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金融化时代农业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基于中国西南高地玛咖产业发展的民族志研究

阮池茵

贵州财经大学

公管学院

副教授

丁玲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金融化时代农业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

——基于中国西南高地玛咖产业发展的民族志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 | 阮池茵、丁玲

责任编辑 | 向静林

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金融化议题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流通领域的投机积累活动，本文将生产的维度包括进来，从整体性的角度考察农业领域资本积累方式的改变，以求更全面地把握农业金融化的特点及其对农户生产的影响。通过对玛咖产业的考察发现，基于种源垄断的产业链控制既是农业投资者获取垄断利润的有效途径，又是其捕获投机利润的基础。研究表明，农业金融化不仅是资本积累的投机化转向，而且是资本积累垄断性的增强。在垄断的积累结构中，小生产者无法凭借低成本经营赢取市场生存和发展，他们往往还是投机赢利模式下的危机承担者。

一、引言

笔者初次到云南省永康县松坪村是在2010年冬。虽是冬天，高原的阳光却令人舒适惬意。村子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小平坝上，地里的庄稼已收完，而备耕工作尚未开始。村民有时到山上找柴火，收集松毛干枝，更多时候是在太阳底下围坐打牌，做针线活，聊家长里短，抑或自个慢悠悠地卷起烟丝。男人和女人分开，形成各自的圈子和地盘。我和伙伴们流连在不同的圈子，展开各自的攀谈和农业生计调研。“荞子”今年少收不够用了，“羊子”要赶去更远的山头才有草，“小猪”不吃东西了，“西北角的地”闹水涝，反映给村委会却不得解决……诸如此类的小农生计话题被反复谈论。以至当我离开村子到县城的头天晚上，脑子里仍在回想着“荞子”和“羊子”，眼前电视屏幕快速闪动的画面和跳动的数字财经报道显得遥远陌生，而这只不过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便足以让我产生了人类学工作者从田野返回后对己文化的疏离感。

然而，当我2014年再次返回此地时，发现村里人的生活已然起了变化。距离村子十几里的乡上出现了一个超市，而过去只有一些小商店。村民更为频繁地往来于乡村和县城，购买各种生产生活物资，人们似乎开启了一种新生活。我明显地感觉到当地的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气氛。在田边地头、屋里屋外，甚至在开往县城的小客车上，人们碰面便热切地谈论“玛咖”“附子”“重楼”。这些东西跟庄稼同样是从地里长出来，却有机会在收获后收入几千甚至几万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它足以牵动人们的神经。不仅是松坪村，整个永康县都进入到一种投资热潮之中。有钱的到处“包地”种，或四处收购囤货，没钱的也努力想办法种上三几亩，甚至借钱投资，以“搏一搏”好行情。这种状况犹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里新兴的股票市场，让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到了投资的狂热中。在永康县里，人们如谈论股票那样谈论着各类药材的涨跌走势，讨论来年到底种哪个品种才能获得好价钱。他们常常津津乐道某村某人种植药材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有如传颂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倾注了赞叹和敬羡。与传说人物不同的是，那些造富英雄就真切地生活在自己身边，触手可及，这种激励更是让人心潮澎湃。

相比中部和沿海平原地区，西南高原山区农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迟缓。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资本向农村的涌入，加之政府产业扶贫项目的推动，当地农业生产结构正在发生快速转变，高经济价值作物日益取代粮食作物，在家庭农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比例，农户迅速由自足型生产转向市场导向型生产。那么进入市场的农户实际境遇如何，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参与投资博弈来赢得更好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滇西地区玛咖产业发展的考察来回应这一现实问题。

如何让农民群体富裕起来？中国农业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未曾停息。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分别代表不同的理论传统，即现代经济学、小农经济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依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资本化改造，推动农业与市场的接轨。这种理论观照下的政策主张在我国的实践是鼓励资本下乡，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带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厉以宁，2013；陈晓华，2015）。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主要是国家力量的干预（龚为纲、张谦，2016；冯小，2017）。然而这种观点却遮蔽了农业转型背后的原动力，即资本的扩张及其积累的新要求。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经济改革以来，资本得到了极大的积累。进入21世纪后，传统工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大量无法为传统产业所吸收的过剩资本开始找寻新的积累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和农村成为资本投资的新目标。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大量增发货币的危机抑制策略。中国亦推开了大规模资金的经济刺激计划，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向农业和农村的大量转移。

对于资本化的农业发展路径，学界形成了两种批判性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家庭农业经营的合理性，主张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恰亚诺夫（1996）的小农经济学说。黄宗智等学者进一步提出，新时代中国高值农产品市场的出现为农户创造了发展契机，农户完全可以通过劳动资本密集型的“新农业”经营来巩固生存和促进发展（黄宗智，2018）。同样基于家庭组织优势，一些学者提出土地流转背景下适度规模的商品化农业经营正在催生一个“中农”阶层，并寄望他们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陈柏峰，2012；贺雪峰，2015）。不难看出，小农经济学派的发展方案实际上是基于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路径。依据他们的主张，市场机会或扩大的市场规模被看作发展的关键，而当前的市场仍被视作一个自由竞争的场域，农户能够凭借自身独特的经济逻辑，结合纵向合作、政府扶持等条件来赢取市场竞争，开拓自主的发展空间。另一种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关学者同样对资本主导型发展持批判意见，但同时也指出了小农经济学派静态视角下发展愿景的脆弱性（Bernstein, 2009）。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无论是小农自身的经济行为还是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均在发生着快速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农户或越来越多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取代，或附属于资本主导的产业链条，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严海蓉、陈义媛，2015；黄瑜、郭琳，2015；陈义媛，2016；陈航英，2020）。

在以上争论中，就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而言，小农经济学者强调了家庭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假设了一个自由竞争市场的存在，农户在其中能够以低成本经营优势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而马克思主义学派则突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力量的持续增长。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随着资本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扩张，小农户是否仍能够保持活力，维持良性的发展空间。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家庭农业发展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与全球农业食物体系重塑

