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语道破中国千年的管理精神

导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当读到这句话时，很多人都会被范仲淹这种博大的情怀所动容，为其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所感慨。细观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隐约间，你会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移来。

01

传承千年的士大夫精神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曾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两年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64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后人论及范仲淹，往往称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进谏、抗击西夏、主持新政这些方面，而是在他确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合。孟子曾经强调，普通人的思想与态度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强调士大夫以忧患意识为主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要胸怀天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话，说明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可以说，范仲淹是儒者从政的提倡者。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儒者个人意义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则把其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从修身到治国、由内圣到外王的践履通道。这种从政已经不再是从四书五经中寻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再局限于儒者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担当。所谓从政，不仅在庙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

02

用人大权独揽，庶务小权分散

范仲淹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见于他的“四论”。在《帝王好尚论》中，他并不赞成老子主张的“无为”，认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即喜欢什么崇尚什么）关系到政风民俗。“圣帝明王岂得无好，在其正而已。”（意为：圣明君主哪能没有个人喜好呢，只要是正当的就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为正，故能天下归心；桀纣秦隋，所为不正，故招丧乱之祸。

在《选任贤能论》中，他强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选人之道应当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重俊义，斥柔讷，勿使英雄失望于时。

在《近名论》中，他反对老庄的养生保身，主张弘扬儒家名教，以激励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论》中，他主张强化君权，委政大臣。

关于君主与大臣的关系，是范仲淹最上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离不开大臣辅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导致君权旁落，所以，在君臣关系上必须做到“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凡是治理国家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莅民治事、上下庶务，都属于人臣之职，均可委任臣下办理；凡是“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属于人君之权，必须由帝王亲掌，绝不能委给臣下。

按照范仲淹的这种思想，执行权乃至决策权均可委之大臣，但事关政权根本的用人权、组织制衡的职能配置权，以及组织运行的监控权，一概归之君主。

皇帝之下的国家治理系统，以宰辅（文）和将帅（武）为主体，以御史监控整个系统，以京尹管控核心区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县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则掌握不同类型的人才储备，区分宰辅人才、顾问人才、谏诤人才、将帅人才，然后恰当使用。总体上而言，就是用人大权独揽，庶务小权分散。

03

谏诤与朋党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儒家强调的谏诤方面是出色的代表，他们二位为人的正派，意志的坚定，儒学修养的深厚，加上宋朝对台谏的重视，政治环境的宽松，使他们的谏诤行为垂范史册。

如果说，唐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还属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么，宋代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强谏，则已经形成大张旗鼓的习惯性制度。此时的谏诤，已经成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欧阳修就称，为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

在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有可能存在障碍。从逻辑上讲，立人达人，必须以立人者和被立者、达人者和被达者在“立”与“达”上认知一致为前提。如果“立”的标准不同，“达”的方向各异，那就很有可能甲认为是立人，乙认为是害人；甲认为做出社会贡献才是达人，乙认为自己荣华富贵才是达人。一旦“立人”和“达人”的认知对立，那么，行为冲突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朋党问题才在宋朝频频出现。

平心而论，宋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然而，当仁宗拒谏时，按照儒家学说，他就被贴上了“昏君”的标签。

在宋朝，出于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大臣同皇帝的冲突不难解决，儒学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但是，大臣之间的冲突就不一样，较为极端的儒者，会把与自己价值观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归入奸佞而加以排斥；即便不是奸佞，起码会归入小人，而决不会把他们当作君子。

以先后同范仲淹、欧阳修发生冲突的大臣为例，宰相吕夷简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是相比较而言，把他归入奸佞或者小人，并不恰当，但是，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言谏中，无疑是把吕夷简划入了敌对一方。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冲突往往最后被小人所利用，旁生枝节，造成严重的内耗。即便是公认的正人君子之间，行为矛盾和认知不一也普遍存在。范欧二人与其他正人君子，如范与梅尧臣、欧与富弼，都有过不和与冲突。

言谏之外政务处理中的矛盾，何为可容忍的分歧，何为不能容忍的分歧，儒学并未给出确切标准和尺度。范仲淹试图用先忧后乐、欧阳修试图用同心共济，以取得最大公约数。他们未能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难题，而是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办法，代表性事例就是范吕和解，范仲淹和吕夷简死磕一辈子，但最终，两人和解。

据《价值中国》 刘文瑞/文