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奇：穷究而极辨，体大而思深—评束景南新著《朱熹年谱长编》

宋元以降，朱熹年谱之作甚多，《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即收录朱熹年谱五十七种。其实，这五十多种年谱绝大部分只是根据朱熹的门人李方子所著的《紫阳年谱》略事增删与编辑而已。

《朱熹年谱长编》

朱熹年谱旧谱中较为出类者当推清人王懋竑所著的《朱子年谱》。此谱号称精赅，其钩稽群籍，考辨异同，颇多创获，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攻其短:“于学问特详，于政事颇略。”则是书体例未纯，远未足以勾勒朱熹完整的一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束景南教授历时近20年完成的105万言之新著《朱熹年谱长编》，则破一切旧谱之藩篱，其材料之富、考辨之精、体制之宏，信乎其为皇皇巨作，开辟朱子学研究之新境界。识者谓：“此书一出，李、洪、王诸谱可以束诸高阁。此书，可以断言，是可传世。”（任继愈先生语）

束景南教授系当代朱熹研究之巨擘，其所撰83万字之《朱子大传》与62万字之《朱熹佚文辑考》，饮誉学林。其中，《朱子大传》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与第七届中国图书奖。此谱与上述著作构成其朱熹研究之三部曲。

《朱子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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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王懋竑在朱熹年谱编撰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很深。然诚如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谱长编》的《叙》中所指出的那样:“是谱之最大瘤疾，乃只在前人旧谱中翻新，但取李本、洪本诸年谱相互参考，订补舛漏，辨证旧误而已，实非自作新谱。”

《朱熹年谱长编》的写作方式与此完全不同。束景南教授所做的是一切古人皆未做的——第一次从全面收集、考辨原始文献入手，即真正从源头上、从浩繁可信的原始文献中全面清理朱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史实，逻辑演绎朱熹思想嬗变的历史真貌，从而凸现一个真的“活”的朱熹。

为写作本书，束景南教授进行了长达十九年极为艰苦的资料收集与考证工作，举凡与朱熹相关之金石、方志、正史、杂史、政书、谱录、诗文、经注、道藏佛经、诏令奏议，无不摭拾殆尽，几可谓竭泽而渔。

作者查阅过的古籍在3000种以上，而本书实际征引的文献据不完全统计，亦当在1500种以上。这是王懋竑等旧谱作者写作朱熹年谱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正由于作者对有关朱熹的原始历史文献下过不遗余力、鼓其剩勇猛追穷寇般的硬功夫，同时沉潜其中，从容含玩，严加考辨，因此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误说，填补了许多朱子学研究方面的空白。

《朱子年谱》

即以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而论，有关朱熹二岁、三岁、七岁、十二岁、十三岁、二十三岁时之生活与思想情状就了无片字记述，而本谱则均有较为详细的叙写。

例如，本谱考出朱熹十二岁时在建安环溪精舍受教，开始其“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励志儒家圣贤之学。二十三岁时朱熹曾访道谦，亦曾致书道谦问禅，道谦有答书；道谦卒，朱熹有文往祭之。这在先前所有的朱熹年谱中都无记载。

又，一般认为朱熹从未见过宗杲，朱熹少时只以书信的形式向其问禅，作者却令人信服地考出朱熹实见过宗杲。

从前都认为朱熹的禅学源自刘子翚，几不知有道谦其人，作者却把朱熹与道谦的关系如前所陈考得颇为清晰。

如宗杲、道谦都是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人，作者将朱憙与他们的关系考清楚了，则对整个朱子思想研究的推进无疑是巨大的。

像这样破旧谱之误、填补朱子学研究方面之空白者在本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宁惟是。作者除了对有关朱熹的原始文献资料黾勉“穷究”外，其考辨亦往往穷源溯流、穷原竟委，从而使所探讨的问题水落石出、脉络分明，最终得出的结论坚如磐石，无可动摇。作者有关道谦与严蕊史实的考辨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

