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李庄，为何容纳半个中国的文化大师

长江上游，宜宾东郊，有一个叫李庄的古镇。

看地图，它只是长江南岸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但如果把历史书翻开，你会发现，这座小镇曾经容纳半个中国的文化大师，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对于李庄，我慕名已久。亲身抵达，却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李庄

4月26日，借“百万职工游巴蜀”的机会，我与单位的同事们一起来到李庄。正是暮春时节，天气已经炎热起来，正如李庄古镇里那些商贩热情的吆喝声。

李庄名气很大，但来了李庄才知道，它的历史更长。长到要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梁代算起。

那时候，李庄就开始设镇，后来还长期做过县治，是川南六县的中心。因为紧靠长江，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重要的水运驿站。

到了明清两代，李庄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集散码头，南来北往的货物、操着不同口音的商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水边小城。至今镇上还保留着十八条明清古街，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街两旁全是木结构的吊脚楼。

最有名的席子巷，只有两三米宽，两边屋檐几乎要碰在一起，仰头望去，天空变成一条细长的蓝色绸带。

古镇里庙宇祠堂特别多，从前号称九宫十八庙，像旋螺殿、奎星阁、张家祠的百鹤窗，都是梁思成赞不绝口的建筑珍宝。

张家祠

按说，这样一个千年古镇，安安静静延续它的节奏就是了。可谁也没想到，七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会把李庄推上了一个让所有人仰望的位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学和科研机构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上海同济大学自然也在其中。

到了1939年，同济大学已经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却始终定不下来，师生们疲惫不堪，急需一个能安放书桌的地方。

消息传到李庄，当地几位有头脸的乡绅一合计，立刻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只有十六个字: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这短短十六个字，重逾千钧。

要知道，当时的李庄只有三千多人口，要腾出地方供给一所大学，意味着要把庙宇、祠堂甚至自己的住房让出来。但他们还是把这封电报发出去了。

就是这个掷地有声的承诺，拉开了李庄成为战时文化圣地的大幕。

从1940年开始，一艘艘满载着书籍、仪器和人骨标本的船陆续抵达李庄码头。

同济大学师生乘船抵达李庄码头

走下船的，有身穿长衫的教授，有提着皮箱的学生，还有满腹学问却一脸疲惫的大学者。

小小的李庄，像一块被突然拧大了水量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远远超过自己容量的人和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聚集了超过一万两千名师生和研究人员，镇上所有的公共建筑全腾了出来。

东岳庙里传出德文朗诵声，那是同济大学工学院在上课；祖师殿飘出福尔马林的味道，是医学院的师生在解剖尸体。

最初乡民们看见他们从坟地取回骨骼，以为是“吃人”的怪物，吓得不敢靠近。后来学校专门办了一次科普展览，一件件讲清楚，才化解了这场误会。

这件事到现在，还被老人们当作笑谈。

同时迁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几个最重要的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领头，他们把殷墟挖出的甲骨、明清大内档案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千辛万苦运到了李庄的板栗坳。

傅斯年

考古学家李济主持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也把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陶片和人骨带了过来。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更是押着几千箱故宫文物，安顿在张家祠里。

还有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就在李庄乡下的月亮田，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住了下来。

梁思成

那几年的李庄，可以说是群星璀璨。

你在镇上的青石板路上随便走走，碰到的可能就是某个学科的泰山北斗。

傅斯年脾气大、嗓门大，为了保护学者们不受地方军政的骚扰，他敢拍着桌子和当官的对骂。他曾经骄傲地说，李庄是“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考古学家董作宾，为了研究殷商历法，把自己关在板栗坳的戏楼上，对着甲骨拓片日夜推算，最后写出了《殷历谱》这部巨著，硬是把中国的信史年代又往前推了好几百年。

童第周的故事尤其让人心酸又感佩。他是研究胚胎学的，可在当时，哪有钱买显微镜？他只好去旧货摊上淘零件，自己动手组装。没有实验用的鱼卵，就端着脸盆到田埂边的小水沟里去找。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金鱼胚胎发育的论文，引起国际生物学界的轰动。为此，1943 年 6 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专程访来到李庄，见到了童第周。

最让人动容的，还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刚到李庄不久，林徽因的肺病就复发了，长期发着高烧，卧病在床。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没有药，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梁思成既要照顾妻子，又要操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还得继续他的研究。

就是在月亮田那间昏暗潮湿的农舍里，就着一盏晃动的菜油灯，梁思成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

林徽因常常靠在床上，帮忙查阅文献，校阅书稿。这部后来被奉为中国建筑学开山之作的巨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

梁思成在书的前言里，深情地写了一句“以此书纪念我妻林徽因”。这哪里是学术著作的序言，分明是战乱年代里最深沉的情书。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这些在李庄住了六年的机构和学者，开始陆续迁回原址。

临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全体同仁，立了一块石碑，叫作《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文开头就说:“山毓水灵，人文所萃……我辈居此，幸而有济。”

夜色下的长江

意思是，这方山水孕育了灵气，人文在这里汇聚，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里栖身，并且幸运地做出了成绩。

碑的背面，刻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53位大师的名字。这块碑，既是告别，也是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