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我党早期骨干之一，1933年叛变，新中国成立后当教师

1927年冬夜，珠江边雾气弥漫，汽笛声此起彼伏，一位瘦高青年踩着碎石急匆匆穿过沙面，他叫黄平，手里攥着写给中央的最新交通密码。

这时的黄平才26岁，身上却背着比同龄人沉重得多的行囊。1901年他出生于湖北汉口，祖籍广东潮阳。父亲靠在码头给洋行打杂糊口，母亲摆摊卖粽子，家境清寒却重视读书。黄平自小聪慧，背诵《古文观止》不在话下，14岁已能用英文朗读《泰晤士报》。

1919年“五四”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译本在汉口的租界里流传。黄平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时曾在笔记上写下十个大字：“铁屋已然，须破壁而出。”同年冬，他拿到留俄公费名额，踏上北上的中东铁路。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他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也第一次见到来自湖南的毛泽东信件摘抄。课堂之外，他常去红场旁的小书店翻阅俄文报纸；有一次他对同学感叹：“再不变，中国要完。”那一年是1922年，他正式递交入党申请。

1924年回国后，黄平被调入中央机关从事机要，1926年参与筹建国民革命军东征后方交通网。翌年“四一二”政变血雨腥风，他被转派广东白区，负责秘密运输印刷设备与干部疏散。

白区地下工作凶险异常，任何一次暗号出错都可能粉身碎骨。1932年12月17日，因一名线人叛变，黄平在广州西村被捕。审讯室灯泡昏黄，特务扬起皮鞭，“把名单交出来，你还能活。”寂静里，只听见手铐轻响。

皮肉之苦折磨了二十昼夜，1933年元月，黄平签下悔过书，供出了几处交通站。随后，十余名同志陆续被捕，其中三人就义于越秀山。消息传到中央，周恩来写下一行批注：“痛惜。”

国民党并未立即枪决黄平，出于招降示范，允许他“自谋生路”。离开监狱后，他乘船到上海，以翻译俄文小说谋生，居住在静安寺旁一条弄堂。邻居只知道他性情寡言，谁也不晓得他曾是“红党大官”。

时间推到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城。那天清晨，黄平站在弄堂口，看着枪刺在阳光下闪亮，耳边是《东方红》的片段，他喃喃一句：“风向真变了。”晚上，他写下八千余字自首书，次日送往上海市委：“生死听凭组织。”

审查持续半年。档案显示，黄平早年功绩确有记载；叛变原因列为“受刑不屈致思想崩溃”，未领取国民党薪给。1950年底，组织决定：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留作社会劳动，“可担任普通教育工作”。

1951年春，他被分配到徐汇一所中学教俄语，月薪七十元。课堂上，他引用普希金诗句解释重音，学生觉得这位老师学问深，却从不谈往事。校内集体学习《毛泽东选集》时，他默默坐在最后一排，偶尔抬手擦额头。

有意思的是，1957年学校组织参观淞沪抗战遗址，他面对纪念碑站立良久，最后只说一句：“很多人没等到今天。”同事事后回忆，那天他眼圈红得厉害。

1966年运动开始，他因“历史叛徒”身份再度被批斗，下放农场一年。回沪后仍回到讲台，学生换了几茬，讲义纸变黄，他的口音却依旧。

1981年秋，黄平因脑溢血病逝于上海，终年80岁。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单，只有三名昔日同窗赶来，送上一束白菊。档案馆里，他的卷宗被贴上标签：早期骨干——1933年叛变——1950年处理。

档案最后一页是一张发黄的照片：1925年广州东园合影，黄平站在后排左二，神情坚毅。旁边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道：“愿后来者记得艰难，也记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