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重水短缺反应堆将停,周总理嘱托:争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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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等着你们的消息。」

1959年5月28日,天津大学一间挂着「绝密」牌子的实验室里,周恩来总理握住一个青年人的手,叮嘱道「现在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而这个被总理点名的人,九年前还在美国「科学家名录」上,他的导师把自家的钥匙都交给了他。



01

1938年10月,珠江口的水浑浊发黄,岸边的广州城浓烟蒸腾。

天还没亮,广州西关码头上挤满了人。

哭声、喊声、扁担撞击声,混成一片。

16岁的余国琮被父亲一把推上小木船。

「快!上去!」

母亲怀里揣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还有父亲做生意攒下的几枚银元。

日军已经从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

余国琮趴在船板上,回头望了一眼。

那是他出生的地方,祖父开店铺,父亲、叔叔都留过洋。

现在,被日本人占了。

船开出去没多远,天上传来「嗡嗡」声。

是日军的橡皮艇。

「趴下!都趴下!」船老大嘶吼。

余国琮趴在船板上,鼻子里全是船板的腥气。

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白色的水花。

一发从他头顶上嗖地擦过,木屑四溅。

母亲死死按住他的后脑勺。

不知道过了多久,船上有人开始抽泣。

余国琮慢慢抬起头。母亲头发上落了一片碎木屑,脸白得像纸。

「妈,我没事。」

母亲没说话,只把他搂得更紧。

后来很多年,他都记得这条小船,记得头顶子弹飞过的那阵风,记得岸上烧着的广州城。

他有两个哥哥,在那场逃亡里,一个被炸死,一个被炸成重伤。

国仇家恨四个字,对他来说,不是书本上的词。是头皮上那一阵风。



02

一家人在香港暂时安顿下来。

1939年,余国琮在香港考区考上了西南联大化工系。

昆明。茅草屋。铁皮屋顶。

下大雨的时候,屋里下小雨。学生们就把脸盆、碗、饭盒一字排开接水。雨停了,课接着上。

最让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警报」。

日军的轰炸机来了,警报一响,师生抓起书本就往城外跑,跑到山坡上趴在土沟里。飞机过去了,再回来上课。

有时候回来一看,教室没了。被炸了。换个地方接着上。

余国琮在这里读了四年书。

茅草屋里,他啃完了化工热力学,啃完了精馏,啃完了传质分离。

外面在轰炸,里面在推公式。

1943年夏,余国琮拿到工学士学位。战时的大学毕业证,薄薄一张纸,但分量不轻。

他被分到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做助理工程师。

工作很闲,闲到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他嘟囔着。

下班后,他就钻图书馆,啃英文化工书。一啃半年。

1943年底,机会来了。

国民政府教育部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全国就一个考点,在重庆。

余国琮去参加考试。

考完,他收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美国化工系顶尖的两所学校之一。另一所,是麻省理工。



03

1944年,余国琮飘洋过海到了美国。

刚进密歇根大学,他就遇上一件糟心事。学校通知他:你得先补几门本科课。

「为什么?」

「我们觉得,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可能不太够。」

教务的人表现得很客气,但意思也是你们不行。

余国琮当时憋着这口气一头扎进了课堂。

别人一年修十几个学分,他修三十多个;别人下了课去酒吧,他下了课去图书馆。

一年之后,他不仅把要补的本科课全修完了,连硕士学位的全部学分也修完了。

1945年底,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证书到手。

接着,他转到匹兹堡大学,跟着库尔教授读博。

库尔教授是当时美国化工热力学领域的权威。匹兹堡大学旁边,就是实力雄厚的梅隆工业研究所,那地方的科研条件全世界顶级。

余国琮就在那儿做研究。做着做着,他发现了一件事——美国人的化工水平,没想象中那么高。

他后来和朋友聊天:

