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到朝鲜打工调戏了个当地姑娘，结果就被姑娘当场抓起来

第一章 过江

丹东的冬天冷到骨头缝里。

我站在鸭绿江边，看对岸新义州灰蒙蒙建筑群。江风像刀子割脸，我把棉袄领子往上拽拽，还是冷。堂哥李卫国站我旁边抽烟，火星子在风里明灭，他眯眼看对岸，眼神复杂。

“建军，哥这回过去，至少三年不能回来。”他弹掉烟灰，声音平淡。

我没接话。堂哥今年三十二，在老家混不下去。先是开饭店赔钱，后跑运输翻车，欠一屁股债。媳妇带闺女跑了，债主天天堵门。这回去朝鲜打工，算是走投无路。

“那边真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忍不住问。

堂哥笑一声，“好？不好。但是给钱。一年一万五，管吃住，三年下来四万多，回来把债清一半。”

一万五一年，在国内不算什么。但在朝鲜，据说已经是高工资。堂哥经人介绍，去新义州一家中朝合资食品厂当技术工。他有厨师底子，会做点心，那边缺人手。

“听说朝鲜那边管得严。”我试探说。

堂哥把烟头扔地上踩灭，“严就严，我老实干活赚钱，关我什么事。”

江面结一层薄冰，灰色水流从冰缝间挤过去。对岸有哨兵站岗，绿色军大衣，看不清脸。我盯着那边望一阵，总觉得那个方向透出一股沉闷气压，像大夏天暴风雨来临前那种憋闷。

“回去吧，别送。”堂哥拍拍我肩膀，转身往海关方向走。

他背一个旧帆布包，黑色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响。我看着堂哥背影消失在关口玻璃门后，心里突然跳一下。说不清什么感觉，像什么东西突然断掉。

堂哥这一去，确实三年没回来。但不是因为合同，而是别的原因。

一个月后，堂哥从新义州打个电话回来。声音听着还行，说厂里伙食不错，宿舍四个人一间，朝鲜工友还算客气。我问习惯不习惯，他笑说有什么不习惯，饭有得吃觉有得睡就行。

又过两个月，堂哥电话变少。偶尔打来，说话简短，像不方便。我以为信号不好，没多想。

直到那年开春，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电话。接通后是个男人声音，东北口音，说姓赵，跟堂哥一起在朝鲜干活。老赵声音压很低，像怕人听见。

“建军，你哥出事了。”

我头皮一紧，“什么事？”

“他……唉，我跟你直说。你哥上个月在厂里认识个当地姑娘，在食堂帮忙的。你哥不老实，跟人家瞎撩，结果姑娘翻脸，直接把他举报到保卫科。”

我脑子嗡一下。在朝鲜，这种事可大可小。往小说是作风问题，往大了说……

“现在什么情况？”我问。

老赵停顿几秒，“你哥被抓走十天，厂里不让打听。我偷偷托人问，说关在新义州那边看守所，具体怎么处理还不知道。”

我握电话手指发白。堂哥这人我了解，嘴贫，爱开玩笑，见到姑娘就走不动路。在老家就这样，没想到跑到朝鲜还不收敛。

“那姑娘什么来头？”我问。

老赵声音更低，“听说她爹不简单，好像是当地什么部门干部。具体我没敢细问，这边水太深。”

电话那头传来脚步声，老赵匆忙说“先这样，回头联系”，直接挂断。

我放下电话，后背一层冷汗。站在窗前抽两根烟，脑子乱成一团。堂哥再混账也是我哥，不能不管。可怎么管？那是朝鲜，不是国内，找关系都找不着门路。

第二天我跑到丹东，找到介绍堂哥去打工那个中介。中介姓刘，四十多岁，胖脸小眼睛，说话跟抹油似的滑。

“李卫国？我知道。出这事我管不了。”刘胖子摆手，一脸不耐烦。

“您帮忙想想办法，该花钱花钱。”我递根烟过去。

刘胖子没接，“老弟，跟你说实话。那地方我插不上手，朝鲜有朝鲜规矩。你哥调戏人家姑娘，按照当地法律，够判几年。”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到底多严重。”

刘胖子看我一眼，像看个傻子，“这么说吧，那边男女作风问题抓很严。你哥不光调戏，据说还动手动脚。姑娘爹又是干部，你琢磨琢磨。”

我脸色发白。刘胖子叹口气，“要真想管，去新义州找中国商会的人，他们跟当地能说上话。不过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那边不像国内，花多少钱不一定好使。”

我记下商会地址，回旅馆收拾东西准备过境。临出门前给堂哥手机发条短信：哥，我去找你。

发完看窗外丹东夜景，灯火通明。对岸新义州漆黑一片，像睡着一样。我握紧手机，心脏砰砰跳，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第二章 过境

过境手续比我想象麻烦。

持旅游签证最多待五天，我加急办商务签证，花两千多才下来。等签证那几天，我天天在丹东街头转悠，看那些做中朝贸易的商人怎么跟朝鲜人打交道。

丹东有个二手手机市场，不少朝鲜人在那边收货。我认识个小伙子叫金哲，会中文，在丹东留过学。我请他吃饭，拐弯抹角打听新义州那边情况。

金哲话不多，低头扒饭。我问到看守所的事，他抬眼扫我一下，筷子停顿半秒。

“你朋友犯什么事？”

“没大事，就是跟姑娘开玩笑过头。”我尽量说得轻松。

金哲摇头，“朝鲜不行。你们中国开玩笑可以，我们这边不行。尤其干部家庭，更不行。”

我追问那姑娘情况，金哲不肯多说，只提醒我一句话：到那边说话小心，别乱打听。

拿到签证第二天，我坐火车过鸭绿江。火车慢，铁轨两边是铁丝网和农田。三月底天气回暖，地里有人弯腰干活，穿灰扑扑衣服，看不清男女。

新义州火车站比丹东破旧得多。水泥地面坑洼，候车室灯光昏暗，墙上挂领导人画像。我拎包出站，外面空气弥漫煤烟味，混着泥土腥气。

站前广场有不少朝鲜男人蹲着抽烟，穿深蓝色棉袄或灰色军便装，看我的眼神像看外星人。我叫一辆出租车，司机不会中文，我把商会地址写在纸上递过去。他看半天，点头，开车。

商会办公室在一栋灰色楼房里，三层，外墙皮脱落大片。我上楼敲门，开门的男人五十出头，戴眼镜，穿夹克，姓孙，是商会负责人。

孙会长听我说完情况，摘下眼镜擦镜片，半天没说话。

“卫国这人我见过，老实巴交，不像会闯祸的样子。”他慢悠悠说。

“他确实老实，就是嘴欠。”我纠正一句，“这回肯定不是恶意，您帮帮忙。”

