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岁月如歌：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大半生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言传身教 家风传承

石门，是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下的一个小村镇，位于马陵山东麓，相传着春秋时“石门夜雨”的儒林佳话。佳话代代相传，这片土地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勤劳耕耘的百姓。1952年1月18日，兴学在新中国三岁时出生了，开始了他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大半辈子。

1958年，兴学进入本村村小读书，后来又顺利升上区里的初中，一直以来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当时兴学的父亲在石门镇办企业（铁木社）当厂长，一家子人整整齐齐，过着齐头并进、阖家欢乐的好日子。这段难能可贵的读书时光，是兴学少年成长中少有的欢乐与幸福。

童年易逝，好景不长，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家人的意志。到了1962年，石门公社把兴学的父亲调回村当书记，主管着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直到1965年的冬天，村里在修建水库时突发暴雨，兴学的父亲作为干部，带头在水里搬了一天的泥沙，受了大寒，落下重病。病情伴随多年做干部的辛劳不仅没有痊愈，反而逐渐恶化。1966年9月16日，兴学刚上初中没多久，他的父亲就走了。此时他的家里还养着兴学的姥娘（外婆），加上兴学的母亲，共八口人，有兄弟姊妹六个。

“都说是人活一口气，还不如说人活一口食儿”。在兴学的记忆里，生活既让他懂得了挣一口饭吃的艰辛，也从长辈那里领悟了做人必须有一口气的家风。当时兴学的姥娘会给小孩子看病，尤其是对那种刚出生不久的幼童，兴学的姥娘总能给人家治好。于是家里时常就会有村民登门拜访，请他的姥娘去给孩子瞧病。

“那时我也小，有一回俺姥娘领着我去西南沈家，他家生了小孩，可小孩不肯喝奶，一喝就哭，到那里俺姥娘一看说‘这个长马牙子了’，于是就使（用）针把牙龈上的小疙瘩都挑破，接着用纱布包着白矾让小孩来回咬，等咬上十遍八遍就行了，等治完以后，人家里就会打一碗鸡蛋茶，那时候人穷，打四个鸡蛋就很多了，大家匀着吃完再坐坐（围坐着说说家常话），遇上会吸烟的再递上一包烟袋，大伙唠唠嗑就走了，也不收一分钱”。

在当时医疗不发达的农村，治病接生往往都靠一辈辈的经验积累。兴学的姥娘一家又一家地帮忙，用她纯朴无私的行动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这样到处给人家孩子瞧病，哪怕自身家里并不富裕，兴学的姥娘也从不曾将给予过的所有温暖换过一分钱。这种言传身教的纯朴与善良，深深浸润了在她身边长大的兴学，使他自然而然地认同了为他人奉献而不计较金钱回报的人生观。兴学常说，“都是庄上的老少爷们，你收谁的钱？”短短一句话，她做了一辈子，他也做了一辈子。

后来，无论是农忙时帮人家割麦子，还是被请去帮忙操办谁家的红白事，兴学从没求过什么回报。有时遇到人家觉得过意不去的，对方便会真心感谢地给他点上烟，留下点酒，若是遇上家里困难的，兴学就什么也不要了。这个家族在最困难时践行着的最纯粹的无私助人精神，正为兴学未来成为党员后的甘愿奉献埋下了种子。

初经历练 光荣入党

1966年是“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学校停课了，书声也随风而散，农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串联。兴学被迫停学，带着沉重与彷徨回到了家中。也许正因他身为家中长子，又刚失去父亲，少年的激昂冲动在残酷生存面前悄然冷却，他没有随波逐流成为“红卫兵”，也没有远行参加那场声势浩大的串联运动，而是选择留在家里，守护着一家老小八口人，进了村里的生产队，开始用双手换取工分。

上世纪70年代，时局动荡，幼年丧父，食指众多。面对现实的压力，这个家里的大哥早早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可能是兴学的父亲生前在村做干部口碑好的缘故，再加上当时村里识字的人并不多，读过书“有文化”的兴学慢慢在村里的生产队里当记工员。

