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下如何寻找全球治理锚点？这场论坛探讨答案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前沿技术的飞速突破也带来了全球产业链、大国竞争格局与国际治理秩序的重构。如何应对新旧秩序转换中的全球治理难题，如何面对创新发展下的高度不确定性？

4月24日，由复旦大学与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海论坛2026”年会在上海世界会客厅拉开序幕。本次论坛以“重构的时代：创新与共治”为主题，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治理、绿色转型等话题。

以“共治”促进全球共识

当今世界正步入一个新旧秩序转换的十字路口，新技术的浪潮带来发展的希望，同时迎来全球治理的挑战。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深刻的全球重构时代：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加剧，信任不断侵蚀，气候变化也在加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带来希望，但也带来了深刻的不确定性。”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在主旨演讲中直言。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创新的锚点？潘基文在演讲中指出四个方向：一是承担共同责任，二是开放的多边主义，三是数字时代下的相互信任，四是成为“全球公民”。“没有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重大挑战，我们要在全球层面携起手来。”潘基文表示。

潘基文强调，开放的多边主义是对话与合作的框架。此外，数字时代需要审慎的治理框架，否则人工智能可能加剧不平等与分裂，要“让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成为桥梁，而非屏障”。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利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则从历史维度审视，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向未来新秩序过渡中的挑战，并指出构建新体系势在必行，但过程不会轻松或迅速。仅凭理论或意识形态预测未来结局毫无意义，必须同等关注转型的“过程”与“方式”问题——包括谁来组织引导、哪些机构需保留或改革、优先目标如何确立等。

“真正的出路在于从历史中学习、明确优先目标、设计可行路径，并重视制度过渡的过程管理。”冯稼时指出。他呼吁青年一代积极参与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再构建”，以务实行动将愿景转化为现实。

用“创新”赋能实体产业发展

随着各类AI软件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高精尖”实验室中的技术话题，而是实实在在地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变革空间无限，创新的力量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加剧技术鸿沟，而应成为实体产业和科学进步的基石。

从人工智能行业本身来看，稀宇科技（MiniMax）副总裁、资本市场负责人薛子钊指出，人工智能行业的准入门槛不是简单地看资金和算力，持续创新能力和迭代速度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

“正是这种创新能力，推动着模型能力每3到6个月上一个台阶，不断打开全新的市场空间。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模型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尤其在编程、智能体和多模态任务上表现突出。同时，中国企业的开源模型策略也受到全球众多国家和企业的欢迎。”薛子钊说。

在科学领域的应用方面，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所长、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比约恩·史蒂文斯（Bjorn Stevens）将AI技术比作解开气候变化研究难题中的“阿拉丁神灯”。

“当前，技术能力已基本具备：既有持续改进的基于物理机制的模型，也能通过人工智能与其数据进行高效交互。”史蒂文斯进一步指出，“而要真正释放这一能力的潜力，还需要几项关键支持：接入每秒百亿亿次（EFLOPS）级别的计算资源，建立训练数据及其表示形式的标准，加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辩证互动，并持续推进地球系统监测能力的完善。”

具体到实体产业，复旦大学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前常务董事徐文伟认为，人工智能将从单体能力走向多智能体组织级协同。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将更多来自环境交互，从“知识复现”走向“行动智能”。在产业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将成为新型基础能力的一部分，不仅改变应用层，更改变科研和工程创新的方法论。

针对人工智能治理，他强调采用分层分级、技术先行、敏捷治理的策略。当前治理面临监管滞后与碎片化两大难题，需借鉴通信行业全球统一标准的经验，推动国际标准与各国监管框架有效衔接。企业应将治理嵌入研发、部署与运营全生命周期，借助可解释性工具、数字水印等手段，确保治理可执行、可验证、可追溯。

“人工智能不应沦为竞争与博弈的工具，而应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基石。要弥合数字鸿沟，坚守科技向善，构建安全、可信、包容、普惠的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教育、医疗、环保、减贫等人类共同事业。”徐文伟最后指出。

“共治”是全球各国应对不确定性现实下的必由之路，“创新”也需嵌入实体产业、匹配有效治理，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力。当旧有秩序面临解构、新动能尚在酝酿，“创新与共治”或许正是“重构的时代”最需要凝聚的精神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