孙会长重新戴好眼镜，“我帮你问问，但别抱希望。那姑娘姓崔，父亲崔正浩是新义州轻工业部一个处长，位置不算高，但在地方有实权。你哥这事，人家要往严重办，我们没法硬拦。”

“能见见我哥吗？”

“现在不行。等消息。”

我在新义州住进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叫“友谊旅社”。老板老陈也是丹东人，在这边开旅馆七八年，对当地门清。老陈五十多岁，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

住下来头两天，我按兵不动，白天在旅馆待着，晚上跟老陈聊天。老陈告诉我不少事。

“你哥那事，我听说了。”老陈给我倒杯茶，“那姑娘叫崔英姬，二十二岁，在食品厂食堂当服务员。她爹崔正浩管轻工业这块，食品厂归他管。”

“我哥到底干什么了？”

老陈看我一眼，“你真想听？”

“真想。”

“你哥在厂里看见人家姑娘，上去搭话。头几次倒没什么，后来买零食送人家，还趁没人摸人家手。”老陈顿了顿，“最后那回更过分，在食堂仓库把人堵住，动手动脚。姑娘喊人，你哥还不松手，结果被保卫科当场抓住。”

我脸上发烫。堂哥干这种事，我想替他辩解都张不开嘴。

“那姑娘什么态度？”我问。

“态度很强硬，要求依法处理。”老陈压低声音，“我听说她家家教很严，崔正浩对这个女儿管束很紧。姑娘受过教育，在新义州师范读过书，不是那种乡下丫头。”

我喝完茶，心里沉甸甸。

第三天，孙会长托人传话来，说可以安排我见堂哥一面，时间四十分钟，地点在看守所接待室。我提前准备好两条烟、两瓶白酒，用塑料袋包好，揣在怀里。

看守所在新义州城北，灰色高墙，铁丝网绕三道。门口站岗士兵背步枪，面无表情。孙会长陪同我进去，跟里面工作人员用朝鲜语交流一阵，递过去一个信封。工作人员收下信封，示意我跟他走。

接待室不大，一张长桌，两把椅子，墙上挂领袖像。日光灯管有一根不亮，另一根滋滋响，光线灰白。我等不到五分钟，铁门响，堂哥被带进来。

看见堂哥那一刻，我差点没认出来。

三个月前过江时，堂哥一百六十斤，圆脸，肚子鼓鼓。现在瘦一大圈，颧骨高耸，眼窝凹陷，嘴唇干裂起皮。他穿一件灰色囚服，袖口磨出毛边，走路有点跛。

“建军。”堂哥看见我，眼眶一下红了。

我站起来，“哥。”

堂哥坐下，手铐碰桌面哐当响。我想握他手，旁边看守瞪一眼，我把手缩回去。

“你怎么样？”我问。

“还行，吃得饱。”堂哥声音沙哑，像嗓子卡什么东西，“就是腿有点毛病，蹲太久。”

“他们打你了？”

堂哥没回答，低下头。沉默几秒，再抬头时眼睛湿漉漉。

“建军，哥对不起你，大老远跑过来。”

“别说这些。”我深吸一口气，“到底怎么回事？”

堂哥交代的事情经过跟老陈说差不多。他承认自己嘴贱，看见人家姑娘好看就凑上去，买零食套近乎，后来胆子变大，摸人家手。最后一次在仓库，他从背后抱住崔英姬，想亲人家，姑娘挣扎叫喊，保卫科人冲进来。

“我昏头，真是昏头。”堂哥捶自己脑袋，“没想到她反应那么大。”

“你以为在国内？”我压着火气，“这是朝鲜，人家爹还是干部。”

堂哥不说话了，眼泪掉下来，砸在桌面。

“现在什么结果？”我问。

“判三年。”堂哥声音很轻，“他们说适用朝鲜刑法第XX条，强制骚扰罪，加上我外国人身份，从严处理。”

三年。我心里一沉。来之前我查过朝鲜相关法律，这种罪名通常判一到两年，外国人再加一到两年。三年算是顶格判。

“能上诉吗？”

堂哥摇头，“孙会长帮我请律师，律师说希望不大。被害人家属态度强硬，要求严惩。”

“那姑娘……崔英姬，她现在什么态度？”

堂哥突然抬头，用一种奇怪表情看我。

“她来过一次。”堂哥说，“不是我见她，是检察官让我写认罪书那天，她作为被害人到场。”

“她说什么？”

“她没说话。”堂哥回忆那天场景，“但她看我那个眼神，我忘不掉。不是恨，更像……失望。好像我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不只是动手动脚。”

我皱眉。这话什么意思？堂哥也说不清楚。

看守催促时间到。我站起来，把带来的烟酒递过去，看守检查后收下。堂哥被带走前回头看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我看口型，像是“救我”。

走出看守所，阳光刺眼。我眯眼睛站路边，脑子里转堂哥最后那句话。失望？为什么失望？一个陌生男人调戏她，她不该恨吗？

夜里躺旅馆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外面新义州夜晚很黑，几乎没有路灯，偶尔远处有卡车驶过声音。我盯着天花板，想下一步怎么办。

三年，堂哥身体撑不撑得住？家里债主等不等得起？还有他妈，我大娘，心脏不好，要是知道儿子在朝鲜坐牢，非出事不可。

天亮时我打定主意：先不告诉家里，想办法减刑或保外就医。第一步，找到崔英姬，跟她谈谈。她要是肯写谅解书，一切好说。

我知道这事不容易。一个朝鲜姑娘，被中国男人调戏，现在对方家属找上门求情，换谁都不可能轻易松口。但没有别的路。

我跟老陈打听崔英姬情况。老陈说她在食品厂已经不上班，据说在家待着。她家住在城南一个干部小区，具体哪栋楼不清楚。

“我劝你别去找她。”老陈认真提醒，“那边干部区有保卫，外人进去会被查。你一个中国人，语言不通，找上门更麻烦。”