从最简单的记工分开始，每天早上出勤时清点一次，中午忙农活时清点一次，结束时也要清点一天谁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大概像今天学校里的纪律委员一样。在那个温饱看天的年代，每一记公分都决定着一个家庭生存口粮多少的重要性，看似简单的记录，其中却考验着记分人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再后来，兴学开始当会计接手记账，就跟着村里的前会计学会了打算盘，一点一滴公家的收支渐渐做得精细且规整。日积月累，兴学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身上，又多了一份仔细与严谨。

1971年7月，村里开始推行“农业学大寨”，兴学每天带人去北湖（村庄北方的田野）整地，整了一个冬天。北湖所有的那些大寨田，别的村里有的没整完，兴学村上的都整完了。到了1972年，南湖开始打机灌站，当时兴学带了村里18个人，这18个人是从9个生产队里挑的，一个队里挑2个人，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这些人天天抬筐运土，一直干到阴历的12月，因为干得好，上级奖励了两台柴油机，用来抽水灌溉农田，社员们非常开心。

“是年，县内实行稻改，全县种水稻7万亩，是临沭历史上种水稻最多的一年”。（山东地方志，临沂市，临沭县地情资料库，《临沭县志》大事记，1971-1980）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年冬天，稻改在县里的号召下顺利实现。

上世纪70年代的石门镇还是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徐庄村（兴学生活的村子）被分为了九个生产队，每年的粮食要以生产队为单位上报上交。“公社化后，在管理上‘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到70年代中期，小麦、花生亩产不过200斤，玉米亩产不过300斤，地瓜干亩产不过400斤。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处于长期低速增长的局面”。（山东省临沭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沭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04月，第5页）1971年，兴学所在的第二生产队被分到的口粮是最低的，每家每户才有150斤粮食用于未来一整年，全生产队挤挤也只余下了一点集体晒的地瓜干。祸不单行，本就不富裕的收成又恰逢上级向9个生产队额外增添1200斤的粮食征购，其余8个把粮食早早分干净的生产队队长无一人敢应答这个任务，全部的重担都落在了兴学二队还没有下分给社的地瓜干和粮食上。

那时国家分配的任务必须完成，有个口号人人都喊：“完成上级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分社员。”临沭县是花生产区，完成国家分配的油料，一个人一年就可以吃四斤八两油。完不成任务的，只能吃一两斤油，那时村里有好几个效率高的生产队，都能完成任务。集体仓库要将生产粮留好，饲料粮留好，种子粮留好，剩多剩少再分给社员。面对这样紧急加收1200斤的情况，兴学提议让自己的二队上交，只要过年后按规定经过统购统销，就可以有救济粮了，既帮村里解决了大难题，也不至于耽误大伙的温饱。当时的队长听完，二话没说便同意了。事情进展顺利，过了年真的下发了统销粮，于是村里救急完困难户，剩下的八九百斤粮食都补给了兴学的二大队，奖励他们“哪怕全村口粮最低，还积极完成上级任务”。由于兴学圆满解决了村里的燃眉之急，当时的村书记觉得他思想觉悟很好，能够用实际行动相信和支持党的政策，于是推荐兴学入了党，提拔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支部会一次通过了，发展（我）为党员”。现在兴学再谈起他当年入党的那个时刻，精神焕发的目光依然难掩内心的光荣与自豪。

兴学入党登记表

光荣入伍 远征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大石洞，原来是国防科工委第24基地，也就是89730部队，70年代负责我国反导工程640工程的试验任务，部署有用于导弹弹道测控的110远程跟踪雷达（能在2000多公里以外跟踪非合作的外空目标）。24基地在2014年公开揭秘了中国反导研究已秘密实施45年，至今还保留着司令部旧址。在司令部的不远处还有排已经坍塌残破的平房，那是当时千百个普通后勤连战士待过的营房，而兴学就是住过那里营房的后勤兵之一。

兴学登记入伍的军装照

兴学参军入伍证

1972年，是兴学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关键一年。那年年底，县里开始征兵了，兴学想报名去当兵，出去闯一闯。当时村里验兵通过了三个人，都是和他同一个生产队的，另外两个去了南京，兴学成了唯一的特征兵，去了云南。

同年年底，兴学当兵到了昆明，在昆明89730部队里，被下派到后勤部的老连队，主要负责秘密物资的安全转运。进入部队后，除了进行枪弹射击和加强体能等的日常训练，兴学最初的一年还被安排在炊事班里锻炼，学了一手干脆利落的好厨艺。从那以后兴学又主动要求外派，于是副营长批准他去搞营建。当时搞营建需要车皮计划，要到昆明市铁路局里申请审批。

