母亲，如今自己也成为母亲，这种身份转换，是否让你重新理解了母亲那代人的工作与生活？

张小满：创作《我的母亲做保洁》时，我持有双重视角：一方面她是我的母亲，另一方面我以女性视角，将她视作一位在深圳独立工作的50多岁女性，重点观察她的保洁职业。如今母亲不再做保洁，我又多了一层视角——她是我女儿的外婆。

从前我是被母亲爱着的角色，如今我能以付出爱的视角看待她；从她与我女儿的相处中，我能回溯她当年养育我们的方式，对过往的关系有了更多反思。我也清晰看到她的衰老，不再单一地看待问题，而是从整体视角理解她的教育方式，多了一层理解与共情。

　　如何守住自我：

　　不被系统裹挟的生存法则　　

南都：你提出大厂“并不是铁板一块，系统也是有缝隙、有肌理的”。书中也记录了诸多“缝隙”时刻。这些时刻让你对系统有了哪些新的体会？

张小满：书中《水晶宫殿》章节里的散步片段，便是无数个“缝隙”时刻。工作间隙的散步，让我与同事建立起工作之外的连接，我们交流生活、旅行等私事，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这种连接无形中对抗了系统的异化。《工作》这一章里，我与江小渔参与的内容创新项目也是大厂的“缝隙”。这类项目仅诞生于大厂预算充足、环境宽松的时期，降本增效后便不复存在。这个项目让我联结青年作者与高校老师，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正是系统缝隙催生的产物。我与书中刘楠、许冲等人的相识，也都源于系统的缝隙。我们分属不同业务、岗位，本无交集，却因系统的空隙得以相遇。这让我明白，人与系统的关系并非只有顺从与应付，人也能从系统中获取所需。人与人之间超越工作的深度交流与碰撞，就是系统中最珍贵的缝隙。

南都：系统之下人与人只能建立浅层关系，唯有在“缝隙”中才能形成深刻联结。这是否就是你想表达的核心——在系统中做一个具体的人？

张小满：的确如此。在这些缝隙里，我们去除了彼此的工具属性。工作容易将人“工具化”，而在缝隙中，我们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交流，超越了工作的功利意义，回归人与人本身的连接。

系统也容易将人模糊化，“大厂人”便是一个抽象概念。但书中的江小渔是具体的，我始终愿意去了解身边同事的经历、故事，探寻他们成为如今模样的原因。大厂并非只有冰冷的规则，也存在这样的温度与缝隙，我们不必只将同事视作虚拟的玩家角色，而是可以看见具体的人。

南都：然而，系统无处不在——大厂考核、媒体创作、家庭母职、自由写作，我们始终身处各类隐形系统中。你认为在无处不在的系统里，守住自我、不被裹挟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张小满：人无法真正摆脱系统，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辞职离开职场，家庭与社会依旧是系统，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我的做法可以总结为几点：

第一，建立内在价值参照系。大厂有一套考核体系，但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真正认同的价值，不要轻易地去动摇它。这样当遇到有人评判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张，不会自我否定，不会将系统的评价等同于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第二，明确设置边界。工作对个人生活的入侵极强，我们要学会叫停。江小渔会将时间分配给阅读、旅行、布置小家等等。我觉得适度停下并不会带来毁灭性后果，人需要支撑才能在社会立足，工作不顺时，可通过旅行、阅读等方式建立缓冲，让生活有快有慢，不被系统完全吸附。同时要允许自己脆弱，不必时刻坚强，偶尔停下、宣泄情绪都是必要的。

第三，保留退出机制。不管是大厂、亲密关系还是家庭，你要相信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个体即便退出某一系统，都是能生存下去的。退出后要找到自己的天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不陷入失控。同时要牢记，人始终参与系统秩序的构建，即便看似渺小，也拥有自主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这是不可丧失的核心。

南都：你如何看待网络上“00后整顿职场”等调侃和背后的职场心态？这些表达是否折射出他们对更健康、更公平的职场环境的期待？

张小满：和其他企业相比，互联网大厂的年龄层相对集中，以25-35岁为主，年纪稍长者要么升至管理层，要么已离开大厂，因此“大厂人”普遍比较年轻。这些年轻“大厂人”有一些深层的精神困境。“在大厂”的痛苦具有现代性，社会常认为大厂人薪资优厚，无法与体力劳动者的辛劳相提并论，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困境不存在、不真实。而“00后整顿职场”本质是社交媒体过度夸大的虚假议题。职场是权力系统，“00后”作为新晋者，权力微弱，如今进大厂难度极高、要求更严苛，对服从性的需求也更高，所谓“整顿”几乎无法实现。网络塑造的“强势00后”形象，只是平台的流量行为，但社交话题不等于现实。年轻人无论进入大厂还是小厂，都是职场弱势群体，“整顿职场”的调侃背后是“00后”的失权，他们只能用自嘲消解困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被看见这份自嘲背后的无力，而不是只把他们当作又一个流量话题。　　

　　从阅读到创作：

　　写下无法言传的生命体验　　

南都：你在书里时常引用社科、文学类著作。你第一次被裁后的假期里，阅读了韩炳哲、鲍曼等人的作品，这些书给了你哪些启发？也请分享一下你平时的阅读趣味。

张小满：我的阅读始终与创作方向有关，会在某个时间段集中阅读同一个领域的书籍，从而加深我对该议题的系统化理解。撰写《大厂小民》时，我集中阅读与“工作”“现代公司组织”相关话题的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波伏瓦《岁月的力量》，《天才的编辑》等传记作品。这些书能让我以抽离视角分析职场困惑与社会现象，剥离个人情绪，以创作者的视角梳理经历，强化我的创作人格。

成为母亲后，我更多阅读跟女性有关的书籍，比如《像女孩那样丢球》《母乳主义》《分娩之痛》，聚焦女性身体与身份体验。我偏爱女性作家的小说，较少涉猎历史、政治类书籍。

这几天我在读迪迪埃·埃里蓬的新书《社会作为判决》，这本书延续了《回归故里》的视角，探讨阶级、身份、人生轨迹等议题，为我理解自身来路提供理论支撑，未来如果我写故乡，相信这本书会给我很多启发。

南都：你的下一部非虚构作品会聚焦故乡话题吗？

张小满：或许会，但更可能聚焦生育、养育体验，以及我与母亲、女儿之间的女性主义议题。当下我正处于身份转变的关键期，成为母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难以向未生育者言传，很容易落入传统叙事的窠臼。因此我希望诉诸文字，精准呈现这段复杂的经历，这是我当下最想完成的创作。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