“那怎么办？”

老陈想了想，“我认识一个朝鲜大姐，姓朴，以前给崔家做过保姆。你可以通过她牵线，但得花钱。”

我二话没说掏两千块钱。老陈办事效率快，第二天下午告诉我，朴大姐答应帮忙传话，但崔英姬见不见我，不打包票。

等待那两天，我几乎没合眼。满脑子都是堂哥那双眼睛，灰色囚服，走路跛脚。还有崔英姬那个“失望”的眼神，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傍晚，朴大姐来旅馆找我。她四十多岁，胖脸，说话声如洪钟。

“崔英姬同意见你。”朴大姐中文不好，连说带比划，“但是有条件，只能在她家附近一个茶馆，不能超过三十分钟，不能录音录像。”

“行，都行。”我连声答应。

“还有。”朴大姐盯着我，“你要给她道歉。真心道歉。”

我点头，“应该的。”

当天晚上，我换一身干净衣服，把头发梳整齐。照镜子时看见自己眼睛红红，这几天没睡好。我深呼吸，出门前对镜子说一句话。

“李建军，你哥能不能出来，看你这一回了。”

第三章 茶馆

茶馆在城南一条僻静街道上，门面不起眼，木质招牌写朝鲜字，我不认识。朴大姐带我进去，里面很小，只有四张桌子。灯光昏黄，墙上挂几幅水墨画，角落烧煤炉，炉子上坐水壶，咕嘟咕嘟冒热气。

崔英姬已经到，坐最里面那张桌子。她站起来迎接我，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我第一眼看她，心里咯噔一下。

不是因为她多漂亮。漂亮确实漂亮，鹅蛋脸，丹凤眼，皮肤白净，头发拢到耳后，别一个黑色发卡。穿一件灰色毛衣，旧但干净。让我咯噔的是她眼神，很静，像一潭不流动水。那双眼睛看我，没有好奇，没有敌意，甚至没有审视，只是看，像看一件路人甲。

朴大姐介绍我们认识，崔英姬微微鞠躬，用中文说“你好”。发音标准，带一点东北口音。

我回礼，坐下。朴大姐坐旁边当翻译，其实崔英姬中文足够交流，但她坚持带翻译，可能为避嫌。

气氛沉默几秒。炉子上水壶响声显得很吵。

“谢谢你愿意见我。”我先开口。

崔英姬没接话，低头看茶杯。

“我是李卫国堂弟，想替他说声对不起。”我尽量让自己声音诚恳，“他做那些事很过分，给您造成伤害，我代表家人向您道歉。”

说完我站起来，深深鞠躬。

崔英姬终于抬起眼睛。她看我鞠躬，没有表情变化，像看一个陌生人在做陌生动作。

“你坐。”她说。

我坐回去。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个给你。”

我打开信封，里面几张照片。照片上堂哥和一个朝鲜女孩站在一起，女孩穿白色连衣裙，站在工厂门口笑。堂哥站她旁边，手搭她肩膀，也笑。还有几张，两人坐在食堂吃东西，堂哥夹菜喂她。

我脑子“嗡”一声响。

“这是……”

“你哥跟我，处过对象。”崔英姬说每个字都很慢，像从牙缝挤出来。“不是他调戏我。我们自愿。”

空气凝固。茶馆那个水壶还在咕嘟响，响声变得很刺耳。

“等等。”我脑子转不过来，“你说你们谈恋爱？”

“对。”

“那你为什么举报他？”

崔英姬不说话了。她咬嘴唇，很用力，嘴唇发白。朴大姐在旁边小声提醒她，她摆手，表示自己说。

“我父亲不同意。”崔英姬声音开始发抖，“他发现我们交往，逼我分手。我不肯，他就……”她停住，深呼吸，“他就去找你哥，让他离开朝鲜，永远不许回来。你哥不同意，他说要带我回中国。”

我脑子完全乱套。堂哥跟我说版本完全不一样，他说自己单方面骚扰，怎么变成谈恋爱？

“我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崔英姬继续，“他说你哥勾引干部女儿，损害朝鲜尊严。他找我谈话，让我必须举报你哥，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把我送到政治犯劳改营。”崔英姬说这几个字时声音很轻，但每个字像钉子敲进桌面。

我倒吸一口凉气。朝鲜政治犯劳改营，外界传说中最恐怖地方，进去基本出不来。

“所以你举报他？”我问。

“我没有选择。”崔英姬眼泪掉下来，她用手背擦，动作很快，像怕被人看见。“我父亲说，只要我举报，他保证你哥不会被重判，关一段时间就放。我信他。”

“结果判三年。”

崔英姬眼泪又掉下来，这次没擦。

“我也没想到。我父亲骗我。”

我盯着她，想从这张脸上找到说谎痕迹。没有，她哭得很真，浑身发抖，像一片风里叶子。

“你哥不知道我被逼。”崔英姬说，“他一直以为我背叛他。最后一次在仓库，他来找我对质，问我为什么突然不理他。我没办法解释，我怕我父亲监听。他急了，抓住我手不让我走，正好保卫科人冲进来。”

真相大白天光。不是调戏，是抓捕。堂哥稀里糊涂跳进一个坑，崔英姬被她父亲推进另一个坑。两个人都被骗。

“你父亲为什么这么做？”我问。

崔英姬苦笑，“因为他要升官。拿下你哥这个‘勾引朝鲜女青年’的外国人，是政绩。加上我听话配合，证明他管教女儿严格。”

我心里一股火往上蹿，烧到嗓子眼。但没发作，不能对崔英姬发火。她也是受害者。

“你能不能写谅解书？”我问最关键问题。

崔英姬沉默很久。炉子上水壶水烧干，发出焦糊味，朴大姐去加水。

“我写了也没用。”崔英姬终于说，“案子已经判完，除非上诉。上诉需要新证据，证明我是被迫。”

