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关于刘某涉嫌诈骗罪案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专注诈骗罪无罪辩护）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刘某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指派张万军、刘浩律师担任刘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依法查阅、复制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犯罪嫌疑人刘某。现就本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案被害人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权利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主体。判断主体是否具备被害人资格，核心标准是其权利是否遭受被指控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间接损失或非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失，不能认定为刑事案件被害人。

（一）何某等报案人与犯罪嫌疑人刘某无刑法关联性

结合本案卷宗全部证据材料，何某等报案人与犯罪嫌疑人刘某自始至终未形成直接关联，报案人因所谓“投资黄金生意”遭受的财产损失，系案外人朱某独立实施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所致，与刘某无任何刑法上的关联性，具体事实与依据如下：

首先，何某等报案人与刘某无直接认识基础，亦无任何直接交易往来。根据被害人何某多份询问笔录（2025年11月19日、2026年1月14日、2026年1月28日等）明确陈述，其与刘某并不认识，仅通过朱某知晓刘某的存在，且从未与刘某就所谓“实体黄金生意”进行过任何沟通、协商，未直接向刘某支付过任何投资款项，也未与刘某达成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投资约定。卷宗中何某的转账记录亦印证，其投资款均转入朱某、朱某哥哥朱某某或刘某母亲李某某（刘某控制该账户）的账户，该转账行为均系朱某单方指定，刘某并未参与款项接收的合意，也未直接支配该部分款项。

其次，报案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投资款，系朱某单方虚构事实所致，与刘某无关。根据朱某讯问笔录（2026年1月8日、2026年1月10日等）及何某询问笔录，报案人之所以同意投资，核心是朱某单方宣称其与刘某合作从事“从漠河收购黄金、快递至深圳销售”的实体生意，谎称该生意利润丰厚、4天即可回款，并承诺高额稳定回报，甚至虚构自己已参与该生意一年多并获利的事实，以此诱骗报案人投资。而卷宗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刘某授权朱某对外招揽投资、承诺回报，更无证据证明刘某知晓朱某虚构投资项目的行为——朱某在讯问中亦承认，其与刘某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双方个人事务，其向报案人所述的黄金生意细节、回款模式均系其自行编造，刘某并未参与其向报案人的任何宣传、诱骗行为。

再次，报案人投资款无法兑付的后果，系朱某独立实施的截留款项、虚构谎言行为导致，与刘某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何某询问笔录及朱某讯问笔录，刘某曾通过银行账户、微信等方式向朱某划转款项（朱某供述该款项系黄金生意利润及借款），但朱某在收到该部分款项后，并未按其向报案人承诺的方式向被害人兑付利润、返还本金，而是私自截留大部分款项，仅向报案人支付少量“利润”以维持骗局。在款项无法持续兑付时，朱某又单方虚构“刘某的银行卡因涉及‘魏栓师案件’被冻结”的谎言，欺骗报案人，导致报案人最终发现财产损失并报案。该两个关键环节——截留款项、虚构谎言，均系朱某在刘某不知情、未授权的情况下独立实施的个人行为，刘某对朱某的上述行为无任何参与、默许或放任，更未从中获利。

综上，何某等报案人陷入错误认识、交付投资款，以及最终遭受财产损失的全部过程，均系朱某独立实施的犯罪行为所致。刘某既未与报案人形成直接关联，未参与任何诱骗、招揽行为，也未对朱某的截留款项、虚构谎言等行为进行任何干预或配合，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与刘某的行为之间无任何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不能将朱某的犯罪后果归责于刘某。因此，何某等报案人与犯罪嫌疑人刘某并无刑法关联性。

（二）朱某是诈骗何某等报案人的独立犯罪嫌疑人

结合本案全部卷宗证据，朱某系案涉诈骗行为的全程、直接实施者，其主导虚构投资项目、对接被害人、收取投资款项、截留资金、伪造相关证明等全部犯罪环节，是导致何某等报案人财产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其身份系本案明确的犯罪嫌疑人。