“我一去要车皮计划，当时他们一看到我的介绍信太硬了！（都觉得介绍信很有分量）到那以后，（看到）89730部队号（盖章的文件）到那儿跟接山神一样”。

说到一步步搞营建的经过，兴学兴致勃勃地描述着。“当时有一个配运输的，是山东的叫王一庆，他非让我开车，我说我不会，他说我教你。他把我教会了开汽车。等到拉石头的时候，他就坐在一边让我开。有一回，我被连长逮住了，他说谁让你开车的？我说老师傅让我开的。王一庆说，是我教的徒弟。连长一看，说，在教导队练习半年的也不如你”。

从去曲靖联系火车转运河沙，到去昆明市拉木头，去南盘江拉沙。兴学在部队搞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外交，为连队建设准备料子。7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云南高原陡峭的山路行走，这极其考验着司机的身体素质和驾驶技术，过程中兴学经历过开车掉进山沟的险历，也入乡随俗跟当地人学会了上山辨识、采摘基本的草药。在部队的四年军旅生活期间，兴学因结婚回过一次家，也就是那时开始了和文凤一起的人生篇章。回到部队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兴学在一次跑长途回到连队时，正好赶上部队复员的统计。于是他找到副营长说，我得复员回家，我已经结婚了。

在云南当兵一直到1976年4月25日，经部队批准，兴学复员回家了。那时候年轻的兴学根本不知道，他在部队里学会的开车、下厨等等与作战打靶不相干的这些技能，会在他日后回村开展基层建设时派上大用场。

退伍军人证明书

2012年夏天，天气朗朗，空气中泛着小雨后泥土的味道。兴学带着我回到了昆明市寻甸县大石洞，循着记忆摸进大山，重新找到了当年的部队营地。趟过半人高的杂草，虽然看到房屋已然坍塌，墙壁早已斑驳，但当兴学爬上红砖墙头站在那里，悄然间热泪盈眶。一别三十多年，兴学是同一批战友中，唯一回过营地的老兵。

返乡复职 建设乡村

四年的光景倏忽而过，小村庄的样子倒变得不多，等兴学1976年返乡，村里还是石门公社的管理模式。国务院曾在1958年颁发《关于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对退伍义务兵的安置原则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时临沭县正响应这个国家政策，于是兴学复员回村里做副书记。

1970年代的临沭县正在抓生产，全县都在整地改土。村里整地的政策从“两生夹一熟”到“三合一”梯田，兴学在成长中都经历过。不过自1975年冬天开始，上级又提出要“进一步开展治山治岭、改造涝洼”的运动。

“每年冬春有数十万群众上阵。共计修建水平梯田24.58万亩，台田、条田24.1万亩，开挖排灌主干沟渠500公里，建中小型水库97座，塘坝380座，建引河灌溉工程4处，打挖大口井、机井753口，使水土保持面积达到257平方公里，除涝面积达到28.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6.7万亩。自然条件有了巨大改变。再加上引进良种、防治病虫害、增施化肥、增加农机具、推广农业增产新技术，这些都为农业生产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临沭县志》概述，第5页）

1976年的秋天起，县里的田地从前庄一直挖到本庄，兴学带着主要的18人整梯田。水沟两米宽，一米深，要挖成1：1.25的坡度，他们干了整整一冬天。当时公社一天管一顿饭，干完后一方土给2两粮食，补助5分钱。老一辈人的记忆往往是与耕作时令分不开的，兴学还记得，那时候秋天的地瓜还没收就开始挖水沟了，正好是吃豆角的季节，街上豆角才五分钱一斤，每天上午他们就用豆角和一点肉包大包子吃。他们一伙18人干活也起劲，镇里要求一天一人挖十米，他们一天能挖十五米。

提起当时为村里勤恳劳动的赤诚劲儿，兴学还是历历在目：“最后剩了有500斤粮食，大队里有磨面房，朱仕友（村党支部书记）说你们分分吧，我说不分了，就扔在大队里了，归集体了。”