“那就证明。”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崔英姬盯着我，“这意味着我要揭发我父亲。他会丢工作，会受处分，我们家完蛋。”

我理解她难处。一个朝鲜女孩，揭发自己父亲，等于毁掉整个家庭。在这个国家，家庭出身决定一切，父亲是干部，她才有机会读师范，才有今天。要是父亲倒台，她这辈子也完。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

崔英姬没回答。她低头看桌面，手指在茶杯边缘划圈。划很长时间，像在茶杯上画什么东西。

“给我一点时间。”她说。

“多久？”

“三天。”

我点头。走出茶馆，新义州夜晚冷风吹过来，我打一个寒颤。回头看茶馆窗户，崔英姬还坐里面，影子映在玻璃上，一动不动。

回旅馆路上，我想明白一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调戏，是政治，是权力，是一个父亲拿女儿当棋子往上爬。堂哥不过是棋盘上一枚外国卒子。

我握紧拳头，指甲陷进肉里。

第四章 等待

三天时间，我几乎把新义州走遍。

每天清早出门，天黑才回来。不是为了观光，是想看看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样。街道干净但破旧，楼房灰扑扑，行人穿颜色暗沉衣服，表情木然。偶尔看见穿军装男人或穿套裙女人，神采明显不一样，走路带风。

我特别注意观察年轻男女相处方式。在公园、广场、工厂门口，很少看见恋爱中的情侣。偶尔有一对坐在角落，也离得很远，像怕被人看见。有一次我在江边看见一对年轻人手拉手，不到一分钟就松开，四处张望有没有人注意。

这个国家的空气里，弥漫一种看不见的紧张。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像走在薄冰上。

第三天傍晚，朴大姐带口信来，说崔英姬同意再见我，还是那家茶馆。

这次崔英姬来得更早。她穿一件深蓝色棉袄，比上次显得憔悴，眼睛下面青黑一片，显然几天没睡好。

“我决定了。”她没等我坐稳就开口。

“什么决定？”

“写谅解书。”崔英姬从包里拿出一叠纸，上面写满朝鲜字。“这是我写陈述，说明事情真相。你哥没有调戏我，我们是自愿恋爱。我父亲逼我举报，我被迫说谎。”

我接过来，看不懂，转交朴大姐翻译。朴大姐快速浏览，点头，“是真的。”

“但是。”崔英姬打断我，“这份东西现在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保护自己。”崔英姬声音平静，像已经想得很清楚。“我帮你哥上诉，我父亲会报复我。我需要一个安全地方，离开朝鲜，去中国。”

我愣住，“你要去中国？”

“对。你帮我办签证，让我去中国生活。等我安全离开，这份材料就能公开。”

这条件超出我预料。带一个朝鲜姑娘回中国，不是小事。签证、安置、工作，哪样都不简单。但转念一想，堂哥三年牢，跟他一辈子比起来，这些事咬牙也得办。

“我答应你。”我说。

崔英姬看我一眼，眼神有变化，第一次出现柔软东西。

“你不怕麻烦？”

“怕。”我说，“但更怕我哥死在里面。”

崔英姬低头，肩膀微微发抖。朴大姐递纸巾给她，她摆手。

“还有一个问题。”崔英姬抬起头，“上诉必须有律师，还要找到能接受新证据法院。你哥案子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判，上诉要到平壤。你在平壤有关系吗？”

我摇头。一个中国人，在朝鲜首都哪有关系。

崔英姬说：“我认识一个人，我大学老师，姓郑，在平壤教书。他认识律师，也许能帮忙。”

“可靠吗？”

“可靠。”崔英姬说，“他对我很好，像父亲一样。我父亲不让我读书时候，是他帮忙说话。”

我记下郑老师联系方式。崔英姬把材料复印件交给我，原件她保留，等她安全离开朝鲜再交出来。

“下一步，你帮我办去中国签证。”崔英姬说，“办下来之前，我暂时不露面。”

“你父亲那边？”

“我说出去旅游几天，他同意。”崔英姬苦笑，“他不知道我做什么。”

我们分开时已经晚上九点。新义州夜晚很黑，崔英姬走路很快，身影消失在街角。我站原地抽烟，烟雾被风吹散。

这件事越来越复杂。从调戏到恋爱，从恋爱到政治，从政治到出逃。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第二天我联系孙会长，跟他说部分情况。孙会长听完沉默很久。

“老弟，这事你摊上，就不好脱身。”他慢悠悠说，“崔英姬要真去中国，她父亲不会善罢甘休。朝鲜这边有人盯着，你哥在看守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倒霉先是他。”

“那怎么办？”

孙会长想了想，“两条路。第一条，你放弃，让你哥坐满三年，出来后回国，这事翻篇。第二条，你继续折腾，可能把更多人卷进去，结果不一定好。”

“我选第二条。”我没有任何犹豫。

孙会长叹气，“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我帮你联系平壤那边的人，看能不能找到路子。”

第五章 平壤

拿到去平壤许可是第五天。

孙会长帮我办的手续，理由是中国商人洽谈贸易。火车从新义州到平壤，五个多小时。车窗外面是连绵农田，偶尔经过小镇，房子低矮，墙上刷标语。田里有牛耕地，人站后面扶犁，动作很慢，像老电影慢放。

平壤跟新义州完全不同。城市干净，街道宽阔，到处是高楼和纪念碑。路人穿得整齐些，表情也生动点。但那种紧张气氛还在，像一层看不见薄膜覆盖全城。

郑老师住在平壤一个教师公寓，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累得喘气，敲门，开门是个老头，六十多岁，花白头发，穿灰色毛衣，戴黑框眼镜。

“李建军？”郑老师中文挺好，带点口音。

“是我，崔英姬介绍来的。”

郑老师让我进屋。屋子不大，书架占一面墙，全是书，朝文中文都有。茶几上摆一盘苹果，他切一个给我吃。

“英姬是我最好学生。”郑老师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聪明，努力，不该受这个苦。”

我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一遍。郑老师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她父亲崔正浩，我认识。”郑老师摇头，“当年也是我学生，后来从政，变一个人。权力让人变坏。”