第一，朱某全程直接向报案人虚构“实体黄金贸易”投资项目。

据朱某本人多份讯问笔录（2026年1月8日、2026年1月20日、2026年4月8日等）供述，其虚构“与刘某合作，从黑龙江漠河收购黄金、通过顺丰快递发往深圳销售，可获取高额利润”的虚假投资项目，对外向何某、王某某、徐某等报案人宣传，谎称该项目利润稳定、每4天即可回款，甚至虚构自己已参与该项目一年多、持续获利的假象，以此诱骗报案人投入资金。同时，卷宗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所谓“漠河收购黄金、深圳销售”的实体生意，无任何快递单号、黄金购销合同、上下游交易记录等佐证，进一步印证该项目系朱某单方虚构。

第二，朱某直接对接全部被害人，收取投资款项，掌控资金流向。根据何某、王某某、徐某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三名报案人均系通过朱某了解所谓“黄金投资项目”，所有投资相关的沟通、约定均由朱某单方负责，报案人从未与刘某有过任何直接对接。款项支付方面，报案人的全部投资款均按朱某的指定，转入朱某本人、其哥哥朱某某或刘某母亲李某某（刘某控制账户）的账户，该转账指令均系朱某单方发出，刘某并未参与款项收取的合议，也未主动要求报案人支付任何款项。朱某在讯问中亦承认，其收到报案人的投资款后，仅将部分款项转给刘某（其称系投资款或借款），其余大部分款项被其私自截留、支配，该资金掌控权完全由朱某掌握，刘某对报案人的投资款流向、截留情况并不知情。

第三，朱某实施伪造证明、虚构谎言等行为，掩盖诈骗事实，延续骗局。朱某在与报案人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虚构黄金发货时间、克数、买卖合同签订等虚假信息，进一步强化报案人的错误认识，该行为均系朱某独立实施，刘某对此毫不知情，更未参与伪造证明、虚构谎言的行为。

综上，朱某系案涉诈骗行为的全程直接实施者，从虚构项目、诱骗投资，到收取款项、截留资金，再到伪造证明、掩盖骗局，每一个犯罪环节均由其独立主导实施，是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其身份系本案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和在案证据支撑。

二、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朱某对刘某的资金用途、经营模式全程知情并实际参与

（一）朱某声称的“黄金投资”，本质是伪装成黄金贸易的高利拆借结算模式，朱某明知刘某的资金具体用途

按照朱某供述，其与刘某之间一直存在 “黄金投资”，但本案所谓 “黄金投资” 的结算方式，采用的是按克固定计价、每4天固定返利、脱离实物交割、无风险保本高息的结算方式，在任何层面均不符合真实黄金实物交易的市场规则与商业逻辑。

1.所谓 “黄金投资”项目，自始缺乏真实交易基础，其结算方式完全背离正常黄金实物交易的市场规则与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伪装成黄金贸易的高利拆借结算模式，而非合法经营行为。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该模式采取按克固定计价、每 4 天固定返利、脱离实物交割、承诺无风险保本高息等特征，而真实的黄金实物交易必然以实际买卖差价为利润来源，受国际金价波动、实物交割、物流运输、购销合同等多重客观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固定利率、固定周期、稳赚不赔的结算规则。

上述异常结算模式足以说明，所谓 “黄金生意” 只是吸引资金的外在名义，并非真实存在的经营项目。

2.全案没有任何能够证明黄金交易真实发生的客观证据。既无黄金采购合同、供货来源证明，也无物流运输单据、仓储记录、黄金实物交割凭证、销售合同、下游回款凭证、税务票据等任何能够形成完整交易链条的证据。所谓 “从漠河收购黄金、通过快递发往深圳销售” 的说法，没有任何实物、单据、人员、场所予以印证，足以认定该 “黄金生意” 完全是虚构的项目，客观上根本不存在。