兴学对于村里，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78年，村子里买了国二大泵四驱拖拉机，全村没有人会开，当时村书记刘学芝找到兴学问会不会开拖拉机。兴学爽快着就揽下来了，说：“汽车都会开，这个不就像是骑老水牛吗？”兴学开了两年拖拉机，每逢麦收季节，就给九个生产大队种麦子、打麦子。春耕时候，一个人耕九个生产队的地，黑天白天忙不过来，于是又在村民中找了两个人，培养成拖拉机手，三人用一辆拖拉机，三八制倒班，没日没夜地干活。到了1980年，上级扶贫加钱给村里买了一个50马力的拖拉机，书记刘学芝于是让兴学再开五零拖拉机搞运输。任务一个接一个，兴学给日照送过槐粉，去微山湖西边给生产队拉过骡子。村里有五零拖拉机之后，九个生产队有了两个拖拉机打场（给麦子脱粒），速度就提高了一倍，根本不再需要用牛打场了，地也基本不用牛耕了，大块的都是用机器耕。兴学说，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耕过60亩，耕了8个小时，就在六队的方塘地里。

1980年代，人人都干劲十足，一年到头也闲不下来，做村干部的兴学自然也是如此。等一到冬天，兴学就被冬调去扒河。打过大官庄的电管站，也整过小岱岭，整过岔河岭，那时候集体修整田地，石门公社给每个村子下分一片地，要求在多长时间内打好界子（田地的边界），再把土深翻好。这一忙又是一个冬天，再转眼，就是来年春耕了。

直到1982年，村大队里分了地，终于有了些积蓄。当兵复员回村十年的兴学，这个村干部也在大伙的见证下越来越得民心、受信任。1982年7月1日，全县开始第三次人口普查。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是兴学带领村里的三四个人参加的。按上级要求，村里查完以后，镇上会来抽查。没想到正好抽到了兴学负责的那个生产队，又查一遍以后，因为人口信息核查毫无失误，直接得了全镇一等奖。到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兴学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一如既往，他们又得一等奖。

临沭县石门公社第三次人口普查档案记录

村里大队部整理现金账，兴学接到任务后，带领会计小队，推行了村务公示、村民监督等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定期在村委会门前的大队部黑板上更新村里“公家钱”的流水账目表。兴学提出的这个做法不仅收获了百姓的安心与信任，还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表扬，成为各村的学习榜样。“制账吧，差一分钱也不行！差一分钱也得找出来！这是责任啊！”兴学如是说。是啊，就是这沉甸甸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担了一辈子。

1985年前后，村子里的七八个姓氏家族散布着各自的祖坟，还有零零散散的单埋坟。上级下了通知，要统一规划公墓，要求各家把祖坟迁移过去。徐庄村在北湖划出了40亩地，作为公墓用地，大家的祖坟都得迁到那里去。话是这么说，可事情办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一时间，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忍不住找到了兴学说：“祖坟迁了，我们以后怎么找？再说，祖坟被破坏了，这不就是断了根吗？”兴学明白，这事儿不好办。谁家祖坟不是几代人看重的风水宝地？祖祖辈辈都埋在那里，现在说迁就迁，哪家能心甘情愿？可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事儿不干也得干。于是，他挨家挨户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对乡亲们说：“埋在哪里哪里就好，祖坟其实就是人的一种寄托。我个人觉得土葬好，埋下去，过个三四辈，也就该平了，地还能种上庄稼。”

“思想工作都是提前做好的，要不谁愿意扒自己的祖坟。思想工作做好了，社员们都配合，把想扒的坟迁到公墓里，剩下的都就地平了。上级一下达这任务，都很头疼！没想到，思想工作做通后，迁的少，平的多。只要思想工作做好，做到家（做到位），就没有办不到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兴学还是不禁感叹。

在退休前，由于兴学曾在部队上的炊事班干过，学会了做大锅炒菜和一些鸡鱼肉蛋等的做法。所以村里的红白喜事少了兴学可不行，村民们都来找他帮忙下厨办酒席，每次一干就是3天的活。父老乡亲之间，这些事都是白帮忙的，没有报酬，随叫随到。这类活兴学一直干了30多年，60多岁以后，感觉自己老了，就渐渐不干了，还给村里培养了几个接班人。