“您能帮什么忙？”

郑老师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抽出一个文件夹。

“我有一个学生，姓林，在平壤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办过涉外案件，有经验。”郑老师打开文件夹，拿出名片递给我。“这是林律师联系方式。”

“他可靠吗？”

郑老师笑一下，笑容很淡，“在朝鲜，没有完全可靠人。但林律师不一样，他在中国留学过，思想开放，知道什么是公平。”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朝鲜字和中文：林哲宇，平壤涉外律师事务所。

“还有一件事。”郑老师压低声音，“崔正浩最近在争取升职，目标是轻工业局副局长。你哥这个案子，是他政绩其中一项。如果你翻案，他升职会泡汤。”

“所以他不会坐视不管？”

郑老师点头，“他可能会用一切手段阻止你们。你要小心。”

离开郑老师家，我直接去找林律师。事务所在一栋写字楼六层，办公室不大，只有两个人。林律师三十出头，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整齐，看起来精明能干。

他看完崔英姬陈述材料，表情没变化，像早预料到。

“这个案子，可以上诉。”林律师说话很快，像做惯了。“但有两个难点。”

“第一，新证据必须证明原判事实错误。你这份材料，崔英姬说她自己被迫，能证明原判中‘强制骚扰’不成立。但需要她本人出庭作证。”

“第二，崔正浩会施压。他毕竟是个处长，在当地有影响力。法院可能不敢轻易改判。”

“有办法吗？”我问。

林律师想了想，“办法有，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崔英姬决心。她必须站出来，面对她父亲，面对法庭。这对一个朝鲜女孩，很难。”

我知道难。崔英姬二十二岁，从小到大活在父亲阴影下。让她站出来揭发，等于把自己家砸碎。

“我回去跟她谈。”我说。

从平壤回新义州，又是五个小时火车。我靠车窗睡一觉，梦见堂哥。梦里堂哥还穿着那件灰色囚服，站在一片荒地中央，四周什么都没有。他冲我喊什么，我听不见。我想走过去，脚被什么东西缠住，低头一看，是黑泥。

惊醒时火车快到站，窗外农田在暮色里变成深紫色。空气里有烧煤味道，呛人。

到旅馆已经晚上，我直接去找老陈。老陈告诉我，我离开这两天，有人来旅馆打听我。

“什么人？”我警觉起来。

“两个朝鲜男人，穿便装，但一看就是保卫部门。”老陈压低声音，“他们问你住哪个房间，干什么来朝鲜。我说你是做生意的，他们不信，说要找你谈话。”

我心里一沉。崔正浩知道我来了。

“他们留电话，让你回来联系。”老陈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一串号码。

我看那张纸条，手心出汗。联系不联系？联系，可能被警告，甚至拘留。不联系，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男人声音低沉，朝鲜语，我让老陈翻译。大意是：崔正浩同志想见你，明天上午十点，轻工业部办公楼。

挂断电话，老陈看我眼神同情。

“老弟，你确定要去？”

“去。”我说，“该来的躲不掉。”

第六章 交锋

轻工业部办公楼在新义州中心区域，灰色五层楼，正门两根水泥柱子。门口站岗士兵，检查我护照才放行。

崔正浩办公室在四楼，走廊铺褪色红地毯，墙上挂领导人和政策宣传画。我敲门，里面说“进来”。

办公室很大，红木办公桌，皮椅子，书架摆满红色封皮书籍。崔正浩坐办公桌后面，五十岁左右，国字脸，浓眉，穿深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抬头看我，不动声色，像打量一件商品。

旁边站一个年轻男人，估计是秘书，表情严肃。

“李建军？”崔正浩说普通话，比我预想标准。

“是我。”

“坐。”

我在办公桌对面椅子坐下。椅子矮，我坐上去像个小学生面对校长。崔正浩保持那个姿势，双手交叉放桌面，目光压过来。

“你找你哥？”他问。

“是。”

“找到办法了吗？”

这问题带着明显试探。我不打算绕弯子。

“崔处长，我知道全部真相。”我盯着他眼睛，“你女儿跟我堂哥谈恋爱，你不同意，逼她举报。我堂哥没调戏任何人。”

崔正浩表情没变，但手指微微动一下。旁边秘书明显紧张，身体前倾。

“年轻人，说话要负责任。”崔正浩声音冷下来。

“我很负责。”我从包里拿出崔英姬陈述材料复印件，放桌面。“这是你女儿亲笔写，每一个字她都负责。”

崔正浩没看材料，眼睛盯着我。那种目光像蛇，冷，黏腻，爬过皮肤。

“你以为拿这个东西，就能翻案？”他笑一声，笑容僵硬，像刻出来。

“不是我以为。是法律。”

崔正浩站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外面新义州天空灰蒙蒙，像蒙一块脏布。他站窗口很久，不说话。办公室里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声，一下一下敲在胸口。

“你跟英姬见过面。”崔正浩突然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对。”

“她跟你说什么？”

“说您逼她。”

崔正浩转过身，表情终于发生变化。眉头皱起来，嘴角往下撇，怒气从皱纹缝隙往外渗。

“我女儿从小听话，从来不反抗。”他语气加重，“你来之前一切都好，她按我说的做。你来之后，她变不听话。”

“她不是不听话。”我站起来，“她是不想当傀儡。”

“傀儡？”崔正浩声音突然拔高，秘书吓了一跳。“你一个中国人，懂什么？你懂我们国家情况？你懂我为我们家做多少？”

“我不懂您为国家做什么。”我尽量压住火气，“但我知道您对女儿做什么。您毁她感情，毁她喜欢的人，还要她亲手把那个人送进监狱。这是父亲该做的事？”

崔正浩脸色铁青。秘书走上来，示意我出去。我没动。

“崔处长，我可以走。”我说，“但我走之前，您要想清楚。您女儿那封信，我已经复印多份，一份留平壤律师那里，一份留中国商会。如果我或者我哥出任何事，这些信会公开。”

崔正浩瞳孔收缩。他盯着我，像重新认识一个人。

“你在威胁我？”

“我在跟您讲道理。”

