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批准庇护却开出离谱条件，加沙老人苦等一年，最终绝望离世

阿卜杜勒·哈米德·埃莱拉、他的妻子萨米拉和儿子韦萨姆于2024年10月1日获得了西班牙的国际保护。

当时，他们的家乡加沙正值战争爆发一周年。阿卜杜勒的哥哥曾于1973年在西班牙攻读政治学，并已加入西班牙国籍。此外，阿卜杜勒和萨米拉还有一个儿子在塞维利亚定居多年。

正是基于这种与西班牙的联系，他们通过家庭团聚条款获得了庇护。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已经获得庇护或辅助保护的人员，其直系亲属也可享受同等的国际保护，以维持家庭完整。

通过这种方式，家属无需单独证明符合庇护条件，即可获得相同的保护身份。阿卜杜勒最终未能离开加沙，并于今年4月13日在那里离世。他的妻子目前仍被困在这片飞地中。

在批准庇护后，西班牙外交部通知阿卜杜勒一家前往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西班牙总领事馆领取赴西签证。但在以色列的全面封锁下，绝大多数加沙居民根本无法离开。

2024年12月，韦萨姆在拉法口岸支付了巨额费用后，才勉强抵达土耳其。他父母的遭遇，充分暴露了从加沙撤离的极其艰难。

阿卜杜勒患有心脏病，所需的治疗在加沙地带根本无法获得，药物短缺最终导致了他的离世。韦萨姆痛心地表示：“遗憾的是，仅仅获得国际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这项保护从未真正落实，也没有人协助他们完成转移。”

加泰罗尼亚律师皮拉尔·罗德里格斯曾试图协助埃莱拉一家办理出行手续，但西班牙外交部未能提供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经历了多次无果的沟通后，西班牙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于2025年2月6日向这位律师发出了最终回复。

领事馆在回复中称：“目前，拉法口岸不对双重国籍人士及持有国际保护身份的人员开放撤离。我们尚无法预计该口岸何时会为此类目的重新开放。”

从加沙进行医疗撤离，需要经历极其繁琐的官僚程序，并涉及众多机构的协调。首先，巴勒斯坦公立医院的医生会对患者进行评估，若确有必要，便会开具赴海外就医的转诊证明。

一旦有国家同意接收，名单便会转交以色列当局以获取安全许可。在获得以色列批准后，世界卫生组织将与巴勒斯坦、埃及和以色列当局合作，协调患者及陪同人员的后勤撤离工作，直至其离开加沙接受治疗。

阿卜杜勒虽然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赴海外就医的官方批准，却在以色列的许可系统面前碰了壁。最终的放行权掌握在以色列当局手中，具体由一个名为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处的机构负责。

患者必须获得该机构的安全许可，才能离开加沙并过境。这一申请并非由患者直接办理，而是通过巴勒斯坦官方和国际协调渠道递交，并由隶属于该机构的加沙联络处负责处理。

案件随后会被移交给以色列多个安全部门进行审查，他们有权批准或驳回申请。这一过程缺乏透明度，也没有明确的审批期限。国际组织已记录了大量严重医疗病例遭到长期拖延的情况。

在实际操作中，以色列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处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虽然阿卜杜勒并未被直接拒签，但该机构对他的申请始终不予理会。接收国本可以通过大使馆或以色列外交部进行领事交涉，将案件直接提交给以色列。尽管催办申请对以色列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往往能加速特定案件的审批。目前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西班牙在阿卜杜勒的案件中采取过此类交涉行动。

阿卜杜勒·哈米德·埃莱拉享年69岁。他拥有刑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法律顾问，并著有多部著作。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执政期间，他一直担任加沙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法律部主任，直到2006年该机构失去对加沙的控制权。

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社区服务和大学教育中。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他是一个理智、深思熟虑且极具决断力的人。韦萨姆回忆道：“他信仰坚定、心地善良、真诚且富有同情心，深受周围人的敬爱。”

埃莱拉一家原本居住在圣城医院附近的特尔哈瓦住宅区。2023年战争爆发后，他们被迫逃往加沙南部的拉法市。

韦萨姆清晰地记得逃亡路上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2023年10月29日那天，父亲得知特尔哈瓦的祖屋在以色列的轰炸中化为废墟时的情景。

韦萨姆回忆说：“那栋房子是他一生的心血，是他用多年的辛勤工作换来的。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耐心和乐观，不断告诉我们，亲人的生命比世上任何东西都珍贵。”

阿卜杜勒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曾于2019年接受过心脏病手术，但术后一直饱受并发症的折磨。战争期间，加沙的基本药物极度匮乏。“我们经常要花上整整几天的时间，去寻找一些必需的药物，”韦萨姆说。

由于水源污染、营养不良、缺乏适当的医疗护理，加上战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阿卜杜勒经历了多次严重的健康危机。“父亲的离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痛，最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对他无能为力，”韦萨姆悲痛地说。他强调，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

目前，仍有数十万人正在苦苦等待撤离接受治疗以挽救生命。在韦萨姆看来，在加沙，人们不仅死于炸弹和导弹之下，更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离开这片土地去寻求救命的医疗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