束景南教授

有关朱熹与道谦关系的考辨，我们前面已有简单的勾勒。但作者对道谦的考辨决不满足于此，专门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道谦考》附在正文中，深入地探讨有关道谦的生平大略、朱熹与道谦交游的概貌，从而在更广大的程度上揭开了朱熹学禅师自道谦的千古之谜。这无疑是朱子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发现。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写作《朱子大传》时已发现了朱熹与道谦关系的问题，但真正写成考辨更清晰、结论更坚实的《道谦考》却是在《朱熹年谱长编》出版之际，此与《朱子大传》之问世其间殆有十年之隔。

这说明作者在这十年中对此问题一直不断探索、研究，另也说明作者对学术研究决不是那种满足于一点发现就浅尝辄止、沾沾自喜之辈，而是勇猛精进、力争全胜的人。

有关严蕊史实的考辨亦复如是。

作者在其《朱子大传》中已考定所谓朱熹挟私仇拷打无辜妓女严蕊之类之为不实；在《朱熹年谱长编》中，作者于此事之原委与实际作更深人、详细的考究。

如关于此事之产生与误传，《朱子大传》正文及注只举到洪迈的《夷坚志庚》、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朱熹年谱长编》则除此之外更举到吴子良《林下偶谈》、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及《金华征献略》、《吹剑录》，则关于此事的诸种误说显然记载得更加完备。

《朱熹佚诗佚文全考》

而其考证亦更加细密，其驳谬的主要论据除《朱子大传》论及的朱熹劾唐仲友六大状与《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辞免进职状二》之外，还谈及陈亮与唐仲友之关系，因为小说笔记有陈亮进谗、朱熹劾唐之谬种流传。

本谱依次征引陈亮《何茂宏墓志铭》、《宋元学案》卷六十、张仲楠《补宋潜溪唐仲友补传》、陈亮《癸卯秋书》、朱熹《答陈同甫》书等文献证实上述谬种流传之为荒诞不经。其证据确凿，论证严密，实解决一千古疑案。

本来此事于朱熹之理学思想不发生本质的关系，但于朱熹之品格实有不同凡响之影响，若不严加考辨，得其真相，则数百年之后，人格光明俊洁如朱熹者犹蒙不白之冤，岂非朱熹研究史上一大憾事。

他如有关朱森生卒年的考证，有关朱松生平事迹的勾勒，有关《知言疑义》的成书，有关《诗集传》的编纂，有关《周易本义》的写定，有关《四书集注》的修订等等，作者罔不探其本末，穷其原始，辨其真伪，解决诸多重大学术悬案，为朱子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朱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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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传记，即是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叙写我们民族的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事实上又是历史的传记。因此，当我们在为一个历史人物编写年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编写我们民族的一段历史。

中国虽然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习惯于作“善”的道德评价，而罕及“真”的历史评价。许多卓特奇伟的历史人物便“活”在人们“善”的误释之中。

读历史的人很多，但真正有史识的人却难得。历史，本来或许像一幅视野宏阔、重彩泼墨的国画，因为读法不对，却成了聊聊几笔、清瘦简约的漫画；历史，本来当然更像一部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史书，因为读法不对，却成了一部理不清头绪的长篇小说。

回到“真”的历史中去，我们惟有用史家的卓识才能把握此种历史之“真”，此种历史人物之“真”。真，可以说是《朱熹年谱长编》之编撰所遵循的根本原则。

束景南教授致作者信札

在本年谱中，作者对“真”或者说历史之“真”与历史人物之“真”的深人把握，除了体现在我们前面所说对有关朱熹的史实与误说的穷究而极辨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作者按时间顺序系统地清理此种史实的失真与误说的荒谬，或发掘、勾稽新的史实，从而凸现了作者对朱熹一生把握的完整性这方面。

因为这一点，作者对一个个问题寻根究底作深入的考辨，决不是在炫耀其考证功夫的不同凡响，实际上是通过对一个个史实或误说的纠正，客观地展示了朱熹思想演进的轨迹。

显然，对每一个问题的考证，从这一问题本身来说，似乎只是对史实的一次纠错，可将它们按时间顺序系统地排列在一起时，在朱熹那里，它们就显示出思想史上特殊含义。这仿佛是沙漠中断断续续出现几处溪流而掩盖了在它们下面奔涌着的浩荡的地下河一般。