近年来，随着农业商品化进程的加速，有关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产品滞销倾倒的报道日益充斥各大媒体，诸如“蒜你狠”“豆你玩”“棉花疯”“苹什么”等热词以及“猪周期”“烂菜倒奶”等报道，深切反映了农产品价格轮番大幅涨落的现实情况以及过剩危机频发的现实问题，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受到结构性矛盾的困扰。各地农户在反复上演的价格过山车式运动以及市场过剩与短缺的循环震荡中遭受生计打击和破坏。

主流经济学界常常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归结于种种具体外力因素的影响，比如气候异常、种植面积变化、非洲猪瘟等，却并未探究其内在的制度性根源。在上述现象中，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下固有周期性供需矛盾造成的价格波动，媒体还纷纷揭露资本“炒作”之手引致的价格涨落。对于后者，一些学者判断资本操控只是少数现象，其依据是今天的农业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力来操纵市场、干预价格走势（黄宗智，2012，2018）。另一些学者则注意到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联动性，并以“金融化”的概念对投资者通过农业衍生品交易来谋求利润增长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其中尤其受瞩目的是大宗商品如粮食的金融化（翟雪玲等，2013；温铁军等，2014）。同时，小宗商品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金融投资品（张成思等，2014），成为资本套利增殖的工具。事实上，近二十多年来，金融化已渗透到我国经济的各行各业，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住房的投资品化及其价格的快速上涨便是其典型表现。那么，作为分析中国新经济现实的重要概念，金融化应该如何来理解？

阿瑞基（2011）等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将当代金融化的起因追溯至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认为金融化是资本应对利润率长期下降、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的产物。基于阿瑞基的研究，克里普纳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即利润的产生日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生产渠道（阿瑞基，2011；Krippner，2005）。拉帕维查斯同样认为金融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金融利润的增长，并进一步提出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对金融化进行界定，具体包括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金融企业的运作以及工人的金融实践等，它们共同形塑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Lapavitsas，2014：36-37）。

列宁和希法亭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发展亦早有关注。他们以金融资本为中心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趋势。在他们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共同利益支配下逐渐融合而成的产物（希法亭，199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012：613）。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统摄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职能，形成对金融和生产的统合支配，并由此促生了新的积累逻辑。与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重点突出金融资本的投机积累逻辑不同，列宁同时强调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积累逻辑。他指出，金融资本不仅从金融市场获得数额庞大的投机利润，而且通过“参与制”控制实体工业产业以攫取巨额垄断利润，并由此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统治力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012：613-624）。按照列宁的逻辑，金融化实际上是金融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既包括投机性渠道，又包括生产性渠道。

在农业和食物领域，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促使一批学者开始关注金融投资者在食物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指出金融化现象在食物供应链各节点上均可观察到，涉及农业风险管理、食品贸易和加工、食品零售、土地交易，等等（Burch & Lawrence，2009；Isakson，2014）。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呈现了农业食物部门金融化的发展形式。

其一，农业衍生品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投资者开拓了新的利润渠道。2000年以来，伴随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对农业洐生品的投资急剧增加。研究者认为这种情况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和日益波动（Ghosh et al.，2012；Clapp，2014）。衍生品的发行和交易也成为农业食品公司日益倚重的利润渠道（Murphy et al.，2012）。同时衍生品的兜售还面向农户。研究者指出，金融衍生品日益取代道义经济和政府公共项目，成为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角色，然而这非但不能保护小农免受农业不确定性的影响，反而让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进而造成对生产的干扰和破坏（Breger Bush，2012；Isakson，2015）。

其二，企业治理模式变革与农业食品公司的金融化。一些研究显示，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基金、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正越来越多地对实体经济进行直接的投资，并由此彻底改变了企业的治理模式。伯奇和劳伦斯（Burch & Lawrence，2013）在对私募股权财团收购连锁超市的案例研究中指出，这些新兴的机构投资者对接管企业的长期运营和竞争力建设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这种短期主义投资逻辑主导下，食品零售企业亦改变了自身的赢利模式，越来越多地涉足金融活动，比如向消费者提供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食品贸易和加工领域。大型食品贸易商和生产商纷纷部署自己的风险投资部门（Murphy et al.，2012；Isakson，2014），追求短期套利活动。基于此，伯奇和劳伦斯提出，一个“金融化的食物体制”正在形成，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日益参与到农业食物系统中，而农业食品公司日益像金融企业一样行事（Burch & Lawrence，2009）。它显示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和力量正在重塑全球农业食物体系，对传统生产、流通和分配方式形成深刻改造。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农业食物部门的金融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当前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投资者（包括农业食品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寻利活动及其影响，却很少关注他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活动。这与相关学者将金融与生产分离的研究视角不无关系。在这种二分法视角下，金融化作为表述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特征的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为资本积累的投机化。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学者才会将土地投资者的生产性投资作为一种逆金融化进程的现象来加以讨论（Fairbairn，2014）。而投资者通过掌握产业关键性资源来攫取产业垄断利润的问题便因此没能进入相关研究者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福斯特等人所言，没有对资本垄断权力的剖析，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及其金融化问题（Foster et al.，2011：50）。鉴于此，本文将生产的面向纳入考察，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农业领域的金融化问题。

在中国，农政学界仍未对农业金融化的发展和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是小农经济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均较少从金融化的角度去探讨资本在农业食物领域的扩张。有学者指出，自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资本的支持和推动，企业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投资出现了激增（Yang & Hisano，2016）。其中尤其受瞩目的是互联网巨头、大型房企、农化巨头以及大型农企的全产业链项目，如阿里、联想、新希望、“碧万恒”等等。这些企业不仅自身资本充沛，而且有很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很多自身也在从事金融活动，实际已是一种类金融企业。与此同时，国际金融资本亦加速了对中国农业食物部门的投资。王绍光等学者（2013）对大豆产业研究显示，投资者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对跨国企业进行投资，进而促进跨国企业对大豆产业链的全球整合和垄断控制。