「在圈子外面看,觉得人家水平挺高。真正进了圈子,发现也就那样。」

「下点功夫,咱们不见得赶不上。」

1947年,余国琮拿到了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库尔教授把他留下当助理教授。

他成了当时美国大学化工系里第三个执教的中国人。

他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高等化工热力学。

来听课的人特别多。不光是研究生,很多在美国企业里干活的工程师也跑来听。一个研究生课,硬上成了「大班课」。

接下来三年,他和库尔教授一起发了六篇论文。

其中一个理论,讲的是汽液平衡组成和温度的关系,后来被很多专著、手册收录。

学界给它起了个名字——「余—库」方程。「余」就是余国琮。

28岁那年,他的名字被列入了美国科学家名录。

匹兹堡大学发了三把「金钥匙」给他,那是美国学术荣誉的象征。

库尔教授把家里的钥匙也交了一把给他。

意思很明白:我把你当一家人。



04

1949年6月,余国琮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

寄信人叫薛葆鼎,也是中国留学生,在匹兹堡留过学。

信里说——

「我们要搞一个组织,叫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动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

「快办成了。想把成立大会开在匹兹堡,能帮个忙不?」

余国琮看完信,没怎么犹豫,回信:

「能帮的,我一定帮。」

这事说起来不大,办起来不容易。

第一个问题:场地。

公开租宾馆肯定不行,美国政府那边盯着呢。

余国琮想了想,去找了学校。

「我想借一间教室。」

「干嘛用?」

「给学生补课。」

匹兹堡大学校园里,外国学生多得是,中国人也不少,几十个人进进出出,没人会注意。

教室就这么借下来了。

第二个问题:印资料。

宣言、通讯录、文件,开会要发的东西不少。

余国琮的办公室是套间,外间是秘书室,里头有印刷设备。

很多个晚上,楼里没人了,他一个人蹲在那台机器前面。一张一张地印——印宣言,印通讯录,印各种文件。

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匹兹堡大学一座42层的教学楼里开。

楼名叫「学习圣堂」。来自全美各地13个区会,五十多个代表与会。

大会通过了一份宣言,名字叫《我们的信念和行动》,里面写着这么几句话:

「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即将开始。」

「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

「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

「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人员,无可旁卸的责任。」

那年9月底,首届理事会选举开票。

余国琮当选首届理事。同时入选的,还有华罗庚。

后来,留美科协在纽约、芝加哥都开过理事会,余国琮都去。

会上,他不止一次站起来说——

「我学成之后,就要回国去。」

他每说一次,下面就有人跟着应。

后来他自己说过一句话:

「你在动员人家,其实也是在动员自己。」

05

1950年8月,28岁的余国琮决定回国。

美国科学家名录里有他的名字,匹兹堡大学正打算给他升职加薪,库尔教授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他。

要走?不容易。

新中国刚成立,美国那边盯得严,中国留学生想回国,处处是关卡。

余国琮想了一个办法。

他去找匹兹堡大学。

「我请假一个月。」

「干嘛去?」

「回香港探望母亲。」

香港当时还是英国属地。他办了一个英国签证,同时办了一个重返美国的签证。

两个签证一摆,就是一句话——我去探个亲,过段时间回来。

谁都没起疑。

只有一个人知道实情。库尔教授。

走之前,余国琮去找库尔教授。

「老师,我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

「我要回国了。」

库尔教授愣住了。沉默了很久。

「在美国,我们能合作出大成绩。」

「老师,您说得对。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祖国的建设,更需要我。」

库尔教授没再说什么,只慢慢点了点头。

到了旧金山,临上船前。

余国琮给库尔教授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了。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库尔教授的声音。

