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长松：苏联技术哲学和工业化道路的当代价值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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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苏）为师曾经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方针，我们曾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我们曾走过大体相同的工业化道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积累轻消费的快速工业化道路。时过境迁，当俄罗斯学者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我们却以发展了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技术哲学研究；当俄罗斯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又苦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难于建立之时，我们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之下大力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努力探索把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苏联的技术哲学和工业化道路是有其当代价值的。苏联的技术哲学和工业化道路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我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苏联工业化既是一个正面教员，让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有经验可循，使我们工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工业化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同时，苏联工业化更是一个反面教员，苏联工业化的最大教训就是速度质量不平衡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以苏为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少走了很多弯路，最终走上了一条质量效益优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兼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俄罗斯早熟型去工业化和原料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再次警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尤其是要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摆在第一位。总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绝对领导、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坚持群众观点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我们在借鉴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而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坚持统筹兼顾，量质并举，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则是我们需要汲取的苏联工业化的最大教训。

苏联工业化是苏联历史问题中一个争论不休、常谈常新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是因为这种争论不是从一个热点上和一个角度上迸发出来的。对苏联工业化持肯定态度的人所论述的大多是苏联的工业化本身，即那种持续了十多年甚至延长到战后的工业的迅猛发展及其毋庸置疑的成就；而对苏联工业化持否定态度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快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经济计划化和肃反扩大化等带来的种种副作用，是苏联工业化与苏联社会发展的负面关系，是其对苏联文化、思想、哲学等上层建筑的消极影响。从后一种情况来看，苏联工业化确实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第一，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又好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们必须坚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看待苏联工业化问题，这就需要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考察。

列宁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既不能无视历史局限性，过分夸大或拔高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标准苛求甚至贬损前人及其取得的历史成就。毋庸置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是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往往也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落后国家要想实现追赶型现代化，达到弯道超车的目的就不能按部就班地从轻工业做起，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国家干预是两个基本的手段。

2016 年，俄罗斯基于新历史文化标准的新版历史教科书正式出版发行。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国家历史，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界和学界的共识。新版历史教科书一反过去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重塑“苏联记忆”，希望让每一个俄罗斯人都能学习到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国家历史；同时，也希望能发现历史的经验教训，帮助俄罗斯人更好地选择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新版历史教科书对苏联工业化使用了“伟大的转折”这一标题，指出了苏联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工业化的目的在于通过优先发展国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保障苏联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在与西方各国不可避免的竞争形势下，苏联只有‘追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才是国家立足的根本。”新版历史教科书充分肯定了苏联工业化的成就：“苏联人民通过艰苦的劳动和非凡的努力，建立了完全独立、无依赖的工业强国，能够自主生产各类工业产品。国家具有强大的工业发展潜力，能够基本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新版历史教科书还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涅克里奇（А. М. Некрич，1920—1993）的话对广义工业化进行了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经十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从工业落后国发展成为具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在航空航天、热核武器和海军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强大国家。”可以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包围，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斗争形势，以斯大林为领袖的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而且积累了人类历史上极其宝贵的“苏维埃经验”。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不能否认，工业化不仅给苏联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带来了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的重大改变，苏联人民享受到了社会平等、福利、低物价，实现了四年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大学和学院培养的200 多万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特别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民众工资收入大幅提高，食品供应结构趋于平衡，普及了七年制和十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和退休金保障体系，居民平均寿命得到显著提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苏联工业化乃至整个苏联存续期间，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住房、日常生活设备和设施长期短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相对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快速增长，民生长期得不到彻底改变。特别是在20 世纪30 年代，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粮食和牲畜急剧缩减，发生了波及2500 万—3000 万人的严重饥荒；而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大约150万人被逮捕，70 万人被处决的悲剧。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脱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增长，不惜以牺牲人民根本利益为代价，那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如何实现计划与市场、速度与效益、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1921年，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成员除了党的干部还有管理领域、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1927 年苏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选择五年为期，是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大型方案建设的平均周期，并且五年一个周期经济可能会发生重大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是非常高的，数百座工厂同时建设，无论是物资还是人力资源都是不够的，导致计划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34 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五年计划更具现实性。当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生产指标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突出特点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除了从农业和轻工业中获得工业化所需资金，垄断对外贸易所产生的收益是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利用这些资金苏联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机床设备以及其他工业必需品。因此，苏联工业化是建立在加强计划管理和高度集权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集中动员国家巨大的内部力量。苏联建成了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这种特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避免了盲目的市场竞争，确保了企业有计划地获得利润，建立了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对劳动和创新较弱的激励机制，日常用品的长期短缺和无效的技术创新。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当新技术革命席卷整个西方社会时，苏联，技术创新应用却受到了制度压制，进入了所谓的“停滞时期”。苏联不止一次地尝试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实际上，苏维埃政权从1918 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尝试，但是被国内战争打断。第二次尝试是新经济政策，但是随着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张战胜布哈林等的平衡论，市场化进程再次被打断。战后苏联经济重新回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它是有机会再次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但是冷战的开始使繁重的、以发展军事工业综合体为目的的产业结构丧失了市场改革的机会，柯西金改革成为最后一次这样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些尝试都没能贯彻到底，改革的大好时机也未能被抓住。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40多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我们一定要汲取苏联顽固地坚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让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两只手”的协同作用下行健致远。

此外，为了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党和政府不断追求建设的高速度，但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高速度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许多高指标不仅无法完成，而且助长了浮夸、冒进和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斯大林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加快集体经济的建立有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1930 年3 月2 日的《真理报》刊发了他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文章指出：“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决不能把发达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样板机械地搬到不发达地区去。”认为这样做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反动的。但实际上，“斯大林认为，经济比例失衡是导致食品供应危机的主要原因。小农经济从根本上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家工业建设的需求，同时大富农阶层有意识地破坏国家粮食供应，加剧国家轻工业和农业危机”。同时，派遣了25 000 名布尔什维克党员下到农村去推进集体化政策。一方面，农业集体化为将农村的物资和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满足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集体化也消灭了市场经济在苏联的最后栖息地——私有小农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29 小时就会有1 家新的企业投入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10 小时产生1 家新的企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平均每天出现3家新的企业，即每8 小时产生1 家。截至1940 年苏联建成了约9000 家新的工业企业。可以说，在斯大林之前，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斯大林之后也再没有出现过。然而，这种只追求数量和速度，不顾质量和效益的高速度增长不仅造成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浪费的后果，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盲目开垦黑土地虽然能够带来粮食的增产，但却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和沙尘暴肆虐的后果；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则是苏联时期最大的生态灾难。因此，长期忽视人民利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所谓高指标，影响和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最终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苏联工业化的惨痛教训一再警示我们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也就是坚持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是最能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总之，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摘编自《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工业化 : 历史·经验·启示》（万长松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6. 3）一书“结论 苏联技术哲学和工业化道路的当代价值”，参考文献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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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84497-2购买本书

责任编辑：邹 聪 陈晶晶 高雅琪

《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工业化: 历史·经验·启示》是一部对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工业化以及二者之间错综复杂关系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横跨300 多年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俄罗斯和苏联现代化历史进程做了全面的梳理与概括，着重分析了苏联时期，特别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苏联工业化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作者详尽论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兴起和主要观点，并把它概括为“技术决定论”、新“专家治国论”和“技术手段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内容都与苏联工业化的方针、方法相辅相成。正确看待和处理苏联技术哲学与苏联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提供启示。

本书可供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科学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师生，以及对哲学感兴趣、具有理论思维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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