这些研究说明了企业资本如何在金融投资的推动下进入农业，加速了中国的农业转型。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以及实体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塑造和影响亦日趋显著。这些现象表明了农业金融化在中国的兴起，即农业食物的生产和流通越来越多地受制于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和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的发展转型呈现怎样的特点？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农户的生产和生计？本文通过西南山区玛咖产业发展的案例，从产业链的整体性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以求增进对农业金融化的理解，同时探讨它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田野点在云南省永康县。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笔者曾多次前往该地区开展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调研涉及群体主要包括企业、种植大户、商户、农户、各级政府部门等。永康县多为丘陵山地，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本文所涉及的农民群体大多居住在海拔2000~3000米之间的山谷地带，传统上以种植马铃薯、玉米、苦荞等粮食作物为主。近年来，当地农户开始转种以中药材为主的各类经济作物，如重楼、金铁锁、附子、续断，等等。在2012—2015年，席卷整个滇西高原地区的种植热点是玛咖。

三、制造市场：资本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重驱动

2011—2015年，玛咖在中国保健品市场上异军突起，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并由此在西部高原地区掀起了种植热潮。这种原产于南美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根茎外形与永康县农户种植的圆根（芜菁）相似，但价格却有百倍乃至千倍的差距，因而对种植者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当地农民虽热心于玛咖种植，但他们对玛咖的保健神效却始终将信将疑，毕竟其模样跟他们熟知的圆根相近。

那么，这种来自南美的貌不惊人的小众作物是如何在中国变成家户喻晓、风靡大半个中国的高奢保健品的？商人们的说辞是，“因为现在中国人的保健意识增强了，他们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似乎这是消费者主动追求的结果。人类学家西敏司（2010）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通过追溯近代资本主义蔗糖业的发展史，揭示了蔗糖生产和消费兴盛背后的资本权力及其运作机制。正如蔗糖食品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大流行一样，玛咖走红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的欲望驱使，我们需要探究它背后强势的资本运作和利润追逐。

玛咖的尊贵身价与宣传造势分不开。早在玛咖走红之前，就有权威专家学者撰文示意玛咖与性功能的关联性。商人们不失时机地将专家观点作为关键卖点，并以奇思妙想的语言为玛咖冠以“天然荷尔蒙发动机”“秘鲁人参”“安第斯山神赐予的珍贵礼品”等称号。这些称号除了洋背景，还混合了中国传统养生元素以及现代生物科技概念，为玛咖塑造了一个高端保健品形象。同时，高海拔山区“绿色”“原生态”的环境要素亦被用来为产品价值加码。一时间，大量有关玛咖营养功效的科普推文和软文涌现在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与大众媒体上。在这些绮丽的文字和图片中，玛咖可以降三高、促生育力、提升免疫力、助睡眠、增强记忆力，等等。这些神奇功效几乎网罗了所有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

除了图文攻势，笔者在2015年还亲历了在永康县城中心广场举办的一次现场推广会。广场上人头涌动，主要是来自各乡镇的农户、种植大户、企业、商户、消费者等，主讲方则包括龙头企业、品牌酒企、经销商、政府部门、高校等，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龙头企业利景生物科技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利景公司）负责人，大家尊称他为“李老师”。李老师语言生动活泼，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介绍了玛咖的强大功效，并回顾自己离开高端科技行业转而创办“玛咖事业”的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济回报，以及未来玛咖市场前景的可期性，力图证明每个人都值得长期投入到“玛咖事业”中。演讲赢得了场上热烈的掌声。来自大理的种植大户张先生表示，李老师的故事他之前已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李老师太牛了，每次听了都很让人振奋”（访谈记录，20151120）。显然这种励志叙事针对的对象不只是消费者，更多的是张先生这样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户。

资金投掷更为豪放的造势活动是电视媒体广告。据记者报道，占据玛咖产品市场份额最大的盛力生物公司在广告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2013年该公司投入了数亿元的广告费用，包括“在全国15家卫视、3个养生栏目播出广告，每个栏目的播出时间大约是30分钟，每天费用都差不多要100万元”。在强大的营销攻势下，该公司的销售额从2011年开始逐年10倍增长（杨丽芬，2014）。

如此，在专家知识、政策扶持、媒体广告、广场营销的联合孵化下，玛咖迅速红遍大半个中国。实际上，早在消费热潮兴起之前，玛咖就已经成为证券市场的关注热点。大量有关玛咖的产品信息、市场行情分析、企业投资项目信息等被发布，显示出资本市场对这种能够提升人的生育力、迎合现代人亚健康焦虑心理的生物产品盈利能力的信心和期待。尤其是在2011年玛咖获得卫生部“新资源食品”认证后，资本市场更是为之雀跃。各路资本不断涌进这个行业，包括来自药业、酒业、食品业、饮料业等领域的生产商和品牌商，以及大小种植户、销售商等。一个玛咖产业王国迅速膨化生长。

随着投资者的大量涌入，玛咖种植面积迅速扩大。2011年玛咖的种植主要限于丽江，面积为0.3万亩，到2014年已近15万亩，种植区域从云南延伸到四川、贵州、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但扩大的产能并没有使得玛咖价格因竞争加大而下行，价格反而不断攀升。根据记者的市场调查，2011年云南黄玛咖干货批发价为每公斤220元，到2014年，连品相最次的玛咖都升至400元，被认为品质上乘的黑、紫玛咖价格甚至高达千元（王志灵，2016），而市场零售价至少是批发价的3倍。价格更为高昂的是深加工产品。在淘宝、京东等多家电商平台上，各类玛咖产品如胶囊含片、酒水饮品、礼品糕点等售价从数十元到数千元不等，甚至有几款100g玛咖萃取精片礼盒售价高达3万~5万元。