「余……一路平安。」

余国琮握着听筒,没说话。

那是一个老师对爱徒的告别。

挂了电话,他登上了一艘船。

船叫「威尔逊总统号」,船上一共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

旧金山到香港,整整一个月航程。

余国琮站在甲板上。回头看,是他工作了三年的美国;往前看,是他离开了六年的中国。

1950年9月,船到了香港。余国琮换了船继续北上。

他终于回到了广州。回到了他16岁那年眼睁睁看着沦陷的城市。

广州,已经是新中国的广州了。



06

回国之后,虽然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向余国琮递过橄榄枝。

他去了唐山工学院化工系。

那所学校,刚开办化工系,师资严重不足,实验设备约等于没有。校长是茅以升。

是余国琮的朋友林宗彩写信请他过去的。

「我们这儿一穷二白。但是国家需要。」

余国琮就来了。

他不光自己来。来之前,他还在美国动员了五个海归学者,加上国内两个老师。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唐山。

化工系的实验基地,就这么搭起来了。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唐山工学院的化工系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学。余国琮也调到了天津大学。

到了天津大学,余国琮干了一件事——研究精馏。

精馏这个词听着陌生,但其实它无处不在。

炼油厂、化工厂那些高高的塔,塔里头干的活就是精馏。

把混在一起的东西按沸点不同一层一层分开。

它是几乎所有大型化工过程的通用技术,也是核工业最关键的基础技术之一。

1954年,余国琮带着学生,在天津大学化工系建起了一套实验装置。这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

1956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关于蒸馏塔内液体流动阻力的研究》。论文被化工部注意到了,他被请去参加精馏塔标准化的大型实验研究。

天津大学的「蒸馏」科研,被列入了《十二年科技规划》——那是国家的远景规划。

就在他埋头搞精馏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

1958年,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行。

反应堆要运转,需要一种东西——重水。

07

讲到这里,得先说清楚一件事——什么叫重水?

普通水的化学式是H₂O,里面的H是氢。如果把氢换成它的同位素氘,得到的就是D₂O。

这就是重水。看起来跟普通水差不多,无色无味,喝下去甚至感觉不出什么。

但它在原子能领域是命门。

为什么?因为搞核反应堆,需要让中子的速度慢下来。慢下来,才能引发链式反应。让中子减速的东西叫减速剂。

重水,就是最好的减速剂之一。

问题在于——天然水里头,重水的含量极低。低到什么程度?

大约万分之一点四,也就是0.014%。

要把它提纯到核反应堆能用的程度——99.9%。

什么概念?沙里淘金。而且是把一整片沙漠淘成一块金砖。

中国当时造不出来。能造的国家,全世界没几个。

苏联以前给我们供。

1959年,中苏关系开始生变。

重水的供应开始收紧。

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面临停转。

「两弹一星」的整个推进,被卡脖子。

国家急了。找谁呢?

化工部的人翻资料,翻到了余国琮发表的那几篇精馏论文。

「天津大学,余国琮。」

「就是他。」

任务下来了。绝密等级。

08

1959年5月28日。

天津大学化工楼里有一间实验室,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两个字。

绝密。

那天,实验室里头的人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仪器擦了又擦,桌子摆了又摆,地面拖了又拖。

学生们都被叮嘱。

「等会儿不准照相。」

「不准乱说话。」

「也不准随便进来。」

中午前后,门外传来动静。车队到了。

实验室门口的几个研究人员站成一排。余国琮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外面套着实验服。

37岁,身板瘦削,眼神挺亮。

不久,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

他先跟大家一一握手。

「你们都还年轻啊。」总理微笑道。

紧张的气氛松了一些。

余国琮开口向总理汇报实验室情况。

没说几句话,总理就听出味儿来了。

「你是广东人吧?」

余国琮一愣。

「是。」

「广东哪里的?」

「台山。」

总理点点头。

「哦,排球之乡嘛。」

实验室里所有人紧绷的肩膀慢慢松了下来。

接下来,总理走到一台仪器旁边,听余国琮讲实验进展。讲了一会儿,总理握住了余国琮的手。

「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

「现在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的反应堆运作。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一定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

实验室里一下子安静了。

余国琮没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总理走了。车队开走了。

实验室门口的「绝密」牌子还挂在那儿。但里面所有人都知道。

这块牌子的分量,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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