从1972年成为党员，到1992年退任村干部，兴学将自己风华正茂的20年奉献给了部队，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方土地。作为一名党员，他“为人民服务”的“业务范围”随着乡亲们信任的升级，不知不觉间广泛起来，细数为村里做过的点滴，从稻改治土，到生产建设与人口普查，到基层规划公墓，再到帮忙红白喜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里总有兴学的身影，石门镇徐庄村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见证了兴学作为党员先锋的忠诚信仰与不辞辛劳。

“光荣在党50年”奖章

书香启梦 杏坛耕耘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学的村子按国家规定，在每家每户重新划分完土地后，把多余的土地再以承包的方式下放给了村民。这样一来，村民手里有了地，村大队部也一下子回收了30多万块的现金。在当时，这个有了一大笔活钱的消息可谓名震四乡。不久，石门镇中学的副校长就找到徐庄村的大队部。提出学校资金周转不开，想来借钱的请求。兴学在听到他讲到学校办学的困难、学生条件改善之艰苦等等时，身为党员的他，深知教育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于是答应支持他们，便用几万块钱救活了一所中学，铺下了几千千乡镇学子的求学路。

石门中学相关档案记录

兴学还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村干部去沭阳县给村里的学校买学习桌，路途遥远，他们半路只吃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不曾花公家的一分钱。待一口气走到那里订完桌椅，他们再将其打包好送回村子里来。从那时起，村里学生的土台子、土桌子一下子换成了木桌子、木凳子。学校新刷的墙白白的，没有了水泥土的烟尘，教室变得亮堂堂的，这是他们这届干部亲力亲为为教育干的事。再后来，随着教育制度的完善到“科教兴国”的提出，大学不断扩招。兴学又带领村里开设了助学金，凡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便可凭大学录取证明领取300块的助学奖励，那时候国家下发给师范类大学生的补贴是一个月60块。

时间一晃而过，兴学的女儿雁儿，也就是我的妈妈，也到了考高中的年纪。雁儿学习很勤奋，成功考上了最好的一中，也是那年村里唯一一个考上一中的女孩。全家人都为此事非常开心。但随着消息在村里散开，关于要不要供雁儿继续上学的各种说法纷至沓来。在“重男轻女”思想牢固的齐鲁大地，保留乡土社会传统的家庭能够供女孩读书，本就是那个年代村里少见的事，尤其雁儿还有一个也在读书的弟弟。村里女孩读书的唯一先例，也给了现实沉重的打击。前两年雁儿同村的一个女孩考上了一中，当时全村人都很轰动，由于村里广泛流传的“考上一中就等于把一条腿伸进了大学的校门”的说法。那个女孩的父母开始什么农活也不舍不得让她干，她回家唯一的事就是学习，为此还特意腾出了一间独立的房间供女孩读书。本就很不富裕的家庭为了支持“大学梦”的实现，就让女孩的弟弟妹妹都辍了学，回家务农。女孩在超越现实的“优待”里恃宠而骄，又面对高中变难的学业开始性格孤僻，嚣张跋扈。不仅在学校没有了好的成绩，在家里也与弟弟妹妹不和，对父母恶语相向。于是高中还没上完就与“大学梦”相距愈远了。上世纪的90年代，全国掀起了“下海”的高潮，那会儿沿海一些城市需要大量工人劳动力。很多村里人都出去打工挣了钱，于是大家开始觉得“反正也没有几个上好（考上大学）的，还不如打工挣钱补贴家里才算实惠。”那时，对于“未来总要嫁人”的女孩们来说，“上学无用论”几乎决定了她们的命运。面对村里人的种种劝诫，“俺爹在家门口抽烟，什么话也没有说”。雁儿至今对决定她人生走向的那一刻历历在目。

也许从不受“重男轻女”思想束缚，供女儿读书的那一刻起，兴学就冲破了落后世俗的牢笼，决定供雁儿继续读一中。只是在高中读书的岁月里，到了寒暑假的农忙时节，雁儿没有受到家庭独特的“优待”。山东是花生高产地区，秋收时为了及时收花生，常常要“摔花生”（将花生与根茎分离）到半夜，或许让孩子到处撒野是当时大多数父母教养的做法，但兴学却总鼓励两个孩子一起劳动，疲困了就带领一家人唱军歌山歌。终于，月光皎皎，蛙声一片，一家四口乘星河而归。“那时候俺弟还会抱怨不想干了，爹总嘿嘿一笑说，疼儿不让儿知道。”雁儿回想那时全家劳动的场景，感慨着父亲的用心良苦，既让姐弟俩在身边安全长大，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逃避的乐观心态，又让她们读懂了生活这本书中“付出与收获”的真谛。