2014年12月的收获时节，玛咖价格达到历史高位。永康县的种植户和商户向我描述，在交易最活跃的时候，玛咖价格就像股票价格一样每天都在变，整个县城都在为玛咖而沸腾。但玛咖的暴发性上涨行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2015年1月中下旬，市场的火爆交易开始冷却，到了2月，市场便全然停摆。对于这种爆红爆冷的市场状况，媒体和一些有经验的投资者认为是“游资”聚集进入市场炒作所致。2014年11月，玛咖果实未熟待挖，一批外地商人便开始进入滇西各地乡村以高价跟农户订购玛咖，并散播玛咖市场需求大、价格行情好之类的信息，由此激起了各地抢购玛咖的风潮。在永康县，大小商户甚至普通民众都蜂拥加入了“抢”玛咖的行动。玛咖价格迅速被抬高至“天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核心利益集团在价格高位将玛咖出手离场，大量后进接盘的中小投资者的货物便堵塞滞销，市场交易陷于停顿。

民间和媒体所说的“游资”指的是在各类实体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流动、试图寻求短期高回报的资本。对于中国近年来日益频繁出现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除了期货投机因素的作用，社会各界亦关注游资或中间商现货囤炒活动的影响。按照他们的解释，游资惯常的投机方式是：首先在低价位时大量囤积货物以控制货源，之后以炒作手段抬高市场价格，最后在高价位将囤货出手并获利。然而，这种将流通与生产割裂的分析路径却忽略了产业链核心企业在价格上涨机制中的作用，遮蔽了企业的定价权，以及企业通过推动投资需求来拓展利润来源、进而影响价格走势的问题。

从上述玛咖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玛咖的消费和投资热潮并非由单纯的消费欲望或所谓市场自发力量所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数不多的大型投资集团所引领和推动的。这些大型投资者组织起专家知识团队、政府政策体系以及市场舆论体系，打造出一种由新生物资源概念所包装的新型保健品，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在这个新市场中，玛咖不仅是一种消费品，而且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投资品，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获利途径。主导型投资集团在竭力拉动消费需求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刺激投资需求。他们通过产品功效概念建构、市场前景鼓吹、交易紧俏气氛渲染等炒作手段来强化人们对玛咖市场旺盛需求和价格上涨的判断，以吸引投资跟进，并最终将广大民众组织到投资市场中，共同推动了对这种新资源食品的庞大需求。换言之，今天的市场寻利者不仅制造消费品市场，同时还制造投资品市场，由此极大拓展了市场空间，形成了一个由双重利润渠道所构成的市场体系，为资本提供了双重的积累空间。

四、双重回报：基于产业链控制的双渠道资本积累

如上文所述，玛咖成功的宣传造势为其带来了市场繁荣，并由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民众进入到这个行业中。随着投资量的增加，市场价格也不断提升，而价格的提升又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进入，从而又进一步推高价格，并最终形成“天价”玛咖。这里面投资者的“羊群心理”固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谁是过去几年来玛咖价格与投资互促螺旋式上升的受益者？又是谁成为泡沫破裂危机的承担者？

一些学者通过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研究揭示出，强势企业往往利用结构性权力掌握了商品的定价权，并基于此占取了大份额的市场利润（黄河等，2013）。同样立足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王绍光等人（2013）指出，跨国企业的定价权源自它们对全球大豆产业链的垄断控制。玛咖作为小宗商品，虽然其经济规模不能与大宗商品相提并论，然而资本的运作逻辑是相似的。下文将以利景公司为例，说明玛咖产业龙头企业如何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和控制来确保自身的市场地位以维持产品的高定价，进而实现产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和投机利润。

利景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全国较早从事玛咖种植和产业化开发的企业。在玛咖产业发展初期，该公司与A科研单位共同控制了玛咖种源市场，进而凭借先发优势，抢先占据了大份额的产品供给市场。在生产方面，2009年利景公司在滇西地区建立了2200亩的种植示范基地，2012年扩建到8000亩，同时开始不断向周边地区和省份扩大基地范围，推动各地农户参与扩大产能，包括宣称已在滇西地区拥有6万亩基地，并着手要在四川省的甘孜州和阿坝州建立30万亩示范基地。随着2011年玛咖市场不断升温，该企业开始加速拓展产业链经营。

第一，种源控制。利景公司实现产业链整合的关键是对种源市场的垄断。由于玛咖是外来新物种，普通投资者和农户无法获得种子来源，亦缺少进行种子种苗繁育的技术经验，甚至栽种环节对于新手也存在不易克服的技术障碍和需要承担的生产风险。而对于行业先行者利景公司，这样的技术堡垒却成为其得以掌握产品定价权的前提条件。根据早期与利景公司合作的农户描述，利景公司关于玛咖育种育苗的环节都会避开农户的参与。

第二，种植生产环节控制。在掌握种源和中下游市场渠道的情况下，企业很容易实现对种植生产的控制。利景公司主要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组织生产。具体做法是：企业提供玛咖苗和种植技术培训，农户出土地和劳动力，产出品由企业回收，价格统一为每公斤12元。这种订单生产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企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在此基础上通过合同条款对农户生产进行约束，包括价格设定、生产标准、产品销售等，进而得以支配农户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利用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三，加工和销售环节的纵向整合。利景公司采用控股、参股、合同的方式分别与21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加工企业、著名品牌商和经销商。利景公司与生产企业的合作不仅是为了通过贴牌生产获得深加工产品利润，同时是为了将农户提供的廉价初级产品转售给加工企业作为原料，以确保种植环节的利润实现。在市场方面，除了与多家品牌商和大型经销商进行合作，利景公司还以加盟的形式设立了600多家专卖店，由此建立起全国范围的销售网络。通过对中下游环节的纵向整合，利景公司强化了对上游种植生产的控制，而对上游产品供应渠道的掌控反过来又能够对中下游企业形成制约。