尤为关键的是，朱某向被害人所宣传、承诺的黄金交易细节，与其实际向刘某转账的行为完全脱节、无法对应。朱某在与被害人沟通时，明确约定了金条克重、单次采购金额、发货时间、收益标准、结算周期等具体内容，但这些所谓 “交易要素”，与朱某实际转给刘某的金额、时间、频次、备注用途均不存在对应关系，也与刘某的银行流水无法相互印证。由此足以证实，“黄金投资” 只是朱某用于骗取被害人信任、吸收资金的幌子，相关宣传内容均系朱某单方编造，并非刘某授意或与刘某合谋形成。

3.同时，朱某向被害人声称 “与刘某共同前往深圳签署黄金交易合同” 等核心事实，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既无合同文本、签字记录，也无行程印证、沟通记录、在场人员佐证，刘某本人始终未参与、不知情，相关情节完全是朱某为增强说服力而虚构的内容。

综上，朱某所声称的 “黄金投资” 纯属虚构项目，其结算模式不符合任何真实商业逻辑；朱某对外宣传的交易细节、合作情节、投资内容均为其单方编造，与刘某没有关联。朱某独立实施的虚构事实、诈骗募资行为，错误归责于刘某。

（二）朱某对刘某的资金用途完全知情

1.资金流水链条直接印证朱某对资金用途完全知情。

其一，朱某向被害人宣称，其向刘某转账的款项系“黄金采购款”，且转账金额与黄金克重、采购单价直接对应，但根据流水明细可知，朱某向刘某的转账金额、转账时间，与所谓“黄金生意”的回款周期、克重利润无任何对应关系，甚至存在被害人向其转款后，其随意拆分、延迟向刘某转账的情况，足以证实所谓“黄金采购款”系其虚构，其对该款项并非用于黄金生意完全知情。

其二，刘某始终按双方约定，向朱某划转合伙经营回款（刘某讯问笔录明确该款项系抵押生意利润及借款本息），但朱某收到该部分回款后，并未按其向被害人承诺的“按投资比例全额兑付利润”，而是私自截留了大部分款项，仅向被害人支付少量“返利”以维持其虚构的黄金生意骗局，该截留行为系其主动、故意实施，进一步印证其对资金的真实用途、结算模式完全知晓，其向被害人宣称的“黄金生意回款”仅系其掩盖资金真实流向的借口。

2.客观行为证据直接印证朱某全程参与案涉合伙经营事项

卷宗中调取的机票信息、澳门酒店入住记录、赌场相关案外人的证人证言（详见卷宗证人询问笔录）可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证实朱某不仅知晓刘某的资金用途，更全程参与案涉合伙经营事项：

其一，机票记录显示，朱某多次与刘某同机往返澳门，往返时间与刘某所述“前往澳门开展抵押、换筹经营”的时间完全吻合。

其二，澳门多家酒店（银河度假村旗下大仓酒店、银河酒店、万豪酒店、来福士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悦榕庄酒店）的入住记录证实，二人多次共同入住同一房间，同吃同住、行动同步，该相处模式足以说明朱某对刘某在澳门的经营活动具有高度参与度。

其三，赌场相关案外人的证人证言明确陈述，朱某曾陪同刘某参与澳门换筹相关经营事务，全程在场并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换筹经营的场所位置、业务模式、交易流程、资金结算方式完全知晓，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系默许并参与该经营行为，该证言与机票、住宿记录相互佐证，足以推翻朱某“不知刘某资金用途”的虚假供述。