沉默。挂钟滴答声放大十倍。

崔正浩走回办公桌，坐下，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起，模糊他表情。

“你要怎么样才罢手？”他终于松口。

“让我哥减刑，提前释放。”我说，“你女儿写谅解书，证明她是被迫。法院重审，改判一年以下，或者缓刑。”

“不可能。”崔正浩摇头，“案子已经判，改判等于我打自己脸。我在组织面前抬不起头。”

“那您就看着女儿跟您决裂？”

崔正浩抽烟动作停顿。他的手微微颤抖，烟灰掉在桌面。

“英姬这孩子，太像我。”他声音突然变低，像是自言自语。“倔，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等他下文。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按得很用力。

“给我一周时间考虑。”他说。

“一周太久。”

“五天。”

“三天。”我寸步不让。

崔正浩看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愤怒，有无奈，还有一点我看不懂东西。

“三天。”

我点头，起身离开。走到门口，崔正浩突然叫我。

“李建军。”

我回头。

“你像你哥。”他说，“都倔。”

“我哥更倔。”我推门出去。

走出办公楼，我后背衬衫湿透。跟崔正浩这种人打交道，像走钢丝，每一步都可能摔死。但至少这次没摔。

回旅馆路上，给林律师打电话，告诉他进展。林律师说上诉材料已经准备好，只等崔英姬签字。

“还有一件事。”林律师说，“你哥在看守所情况不太好。他腿伤加重，需要治疗。我这边申请保外就医，法院在审批。”

“多久能批下来？”

“快则一周，慢则一个月。”

我心里松一口气，至少看见希望。

当天晚上，崔英姬偷偷来旅馆见我。她带来一个新消息。

“我父亲找你之后，回家跟我大吵一架。”她眼睛红肿，显然哭过。“他说我背叛他，说我不配当崔家女儿。”

“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当崔家女儿可以，但我不能当一个虚伪的人。”

我看着崔英姬，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情绪。这个女孩比我堂哥小十岁，比我有勇气。她敢对父亲说出那样话，换我未必做得到。

“你恨你父亲吗？”我问。

崔英姬沉默一会儿，摇头。

“不恨。他只是被这个系统同化。他年轻时候不是这样，郑老师说他以前很理想主义，想为人民做事。后来……变了。”

“你还能原谅他？”

“不知道。”崔英姬低头，“但我爱他。不管怎样，他是我爸爸。”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

她离开前，我告诉她林律师那边进展。她点头，说随时可以签字作证。

第七章 转机

三天等待时间，我几乎没出门。

老陈每天给我带饭，劝我别太紧张。我吃不下去，烟抽得凶，嗓子疼得厉害。旅馆窗户正对一条小街，我总盯着街上看，怕有人来抓我。

第二天傍晚，林律师从平壤打电话来。

“保外就医批了。”他说，“法院同意你哥先去医院治疗，同时准备重审。”

我差点跳起来，“真的？”

“真的。明天早上你哥转院到新义州人民医院，你可以去看他。”

挂断电话，我在房间里来回走，兴奋得睡不着。老陈被我吵醒，隔着墙喊“别蹦了，楼板要塌”。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新义州人民医院不大，灰色楼，走廊弥漫消毒水味。堂哥住二楼一个单人病房，门口没有看守。我推门进去，看见堂哥躺床上打点滴，腿上缠绷带。

“建军。”堂哥看见我，眼泪又掉。

我走过去握住他手，“哥，很快能出去。”

堂哥点头，说不出话。

医生说堂哥腿是骨膜炎，长期蹲坐导致，加上营养不良。需要住院两周，好好补营养。我掏出钱让护士买点鸡蛋牛奶，护士犹豫一下，收下钱，说尽量。

我给堂哥详细讲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堂哥听完，沉默很久。

“英姬……她真是被逼的？”堂哥声音发抖。

“真被逼的。她一直没变心。”

堂哥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

“我对不起她。”他说，“我以为她背叛我，在仓库那天我说话很难听。我说她骗我感情，说她跟她爹一样虚伪。”

“她会原谅你。”

“不。”堂哥摇头，“你不懂。她这个人，伤一次就很难回头。我跟她处对象时候知道，她表面上温和，但心里有把尺子，你过了线就不原谅。”

我心里咯噔。堂哥这话提醒我，崔英姬帮我们，未必因为原谅堂哥。她更多是为自己良心，也为逃离父亲控制。

这女孩心思深，我看不透。

堂哥住院后，我每天去看他。他恢复很快，能吃能睡，脸色好起来。但他话变少，很少提崔英姬，每次我问，他就摇头不说话。

第五天，林律师来到新义州。他带来好消息：上诉法院受理此案，重审日期定在两周后。

“重审在上诉法院，不在原来地方法院。”林律师解释，“这样能避免地方干扰。崔正浩对地方法院有影响力，对上诉法院没那么大影响。”

“胜算多少？”

林律师沉吟，“六成。关键看崔英姬作证效果，也看法官态度。”

“另外四成风险在哪？”

“崔正浩可能找到方式阻止崔英姬出庭。或者法院受政治压力，不敢改判。”

我想了想，“能不能让崔英姬提前离开朝鲜，到中国后通过视频作证？”

林律师摇头，“朝鲜法律不允许。证人必须当庭。”

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联系崔英姬，告诉她重审时间。她沉默一会，说知道了。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怕，怕父亲，怕上法庭，怕一切。但她继续说，怕也要做。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事，就是爱李卫国。”她说，“我不能让这份勇敢变成笑话。”

我挂断电话，站窗口抽烟。新义州夜空没有星星，黑得像墨。远处有狗叫，一声接一声，很凄厉。

第八章 重审

重审那天，我起个大早。

穿西装打领带，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瘦一圈。这一个月在新义州，吃不好睡不好，下巴都尖了。老陈借我一件干净外套，说“穿精神点，给法官留好印象”。