第四，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盟。除了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利景公司还通过合资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开展横向合作。例如，2011年6月，利景公司与C旅游业上市公司和D药业上市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一家新的生物科技公司E，目的是将自身在种源和种植方面的优势与C的旅游购物渠道资源、D在保健品领域的品牌营销优势结合起来。而这家新合资公司E又与知名药业公司F建立合作，进行深加工产品的贴牌生产，推出了自己的系列产品。同年8月，利景公司以同样的方式与G三农科贸发展公司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H。通过这些横向合作，利景公司迅速扩大了自身的市场势力。与此同时，利景公司积极推动并参与了玛咖种子和产品质量行业标准的制定，试图以此限制竞争者的市场准入。

至此，在种源控制的基础上，利景公司通过对产业链的纵向整合与横向联盟，在玛咖的产供销方面形成了结构性权力，并由此获得了产品定价权。企业市场权力的获得与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分不开。从该公司的资金背景可以看到，其母公司B是一家药业上市股份企业。地方政府发布的招商引资信息明确说明，利景公司是B公司成立的子公司，资本市场中的一些投资分析亦有同样表述。然而B公司公开的年度报告中并未显示利景公司的存在。除了提供产品研发技术支持，母公司的品牌效应还为利景公司赢得了资本市场的关注和信心，由此形成相应的融资优势。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私募股权公司正日益成为中国中小型农企的重要融资渠道，对初创期农企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Yang & Hisano，2016）。同时，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多地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企进行股权投资。例如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对中国肉类食品企业和养殖场的收购。而成熟期的企业则可以通过企业上市、股票发行的方式从金融市场聚集资本。总之，由于金融资本的参与，今天农业企业对产业链的建构和控制已变得容易实现。而对于金融资本来说，对农业企业的投资不仅让自身得以参与产业垄断利润瓜分，且能够通过炒作股票或推动企业上市来获取高额投机利润。也就是说，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同时包括生产性收益和投机性收益。这正是列宁和希法亭所论述的金融资本通过创立或收购实体产业进行财富积累的现代形式。

对于企业来说，产业链掌控同样为自身带来了双重收益。如前所述，玛咖一路走高的价格动员了包括广大农户在内的投资者，让他们不断参与进来。一方面，数量庞大的中小投资者与其说是竞争者，毋宁说是种子种苗的消费大军，能够为产业链掌控者带来大量的垄断利润。因此，为鼓励农户的投资，企业甚至为农户提供了融资支持，在农户缴纳定金后向其赊销种苗，以此扩大种苗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价格的不断高涨，包括种子种苗、初级产品以及深加工产品的价格均一并水涨船高，从而为企业带来了因投资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投机利润。此外，在金融市场方面，对玛咖产业链的掌控可以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走势，从而为企业股权持有者带来相应的金融收益（如C和D公司）。如果利景公司未来能够独立运作上市，亦可以为其创办者带来巨额的金融利润。可见，对产业链的垄断控制同时是资本实现投机性积累的基础。

那么，利景公司的实际生产收益情况如何？以种子种苗来说，根据笔者在永康县的市场调查，2014年和2015年的育苗前期，“黑玛咖种子”售价为每公斤6万元~7.8万元。按亩产8~10公斤计算，意味着每亩种子收入可达数十万元。而种苗的利润更是可观。“黑玛咖苗”的市场价格是每盆120~170元，而其育苗成本仅为10元左右。这中间的差价便是种苗经营者的巨额垄断利润。其实质是垄断资本通过定价权对广大中小种植户的一种强制性剥夺。

实际上，玛咖的颜色区分也是资本建构价格的一种策略。根据当地农技人员的意见，玛咖果实表皮颜色的深浅并非玛咖品种性状差异造成，而是在生长过程中因土壤类型、施肥条件、海拔高度及气温条件的不同而发生的随机变化。这种随机性色差却被用来为价格加码，被宣传为颜色越深功效越好，因而相应的种子种苗价格也就越高。2014年市场炒家介入后，黑玛咖更是在投机性购买中被抬至“天价”，从而直接影响了后续种植户的种苗选择，促使他们普遍不惜支付更高的成本来购买“黑玛咖苗”。不难看到，“天价”种子种苗是在两种推力作用下形成的，一是资本的垄断意志，一是资本炒作催化的所谓市场自发力量。

玛咖高价种子种苗问题只是滇西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缩影。根据笔者的调查，除了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当地各类常规中药材均存在高价种子问题，且轮番出现价格“过山车”现象。如金铁锁2012年种子价格为每公斤1000元，到2013年4月种植季价格则攀升到6000元，而在同年8月种子收获季，其价格却跌至60~100元。不单是滇西，其他地区亦经历着同样的情况。根据青海方面的信息反馈，同一时期当地的党参种苗亦被卖到了“天价”，而在农户大量投入之后，2014年产品市场价格却急剧滑落，哀鸿遍野。

在金融增殖逻辑对产业发展的主导下，过剩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随着各类投资者大量跟进，玛咖的生产迅速扩大。同时，投资者竞相囤货的行为使得货物的积存量也在增加。当玛咖大量积存，生产过剩已经实际出现时，投机性购买造成的市场虚假需求却仍在刺激生产的继续增长，使得生产愈发偏离实际的消费需求，最终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2014年市场炒家的操作在客观上将过剩危机转嫁给了后进的投资者。因而当核心利益集团在价格高位出货离场后，大量无法为实际消费市场所消化的过剩产品便显现出来。而炒作效应的进一步发酵又促生了新一轮的危机。2015年，受到虚假价格信号指引的广大农户蜂拥而上，加入了种植大军，全国生产呈爆发性增长，种植面积比2014年扩大了4倍。毫无意外地，2016年玛咖种植产品市场全面崩塌，整个西部地区卷入玛咖生产的种植户均血本无归。在这个过程中，大型投资者往往更有能力规避风险，甚至将危机作为开拓新利润来源的契机。在2014年各类投资者仍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利景公司就已退出了永康县的生产，转而从后续种子种苗的膨胀需求中获取进项。而大部分其他企业和大户亦在2015年退出了种植。也就是说，过剩危机的主要承担者是后续跟进的以农户为主体的中小投资者群体。由于市场崩盘，利景公司的玛咖产业发展项目或许因此遭受了挫折，但它的“轻资产”外包模式所具有的灵活性却大幅降低了自身的风险承担。事实上，借助玛咖产业的扩张，利景公司已搭建起一条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