因此，在本谱中，作者做了一件是王懋竑等旧谱作者从未做的事，那就是将朱熹一生行事与其诗文著作系年相结合，同时当然着意纠正其中的伪说，考出朱熹许多重要著作如《周易本义》、《皇极辩》、《释氏论》等的具体写作时间。

《朱熹：“性”的救赎之路》

于是，这条思想史的地下河便汩汩滔滔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岂不是对历史之“真”与历史人物之“真”的真切把握？

另一方面，年谱当然断非只是岁月之排列，材料之收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有关朱熹史实勾勒的全面，则对了解一个“真’的朱熹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年谱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所传非徒谱主之事，所贵者是传谱主之心。所谓传心，乃是心的逻辑演进，即心史。

其实，史实的勾稽、考辨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规范那思想史地下河的大貌，而真正揭示它内在的秘密——如它从何处来，向何处流去，为何有时湍急，有时潺缓等等，则有待作者从史家的高度对朱熹的心灵作深入的开掘。

作者在本书的《跋》中写道:“年谱者，心史也，非为一人谱叙行事之家传也，而实为一代学术文化系年也。”惟是之故，勾稽谱主心史、系年一代学术文化亦为本谱重要之编撰原则，而究其实质，则是对“真”这一大原则的深入深开掘与具体化。

《朱熹年谱长编》逻辑地演绎了朱憙一生心态嬗变的历史，稽考出了朱熹之成为朱熹的独特的心路历程。

《朱子全书》

从朱熹早年的师事武夷三先生、出入佛老到儒家心态的迷失与复归，从从学李侗到校正二程遗作，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从中和新说的诞生到四书学体系的形成，从义利王霸之辨到朱陆太极论战，从戊申封事到庆元党禁，总之从朱熹的早年到中年再到晚年，直到最后其以伦理理性为本位的人本主义理学体系的建立，作者皆作了极为细密而又可信的稽考与勾勒。

因此，《朱熹年谱长编》毋宁说就是朱熹心态演变的历史。朱熹的心路历程昭示他是和他的那一个时代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隐居与出仕，他的痛苦与欢乐，他对时世的迷惘、困惑与对真理的执著探求，他对国是与民瘼的倾心关注，事实上浓缩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的一段苦涩与艰难。

如此谱叙，作者虽对朱憙不作任何道德上“善”的评价，有关朱熹历史之“真”却早已凸现在具体的史实的叙写之中了：朱熹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却不失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文化伟人与有着深广人文关怀并果敢行动的思想家。

束景南教授致作者信札

就系年一代学术文化而言，因为朱熹是他那个时代我们民族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的最后铸成，实际上乃是由于整合了他那个时代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的缘故，并且，朱熹的思想与人格并不是在自我封闭式的读书治经生涯中独自完成的，而是在继承传统并不断反思、且与三教九流各方面的人物的友好交往或相互争辩中逐渐完成、逐渐成熟的。

因此，谱叙朱熹的学术与仕历，必然谱叙与朱熹相关的各类学术人物、政治人物等的学术风貌、思想风貌，这在客观上便记下了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历史。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谈武夷三先生，不谈宗杲、道谦，不谈李侗、陈亮、陆九渊，不谈永康学、永嘉学、婺学、陆学、湖湘学派，或者不谈宋学与汉学，能将朱熹的学术思想阐释清楚。谱叙朱熹心灵嬗变的历史，实际上也谱写出了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历史。

正由于作者在整体上对编写朱熹年谱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入思考，尽管本书部头很大，却显得重点突出、详略适中、体例精纯；看似洋洋一百余万言，实皆出于作者深入思考后的精心选择。

获奖证书

《朱熹年谱长编》决不只是一本系年朱熹生平事迹的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本综合性的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它既为朱熹写心，也为一个时代写心。它不妨说是一本出色的传记：既是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也是一个时代历史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