3.案发后的串证行为进一步印证朱某的主观明知与虚假供述

本案案发后，侦查机关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详见卷宗电子证据卷）证实，朱某多次以向澳门换筹相关人员转账一分钱的形式，附带留言要求对方否认与刘某、朱某之间的换筹交易，刻意掩盖案件真实经营情况、隐瞒资金真实用途。该串证行为并非偶然，恰恰证实朱某对刘某的换筹经营行为完全知情，其此前向侦查机关所作“不知刘某资金用途、以为系黄金生意”的供述系刻意编造。同时，该行为更不能排除其存在伪造证据、作虚假供述、向刘某转嫁刑事责任以逃避自身刑事打击的合理怀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被告人供述存在与其他客观证据矛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中，朱某关于“不知刘某资金用途”的单方供述，与资金流水、机票住宿记录、证人证言、串证行为等全案客观证据完全相悖，且其无法对该矛盾作出任何合理解释，该供述依法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刘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亦与朱某不成立共同诈骗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进而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核心主观构成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是诈骗罪的核心客观构成要件。

结合全案证据与客观事实，刘某的行为既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不成立与朱某的共同犯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刘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1.刘某与朱某之间系真实的民事合伙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本案中，刘某与朱某就澳门换筹、典当抵押等经营事项达成了明确的口头合伙协议，约定了出资方式、利润分配、风险承担、结算周期，符合合伙关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核心特征，双方全部资金往来均基于该合伙关系产生，而非基于诈骗的犯罪故意。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以法理赋能刑辩）

2.刘某具有持续、稳定的履约能力与明确的履约意愿

刘某名下经营有实体饭店，年均流水约 200 余万元，具备稳定的经营收入与还款能力；截至朱某被抓获前，刘某已通过多种转账方式向朱某累计划转款项约 470 万元，用于归还合伙初始资金，即便出现经营亏损后，仍持续与朱某沟通还款计划，案发前一日仍明确承诺贷款下发后立即足额结清剩余款项，无任何逃避履行、隐匿财产、逃匿失联的行为。

3.刘某不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情形

案涉资金全部用于双方约定的合伙经营事项，不存在肆意挥霍资金、抽逃转移资金、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隐匿销毁账目等情形，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认定标准。

（二）刘某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亦无与朱某共同诈骗的通谋与协作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同诈骗犯罪，必须同时满足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诈骗犯罪故意、达成犯罪通谋，且实施了相互配合、协同一致的诈骗行为，二者缺一不可，结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犯罪人刘某与朱某存在共谋的行为

首先，刘某与本案三名被害人何某、王某某、徐某自始至终互不相识，从未与三名被害人有过任何直接沟通、接触，从未向三名被害人许诺过任何实体黄金投资业务，更未针对三名被害人实施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其次，全案无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刘某与朱某就 “虚构漠河至深圳黄金生意骗取被害人投资款” 达成了犯罪通谋。侦查机关认定二人伙同诈骗，仅有同案犯朱某的单方供述，无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资金分成凭证等任何客观证据印证二人存在诈骗共谋，该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再次，刘某对朱某向被害人虚构黄金生意、伪造银行冻结证明、截留还款资金的行为完全不知情，未参与任何环节，未从中获取任何非法利益，不存在与朱某相互配合实施诈骗的客观行为。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认定刘某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多项直接影响罪与非罪认定的关键证据未调取、未固定，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建议补充如下核心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调取朱某与刘某的出入境记录、澳门酒店入住登记信息、同住人员备案信息，以核实二人共同赴澳、共同居住、共同参与经营的客观事实；

2.依法调取澳门赌场相关交易凭证、结算记录，核实案涉换筹经营事项的真实性，以及朱某的参与情况；

3.依法全面调取、核对全案资金流水链条，查清朱某截留资金的真实去向、使用用途，核实其向被害人返款的完整情况；

4.依法对朱某虚构黄金生意、伪造银行冻结证明、案发后串证的行为开展全面侦查，核实其单方实施诈骗行为的完整事实。

综上，朱某对案涉合伙经营事项全程知情、参与，其单方虚假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并非本案被害人，现有证据无法达到刑事诉讼法定证明标准，不符合起诉条件。

此致

包头市某区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

张万军 律师

2026 年 4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