在农业产业链开发中，利景公司还积极投入土地的流转和购买。如2011年利景公司购买了H镇产业园区的建设用地3.1公顷，支付费用1200多万元。同时，根据企业自身提供的信息，它在青海湖一带以流转的方式获得了100万亩土地。土地囤积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而且能够带来潜在的增值收益。同时，土地的生产属性还可以让企业进一步深耕农业领域。

上述分析表明，在金融化条件下，资本对农业的投资正在快速增长，与之同步的是资本对利润和财富汲取能力的增强。在玛咖产业发展中，主导型投资者的利润渠道同时包括生产性渠道和投机性渠道。一方面，龙头企业凭借对种源的掌控实现了产业链整合和控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价权谋取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在玛咖及其种子被赋予金融属性的情况下，对产业链的控制亦成为企业捕获投机利润的基础。此外，新产品和新市场开发让投资者得以通过推高股票价格来实现金融利润。换言之，借助对产业链的垄断控制，农业投资者可以实现多重的利润回报。在这种垄断和投机的资本增殖模式下，产品的定价并非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是在产业垄断资本和投机资本的合力下形成。

五、价格诱导：农户投资行为塑造

在农民学的研究中，小农户的能动性一直来为一些学者所强调。如农民“自我剥削”的经营逻辑构成了其市场竞争方面的有利条件（恰亚诺夫，1996）；他们基于家庭代际分工的兼业生计策略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夏柱智、贺雪峰，2017）；随着市场向好，农户通过建立市场联结，可以从高值的新农业经营获得生存改善（黄宗智，2018）；他们的个体主观决策亦影响着农业资本主义进程（Mooney，1987）；他们的日常抗争行为对资本主义具有水滴石穿的反作用力（斯科特，2007），等等。概而言之，这些观点倾向于认为农民以其特殊的经济文化逻辑构成了一种可以穿透、抗衡资本主义的能动力量。然而，在全球经济迈入金融化的时代，随着资本垄断力量的增强，走进市场的农户的能动性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甚至颠覆市场的权力结构？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本文以永康县农户卷入玛咖生产的经验来回应这个问题。

随着玛咖市场走红，云南省政府开始重视玛咖产业的发展，并将它作为当地重点的扶贫规划项目。2012年政府拨款1000万元，以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和大户的种植，同时在土地供给方面支持玛咖的种植推广和产业园区建设，此外，还成立了地方各级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办公室（简称“生物办”），为玛咖产业的发展提供行政支持。鉴于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这些干预举措，一些学者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政府主导型经济。然而，根据笔者的田野观察，政府部门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实际上呈现弱化的趋势。例如，县科技局的角色已日益为各类市场主体所取代，过去种植户所需的技术和市场资讯主要是通过科技局的渠道获得，而今天他们更多是以上门的推销商作为获取渠道。甚至科技局自身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主体提供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资讯，并据此协助他们在农村市场的产品推广以及新作物的产业化推进，因而削弱了自身独立的评估和监管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治理角色已发生很大转变。

在当地生物办的协助下，利景公司于2011年到黄茅乡高坝村建立了36亩玛咖种植示范基地。企业派出“专家”为村民讲授技术规范，同时支付每月500元的工资给村委会主任阿布到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阿布由此成为企业与当地农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2012年利景公司继续种植了300亩，2013年增至1000多亩。这个种植基地很快带动了永康县其他种植户的投资参与。

在2014年之前，也即玛咖市场高涨期，种植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大户，农户或是为企业从事订单农业生产，或是为大户从事零工生产。他们自主种植的障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缺少种源渠道，种苗成本过于高昂；二是种植技术经验不足，潜在风险高；三是缺乏市场渠道。这三个要素只能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由企业提供。显然，在产业链两端受控制的情况下，农户只能接受代工生产的角色安排。而在订单农业模式下，成本核算表明，农户的收入仅是自己的劳动工时报酬，并且还要承担生产风险。农户与企业合作模式中的低收入问题在其他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陈义媛，2016；阮池茵，2017）。

到2015年，情况出现逆转。大量农户蜂拥而上，取代企业和大户成为玛咖种植的主体。那么，农户为何会在市场滞销、企业离场的情况下加入种植队列？是什么力量促成农户的投资决定？如前文所述，其直接的推动力是资本的炒作行动。2014年11月，玛咖收获季节即将到来，黄茅乡的田间地头出现一些外地商人，四处找农户订购玛咖。村民兴奋地描述，“那些人直接把小车开到地里来，见人就问，玛咖卖不卖”。“有个人把一沓的钱放在我手里，让我把玛咖挖出来后卖给他，还问我钱够不够”。“我们说个价，他们都不还价，直接给钱就买”。“分颜色给价，黑色价格最高”。“他们说外面市场好，很多老板要货，尤其喜欢黑玛咖”。随后，大批本地外地的商人纷纷涌进黄茅乡“抢玛咖”。“老板争着要货，这个报价50，那个60，最后升到120元”。“价钱太疯了，看着就让人心动”。在这次抢购事件中，炒作资本不仅将玛咖价格抬至历史高位，并且成功打造了“黑玛咖”的尊贵身价，直接推动了之后农户对“黑玛咖苗”的追逐。

这一年，黄茅乡不少农户发了一笔“小财”。但实际上他们出售的大部分是合约玛咖。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应该将5000多亩的玛咖以12元一公斤的统一价格交给两家签约企业。农户的违约行为无疑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收益。作为报复，两家企业在收到农户交付的余下的玛咖后便一去不返，没有将货款付给农户。这导致农户与企业之间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纠纷。农户随后通过集体上访和“闹事”的方式迫使政府介入，使事情演变为影响面更广的社会冲突。而这一连串的公共事件在客观上却又强化了玛咖的“致富”形象，推动了随后更大范围农户的投资参与。