法院在上诉法院大楼，灰色建筑，比地方法院气派。门口站法警，检查每个人证件。

堂哥从医院被押来。他走路还跛，但精神比之前好。看见我微微点头，脸上没表情。

崔英姬到得最晚。她穿一件深蓝色套装，头发盘起来，看起来成熟很多。她父亲崔正浩没来，但法庭里坐好几个人，我猜是他派来盯梢。

主审法官姓金，五十多岁，圆脸，戴眼镜，看起来和善。但林律师提醒我，金法官以严格出名，不好糊弄。

开庭后，检察官先宣读原判书。原判认定李卫国强行骚扰崔英姬，罪名成立，判三年。

然后林律师陈述上诉理由，提出新证据——崔英姬亲笔陈述，说明案件另一版本真相。

金法官看那份材料，沉默片刻，问崔英姬是否愿意出庭作证。

崔英姬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她走路很稳，不看任何人，只看法官。

金法官发问：“崔英姬同志，你陈述说，你跟被告李卫国是自愿恋爱关系？”

“是。”

“原判说你被强行骚扰，哪个版本属实？”

“我自愿。”崔英姬声音清晰，每个字像珠子掉进盘子。“我跟李卫国恋爱两个月，他从来没有强迫我。最后一次在仓库，他去问我为什么不理他，我父亲逼我跟他断绝关系。我没办法解释，他着急抓住我手，被保卫科看到。”

法庭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金法官继续问：“你为什么在原审中说被骚扰？”

崔英姬停顿几秒，深呼吸。

“我父亲逼我说的。”

法庭一阵低声议论。金法官敲法槌，示意安静。

“你父亲崔正浩同志，逼你做伪证？”

“是。”

“你有证据吗？”

崔英姬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

“这是我跟父亲对话录音。那天他让我举报李卫国，我不同意，他威胁把我送到政治犯劳改营。我录下来。”

全场哗然。金法官再次敲法槌，脸色变得严肃。法警上前接过录音笔，当场播放。

录音里崔正浩声音清晰，虽然朝鲜语，但老陈提前给我翻译过大意。崔正浩在录音里说：“你必须举报他，否则我们家完蛋。你要是不听话，我把你送走，这辈子别想回来。”崔英姬哭腔问送去哪，他说“你知道地方”。

录音播放完毕，法庭一片死寂。

检察官脸色难看。他站起来，要求暂停审理，核实录音真实性。

金法官宣布休庭三十分钟。

休庭期间，堂哥被带到旁边房间。我跟进去，他坐椅子上，双手捂脸。

“哥，你听见了，她没背叛你。”

堂哥抬起头，眼睛红肿。

“听见了。我更难受。”他声音沙哑，“她为我做这么多，我怎么还？”

“还什么，你们互相喜欢，没有谁欠谁。”

堂哥摇头，“你不懂。我当初追她，就是觉得她好看，想占便宜。后来真喜欢上，但开始动机不纯。她不一样，她从头到尾真心。”

我无法反驳。堂哥说得对，他确实动机不纯。

休庭结束，金法官宣布继续。他说录音需要技术鉴定，暂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崔英姬证词可信度高。法院决定中止原判执行，李卫国取保候审，等待进一步调查。

取保候审？我愣住。林律师解释，这意味着堂哥不用回看守所，但也不能离开朝鲜，需要定期报到。

“那回医院行吗？”我问。

林律师点头，“可以，但要有人担保。你得当担保人。”

我二话没说签字。

走出法院，阳光刺眼。堂哥站台阶上，深呼吸，像第一次呼吸自由空气。崔英姬从旁边走过来，站他面前。两人对视，谁也不说话。

气氛尴尬。我站旁边，不知道该走该留。

“英姬……”堂哥开口。

“别说了。”崔英姬打断他，“我帮你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良心。”

“我知道。”

“知道就好。”崔英姬转身就走，走到一半又回头，“你腿好点吗？”

“好多了。”

“那就行。”她转身继续走，这次没回头。

堂哥站原地看她背影消失在街角，眼眶又红了。

我走过去拍他肩膀，“哥，先回医院。”

堂哥点头，跟我走。路上他一句话不说，眼睛一直看窗外。新义州街道两边的树开始发芽，嫩绿色，在这一片灰扑扑城市里显得很扎眼。

第九章 变故

取保候审后，堂哥继续住院治疗。我每天去医院，跟他说外面情况。林律师回平壤，等法院调查结果。崔英姬没再来医院，堂哥也没主动联系她。

表面看一切向好。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像暴风雨前那种安静。

果然，第五天出事。

那天下午我在旅馆休息，老陈突然冲进来，脸色发白。

“建军，出大事。崔正浩来了。”

我心脏猛跳，“在哪？”

“楼下，带好几个人。”

我刚站起来，门被推开。崔正浩走进来，后面跟三个壮汉，穿黑夹克，一看就不是善茬。

崔正浩表情跟上次完全不同。上次是冷漠，这次是愤怒，烧得他眼睛发红。

“李建军，你跟我女儿串通，伪造证据，诬陷我？”他声音压很低，像野兽低吼。

“不是伪造，是事实。”

“事实？”崔正浩冷笑，“那录音怎么回事？我从来没说过那些话，英姬陷害我。”

“陷害？她是你女儿。”

“女儿也会被坏人利用。”崔正浩看向我，目光凶狠。“你，还有你哥，你们中国人，来我们国家搞破坏。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意识到情况有变。崔正浩已经跟崔英姬决裂，他准备鱼死网破。

“你想怎么样？”我问。

崔正浩没回答。他示意身后壮汉，那两人上前，一左一右站我旁边。

“带你去个地方。”崔正浩说。

“去哪？”

“问太多。”

他们把我带下楼，塞进一辆黑色轿车。车开出新义州，上一条土路，两边是农田。我转头看窗外，想记住路线。旁边壮汉按我肩膀，警告别乱看。

车开四十分钟，到一栋灰色房子前。房子周围是空地，没有其他建筑。门口没有牌子，但站岗人穿军装，表情冷漠。

我被带进去，经过一条长走廊，两边都是门。他们把我推进其中一间，锁上门。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焊死，透进来光线昏暗。

我坐床上，脑子飞速转。这是哪里？拘留所？还是更可怕地方？

不知道待多久，门打开，进来一个穿便装中年男人，表情严肃，说朝鲜语。我听不懂，他用手势示意我跟出去。

带我到一个房间，里面坐一个翻译模样的年轻人。

“这里是国家安全保卫部。”翻译说，“有人举报你从事间谍活动。”