1999年，雁儿寒窗十年，收到了属于自己“教师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个女孩追逐梦想的开始，也是一个父亲用拳拳之心奋力的托举。大学总是青年最美好的芳华，雁儿如愿加入了“未来教育家”协会。从会员到部长，再到最后的协会会长，雁儿参加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教学实践活动。体育馆里面对着上千人，雁儿做了主题是《放飞梦想》的演讲，叙述了自己从乡村走到大学，有梦才有远方的故事。雁儿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那是成为“人民教师”的责任在肩，也是有能力培养“祖国未来”的骄傲自豪。

2003年毕业季公开招聘教师，雁儿准备了一篇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参加讲课比赛，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成功签约回了高中母校。在那个骄阳似火的青春盛夏，雁儿成为了一名真真正正的人民教师。

2023年的盛夏，“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也收到了自己18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湖南师范大学。这些冥冥之中的相似经历，在回望的40年里似乎早已被证明，从1982年教室里焕然一新的木课桌，到2003年讲台上的《荷塘月色》，再到20年后的圆梦师大，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被这个家族的一辈又一辈赓续相传。

不忘初心 温情陪伴

1992年，兴学从村干部的岗位上退休，但真心实意为村里做实事的老党员，仍在继续发光发热。由于村里要打“村村通、巷巷通”的水泥路，但同一条巷子里路修在谁家前谁家后，群众意见总是不和，于是工程队又找到兴学专门帮忙规划水泥路线。一遇到有争执，就得有人调解、调和，最后做通工作。全村里大街小巷的水泥路线都是兴学帮忙敲定的。

施工队在村西北角上设计了一个过路水口，而打水泥路需要下铺管道，施工队往东边铺管道，南边的那户人家就不同意，往西铺管道，北边的人家就不同意，其中一家人家还是大队干部，调解了一下午也没调解好，只能停工。到了晚上，那个大队干部遇到兴学问，村里人都什么说法？兴学说：“路到你们那儿修不成了，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当干部也得按规划来啊！”最后那个干部想明白了，打电话与家里商议同意了下铺管道。第二天一早，他们恰好在村口相遇，那个干部有点赌气地说：“呦，这不是昨天教训我的大爷爷吗？”兴学听了嘿嘿一笑，回道：“谁叫你们不听话哩？”于是这不愉快的小插曲，便在这一声“不听话”里笑着化解了。用兴学的话讲：“我就是直爽，虽然我不在大队当干部了，但我还关心村里的事，村里的人也都相信我，我办事也认真。人活在世，就得认真！就得活出个样来！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你就得正直。”

2025年刚好是他与爱人文凤的50年金婚。携手相伴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兴学与文凤似乎是互补性爱情结合的代表。文凤原是家里最小的妹妹，集父母与哥哥姐姐的宠爱于一身，从小没吃过什么苦。而兴学恰恰是家里的长子、大哥，年纪轻轻就成了养活一家老小的顶梁柱。1975年，英俊潇洒的年轻小伙从部队回家探亲，在媒人的介绍下与肤白貌美的邻村小妹结了亲。他们携手相伴，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各自成家。如今，双双步入暮年的老夫老妻没了年轻时因生活的柴米油盐而激烈拌嘴的火热，更多了一份相互扶持、彼此依靠的温情。尤其随着年龄的衰老，文凤的身体经受不住岁月的考验。隔天就要送文凤去一次医院的透析治疗，成了兴学生活的主线任务。从家到医院来回的50公里，春夏秋冬160次的往返，兴学一转眼已经坚持了5年多，他说：“看看我能围着地球绕几圈。”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的真情，也是余生不离不弃的铮铮誓言。

闲暇之余，兴学喜欢打理自己种菜种花的小院。仲春的杏花，初夏的百合、秋天的无花果……老伴儿俩花开赏花，果熟摘果，秋天扫落叶，冬天扫白雪……四季更迭，岁月流转，相互扶持，彼此陪伴。

村庄依旧，家风长存，信仰未改，兴学给岁月留下的最深刻的注脚——是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用最寻常的人间烟火书写了一生的坚韧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