在炒作资本离场后，面对玛咖市场的委顿，永康县里人们议论纷纷，试图找寻和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价格升得太高导致市场购买意愿减弱；有的认为是由于过多使用化肥农药导致质量不符合市场要求；有的说根本无须过多顾虑，因为玛咖的市场潜力还很大，大中国仍有很多尚待发掘的消费区域。人们试图说服对方，都着力强调自身信息来源的权威性，比如信息来自某位“大老板”的说法，或“懂行情”的收购商，等等。而对大家更具说服力的是某村某户因种植大片黑玛咖而净赚100万的故事，以及他们刚刚亲历的高价抢购玛咖的场面。总而言之，大家更倾向于认为玛咖滞销只是市场主旋律之外的小插曲，只要先前问题得到纠正，市场又会展现新一轮的火爆。

高坝村的村长兼种植大户阿布正是市场投资者矛盾心理的典型代表。阿布在2014年种了200亩，由于种植面积大，且他一是不想花费太多的雇工费用，二是想着后面的价格可能会更好，所以采挖时间拖得比较长。等阿布2015年1月完成全部采挖时，玛咖已无人问津。他只好将玛咖晒干存放。除了自己投入的50万，阿布还负债30多万。一方面他十分忧心堆积的玛咖无法卖出，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对玛咖市场有信心。没有人相信火爆的玛咖市场会就此偃旗息鼓。

如果说人们对于玛咖的市场状况仍或多或少心存忧虑，随着开春后投资者在种苗市场的重新活跃，种子价格再度被卖到7万多元，人们的疑虑便一扫而空。与这些领头羊的行动效应相比，政府部门形式上的风险警示显得苍白无力，止息不了农户被点燃的投资热情和致富梦想。

2015年，农户普遍通过赊买的方式购进了价格昂贵的种苗，即由熟人在中间作保，向种苗商预付30%~70%的定金，余款在玛咖成熟并验收果实颜色后支付，由此实现前期的高额投入。这一年，黄茅乡玛咖种植面积增至2.1万亩（见表1），占该乡总耕地面积的66%（总面积3.2万亩），并占用了绝大部分的优质坝地。高坝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参与了玛咖种植，村里漫山遍野放眼尽是玛咖，许多家庭甚至连口粮都没有种。这种全民投资浪潮在近20年来已为中国城市居民所熟悉，典型的如房地产投资热潮，全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

六、双高投入：赌博型家庭农业经济与过剩危机

每次进村，我就总能远远望见莫西夫妇在玛咖地里忙碌。夫妇俩每天早上9点钟便来到地里。虽然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但他们中午并不回家休息，只吃些早上备好的荞粑或洋芋，稍作休息后就继续松土拔草或施肥打药，直到傍晚5点多才收工回家。莫西家在松坪村，2014年他到黄茅乡给大户做零工，除了挣点钱，主要是想学习玛咖的种植经验。在他目睹收获季节抢购玛咖的场面后，便决心来年也要“拼一拼”。莫西56岁，他从30多岁开始外出务工。随着年纪渐长，打工机会变少，莫西现在外出大半年常常只有五六千元的剩余带回家。他责备自己抽烟花了不该花的钱。2015年莫西决定留在家里种玛咖。“我们去年胆小不敢种，今年把所有钱都投在这了”（访谈记录20150901）。

莫西夫妇种下了10亩“黑玛咖”（自有耕地13亩）。玛咖苗在6月份通过亲戚作保从丽江买回。7月1日开始栽种，直到8月14日夫妇俩人才把10亩全部种完。刚栽完，前面种下的便要开始除草松土，直到9月底才完成第一道除草，紧接着10月又开始了第二道除草。“我们从种下到现在没有休息过一天，指甲都长不起了”。他们蹲着用短柄小锄头把玛咖苗四周的泥土锄松，然后用手扯去上面的杂草，完了又用手细心地把苗四周的土拢好。夫妇两人既期待又担心，“如果能挣钱就好，否则白花力气不说，今年别的收入都没有”（访谈记录20151015）。

进入11月，一些村民开始到地里守夜，以防有人进村偷挖果实。瓦里便是其中一位。由于他的耕地就在公路边，这让他放心不下。11月高海拔山区的夜晚已经相当寒冷，土壤表面开始结霜。瓦里披上羊毛毡子，每天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守到凌晨4点才回家。他和妻子在深圳富士康打工十年，前年因妻子二胎待产回到乡上开了个小食店。今年他们投资种了20亩玛咖。“不搏一下，等看到别人挣钱自己就后悔了”（访谈记录20151101）。

虽然辛苦，但瓦里的心情却很好，因为玛咖长势很旺。由于黄茅乡农户已从事订单农业两三年，对玛咖种植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因此今年玛咖普遍长势良好。此外，由于玛咖投入大、风险高，为确保产量，农户尤为重视化肥农药的施用。他们不惜成本，每亩农资投入高达300~500元。

到了12月，瓦里开始不安，因为去年11月就有商人进村，今年却没有任何动静。村民开始四处活动打听市场信息，情绪变得焦虑起来。到2016年1月底，眼看采挖时间已过，仍然没有任何商贩前来收购。村长阿布组织几位村民到丽江、大理、昆明等各地市场，希望寻得买家，但毫无结果。至此，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年，丽江陷入了玛咖丰产的汪洋大海，而产品全部滞销。

莫西夫妇家里到处都堆着玛咖，他们不仅损失了2万元的现金存款，当年的劳动投入也一无所获。而先前获利的少数幸运者在新一轮的追加投资后不仅将前面的小赢利消耗殆尽，还赔上了自己多年的打工积蓄，甚至许多人因借贷陷入困境。不仅丽江，整个西部地区的玛咖种植户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已经通过种子苗木的交易被转移，而留在他们手中的是正在腐烂的玛咖。为此，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外出打工，加速退出农业生产。