我脑子“嗡”一声。间谍？这罪名太离谱。

“我是合法商人，有签证，有商会担保。”

翻译把话说给那个中年男人听。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又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频繁接触崔英姬？你为什么帮她伪造材料？你来朝鲜真实目的是什么？

我一一回答，说全部事实。但我说完，中年男人表情没变化，像根本不信。

“有人实名举报你。”翻译说，“崔正浩同志举报你利用他女儿，刺探朝鲜内部情报。”

崔正浩倒打一耙。我后背发凉，这招太狠。间谍罪名一旦成立，不是坐牢那么简单，可能十年以上，甚至更重。

“我要求联系中国商会。”我说。

翻译摇头，“调查期间不能联系外界。”

我被带回去，锁在房间里。没有窗户，不知道白天黑夜。只有头顶一盏日光灯，二十四小时亮着，嗡嗡响，像苍蝇飞进脑子。

我靠在床头，盯着天花板。想起堂哥，想起崔英姬，想起老陈，想起孙会长。现在谁能救我？谁都不知道我在这里。

四十八小时。我在那个小房间里待整整两天。没有审讯，没有人来，只有送饭人开门递进来一碗米饭和泡菜。

第三天，门突然打开。进来的人让我愣住——林律师。

“跟我走。”林律师表情严肃。

“去哪？”

“出去。有人保你。”

我跟着林律师走出那栋房子，外面阳光刺眼，眼睛半天睁不开。门口停一辆车，车窗摇下来，露出崔英姬的脸。

“上车。”她说。

我坐上车，崔英姬示意司机开车。车开出那片空地，我才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我跟我父亲谈条件。”崔英姬声音很累，像几天没睡。“他放你，我放他。”

“什么条件？”

“我撤销录音证据，不追究他逼我做伪证。他撤回对你的举报，并且不再干涉案子重审。”

“他答应？”

“答应。”崔英姬苦笑，“他也怕。录音要是当作证据公开，他不仅丢工作，还可能被处分。我们互相威胁，最后达成协议。”

我松一口气，但很快反应过来，“那案子怎么办？没有录音，怎么证明你父亲逼你？”

“我的证词就够了。”崔英姬说，“加上你哥取保候审，说明法院已经倾向于改判。我父亲不再干涉，剩下就看法官。”

车开到旅馆，我下车。崔英姬没下车，从车窗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个给你。”

“什么？”

“我的签证。”崔英姬说，“你帮我办的去中国签证，批下来了。”

我打开信封，里面一本朝鲜护照，贴中国签证。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问。

“案子结束。”崔英姬看向窗外，“我想看他最后一面。”

车开走，我站旅馆门口，手里攥那个信封，半天没动。

第十章 改判

一个月后，案子重审。

这次审理很顺利。崔正浩没有干涉，法庭调查客观公正。崔英姬再次出庭作证，详细讲述事情经过。没有录音，但她证词前后一致，细节清楚，法官采信。

检察官撤销原起诉，改为较轻的“违反外国人居留管理规定”——证据是堂哥在朝鲜期间，跟朝鲜公民谈恋爱没有报告，属于行政违规。

这个罪名跟“强制骚扰”差十万八千里。但林律师解释，这是妥协结果。既给崔正浩留面子，也给堂哥一个交代。

金法官当庭宣判：李卫国违反外国人居留管理规定，判处罚金，驱逐出境，不需要再坐牢。

宣判那一刻，堂哥站被告席上，身体晃一下，像站不稳。旁边法警扶他，他摆手。

“谢谢法官。”他说。

走出法院，堂哥深呼吸，长长吐一口气，像把三个月闷气全吐出来。

“建军，我们能回家了？”

“能。”

堂哥眼眶红了，这次没哭。他转身找崔英姬，她站法院台阶下，穿那件深蓝色套装，头发散下来，看起来憔悴。

堂哥走过去，站她面前。

“英姬。”

“嗯。”

“谢谢你。”

“不用。”

沉默。两人站那里，谁也不说话。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拉很长。

“我要走了。”堂哥说。

“我知道。”

“你……跟我去中国吗？”

崔英姬抬头看他，眼神复杂，有留恋，有犹豫，还有我看不懂东西。

“我考虑。”她说。

堂哥没逼她，“考虑好告诉我。我来接你。”

崔英姬点头，转身走了。这次走很慢，一步一步，像舍不得。堂哥站原地看她，直到她身影消失在街角。

我走过去，“哥，走吧。”

堂哥跟我上车。车开动，他一直回头看，直到新义州街道变成模糊的灰色线条。

第十一章 尾声

半个月后，丹东。

我站鸭绿江边，看对岸新义州。六月天气暖和，江面没有冰，水流很急。对岸建筑还是灰扑扑，但看起来不那么遥远。

堂哥在丹东一家小饭馆打工，做厨师。他腿还没完全好，但能站住。债主听说他在朝鲜坐牢，没再逼债，说等他攒够钱慢慢还。

我问他带崔英姬回来的事。他摇头。

“她说先不来，让她静一静。”

“你等她？”

“等。”堂哥点根烟，“一年，两年，一辈子。”

我笑他痴情，他没笑，眼睛看对岸，很认真。

手机响，我接起来，是陌生号码。

“李建军？”声音耳熟，想不起来谁。

“我是朴大姐。”对方说，“崔英姬托我带话。”

“什么话？”

“她说想通了，要去中国。下周三过境，你接她。”

我挂断电话，看堂哥。他正望着江对岸，不知道想什么。

“哥，下周三，有个人要你接。”

堂哥转过头，眼睛亮起来。

“谁？”

“你说呢。”

堂哥站起来，差点把桌子掀翻。他几步冲到江边，对着对岸大喊一声。喊什么我没听清，风太大，把声音吹散。

但我看见他脸上笑容，三个月来第一次笑，笑得像个傻子。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丹东阳光很好，新义州那边也放晴。两个城市隔一条江，看起来很近，走过去却很远。

堂哥站岸边，一直望到天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