以上是农户卷入玛咖生产的两个阶段。在种源和市场受到垄断控制的情况下，农户难以获得能动空间，他们或成为农场的直接雇工，或以代工方式成为企业的间接雇工，为资本积累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随着投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虚假的价格信号、四处散播的市场需求信息、便利的农资赊销服务的鼓动下，农户最终大规模地卷入到投资博弈活动中，加剧了投机性市场的膨胀。而当过剩危机累加并爆发时，他们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危机后果的承担者。

面对崩溃的市场，黄茅乡村民的心情既沮丧又愤怒，可是他们的愤怒宣泄却找不到目标对象，更多时候是自责，“我们没有文化”，“自己太贪心了”，“运气太不好”。面对农户的困境和诉求，地方政府亦束手无策，只能回应“这是市场经济，市场说了算”。社会主流亦将问题根源归咎于农户的“盲从”“不理性”“不懂市场规律”。然而，从个体心理行为的角度来解读显然太过于简单。在世界经济迈入金融资本主义的今天，金融资本及其积累逻辑已经高度渗透进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杨典、欧阳璇宇，2018），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接受投资增殖的逻辑并参与到投资博弈的活动中。在玛咖的例子中，农户的投资行为与其说是个人意志的能动选择，毋宁说是资本增殖逻辑下的被动卷入。一方面，垄断和炒作资本的价格建构对农户的投资参与形成了有力诱导和推动，中小投资者的羊群心理事实上已成为资本达成其市场运作和增殖目标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在投机性经济环境下，当社区少数一部分人依靠运气获得财富暴涨，这不仅在意识层面改变了人们通过长期辛勤劳作和节俭生活获得财富积累的传统观念，而且在现实层面造成社区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社会权力关系重构，由此对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迫使他们也必须参与投资博弈，以避免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滑。

斯特兰奇（2000）揭示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赌场化运作。在这个大赌场里，尽管参与的人很多，但真正的赢家总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这种金融产业的赢利模式也在今天中国的农业产业发展中被复制，将千千万万的农户裹挟到一种赌场经济中。尽管农户努力试图进行正确的决策，以辛劳换取产量和质量，然而，在资本操纵的投机积累结构中，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在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下，资本对农户劳动创造的价值形成了双重剥夺，即一方面是在直接或非直接雇佣劳动中的剩余价值占取，另一方面是在家庭农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财富占取，后者将农户的家庭储蓄作为了利润来源。

七、结语与讨论

在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背景下，本文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化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兴起及其特点，探讨农业金融化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玛咖产业发展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农业资本的积累方式出现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农业企业对产业链的整合和控制。今天各类新作物的推出已日益成为农业投资者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从频繁更替的新作物生产中获得超额利润，其原因在于技术和价格垄断。在玛咖的例子中，企业凭借育种新技术率先抢占了种源市场，在此基础上，通过股权投资以及合同等外包方式整合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由此形成对产业链的控制和主导。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抽离了直接的生产过程，更多地扮演着生产网络的组织者、控制者角色。这种灵活积累方式在哈维看来正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表现形式（Harvey，1989：191-194）。它不仅让资本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进行土地、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动员，而且让资本在面对变幻的市场时更具灵活性和能动性。本文同时说明了这种积累模式下资本的垄断性。在垄断的积累模式下，企业不再通过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来赢取市场和利润，而是利用自身在产供销方面的结构权力来塑造市场和价格，以谋求超额垄断利润。第二个变化是农业商品的投资品化。如同金融产业中各类金融产品的发行和交易，今天农业商品包括农产品和生产要素日益被打造为类金融产品，成为资本投机增殖的对象。在这种积累模式下，主导型投资集团获利的机制在于动员尽可能多的人进入投资活动。参与的投资者越多，垄断资本能够获得的垄断利润规模就越大，同时从投资品价格涨幅中获得的投机利润就越多，其利润的实质是对其他投资者的财富转移。玛咖只是农业商品金融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商品以实物或证券的形式成为投机交易的对象，包括各类药材、茶叶、大豆、棉花、猪肉等农产品，以及种子苗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这表明，农业商品的投资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稳定的资本积累方式。

由此可见，金融化作为资本积累方式的变革形式，体现为资本积累的垄断性和投机性，以及经济获益主体的集中化。在垄断的积累结构中，农业生产的利润渠道被资本所控制，农户无法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只能被整合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系统中的一环。同时，在投机逻辑主导的积累模式下，农户被更深地卷入到市场投机体系中，遭受更频繁而广泛的经济打击，成为他们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扩大，少数从投机活动中获益的群体日益成为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生活的支配力量。总而言之，伴随着金融资本主导型积累模式在农业领域的日益扩张，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关系将随之发生深刻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农业金融化实际就是金融资本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支配力日益增强的进程。

对于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小农经济学派主张家庭农业经营应当且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通过高度融入市场，农户可以凭借家庭生产组织优势以及纵向合作从新经济作物经营中谋得更好的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观点的前提假设是存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农户能够凭借低成本经营优势来赢得市场竞争。然而，从玛咖产业的例子可以看到，在今天的金融化环境下，农业企业对产业链的建构和控制变得容易实现，它们已不满足于仅停留在流通领域，从低买高卖的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而是要成为产业链的掌控者，通过垄断权力来谋取最大利润。在垄断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农户无法借由低成本经营来获得市场生存和发展，只能成为资本所掌控的生产系统中的农业代工者或临时雇工。

今天随着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加速发展，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农业食物体系，改变着小商品生产者的自主生计。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其他行业领域。在金融投资的推动下，大型企业集团崛起，它们通过掌握种子、土地、数据等关键生产资源，或技术研发、品牌打造、营销网络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形成对产业链的控制和主导。其他中小企业和小商品生产者则纷纷通过并购、合资、分包、灵活雇用等方式被吸纳到这些大型企业集团所掌控的产业系统中，服从其发出的生产指令和安排。在这种金融化的发展模式下，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正在被重塑，带来生活成本日益高涨、民众债务攀升、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累积（何秉孟，2010；杨典、欧阳璇宇，2018）。在可预见的将来，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仍将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资本积累逻辑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问题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